首先，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大工业经济。进入社会化大生产后，人们的生产活动与消费活动开始分离，劳动者开始脱离传统的生产模式，离开家庭走向社会。此时的劳动者在遇到疾病、伤残、年老、生育等风险时，无法再像传统社会那样依靠家庭来保障他们的生活，需要社会来承担劳动者的种种风险，以保证社会生产的基本秩序。由政府出面制定和实施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已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其次，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优胜劣汰现象，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最终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为了维护社会安定，避免社会矛盾激化，政府必须建立某种新型社会制度，对那些在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给予物质帮助，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
第三，市场经济具有周期性。在经济膨胀时期，生产规模扩大，吸纳了大批劳动力；在经济收缩或停滞时期，会出现企业破产，大量工人失业。即使在经济正常发展时期，由于市场调节带有自发性、滞后性，也常常会有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存在，这些工人失去收入，生活来源断绝，并非自己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企业破产、经济危机等他因造成的。这就必须给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以避免他们流离失所，铤而走险，危及社会安定。
第四，市场经济是技术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产的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高素质劳动力。劳动者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也必须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为了保证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得到及时与充分的满足，需要通过某种制度性安排，使得劳动者不论在业、失业，还是遇到意外事故，其本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费用和子女的教育费用都要有切实的保障。
总之，正是市场经济的特点导致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惟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弥补市场经济上述种种的不足与缺陷。
（二）政治民主化的推动
早在１８世纪，英国工人就曾自发地组织起来实行互助。最典型的互助组织是“友谊会”，会员大都是来自同一个行业的技术工人。入会的会员定期交纳一定数额的会费。如果会员发生意外事故不能正常工作时，可以从“友谊会”领取救济。这种由个人交纳会费，从而获得援助权利的互助形式，是现代社会保险的雏形。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后，英国的政治逐步民主化，公民的选举权不断扩大，人民在议会和政界不断发出社会改革的呼声。为适应这一形势，保守党和自由党都相继推出各种社会提案，新的社会保障形式随之逐渐形成。１８７５年保守党主持通过了《公共健康法》，１９０５年又通过了《失业工人法》。１９０６年自由党政府在新成立的工党的支持下着手建立福利国家，同时先后制定了《教育法》（１９０６年）、《退休金法》（１９０８年）、《劳工介绍法》（１９０９年）。１９０９年自由党向议会提出了“人民预算”，提议向商人征收重税，用以支持退休金和其他福利项目，结果遭到上院否决。１９１１年通过的《国民保险法》包括了工人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资本和工业的集中，加剧了失业状况，也促进了英国社会保障的国家化。凯恩斯主义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开始出面支持货币、保护工业、扶助农业，以征收所得税为手段，调节经济和社会生活。新的社会保障以维护人权为基础，以个人有权利获得劳动机会以及在必要时享受救济为内容。工作机会和劳保福利都不再是统治者和富人的恩赐与施舍，而是劳动者的正当权益。新的社会保障的出现，体现了英国工人阶级社会和政治地位的提高。
（三）工人运动的推动
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而这种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是与德国工人阶级的长期斗争分不开的。１９世纪中叶以后，德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不断高涨。“铁血宰相”俾斯麦为了取得政治统一，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在不断镇压工人运动的同时，希望通过社会保险立法来安抚工人，缓和社会矛盾。俾斯麦把实行社会保险看作是“一种消除革命的投资”，从客观效果上看，它对改善劳资关系，消除劳动者对各种风险的担忧，促进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二节）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一、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标志与具体内容
（一）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标志
从２０世纪中叶开始，社会保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普遍福利”政策的广泛实施和“福利国家”的纷纷出现。这说明社会保障从内涵上已扩展到以普遍福利型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
福利国家的初步形成，首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１９４２年１１月，牛津大学教授贝弗里奇受政府的委托，经过１８个月的调查研究，向英国政府提交了《社会保险及有关福利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对英国政府乃至西方各国实施“普遍福利”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
贝弗里奇在报告中提出了三项立论原则：（１）在计划未来时应参照过去的经验，但又不受过去经验的局限；（２）社会保障是消灭贫困的有效武器，而贫困、疾病、愚昧、肮脏、懒惰等５种社会病害是重建新社会的障碍；（３）实现社会保障理想，有赖于政府与国民的合作。
基于上述三项基本原则，贝弗里奇建议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形成一整套改革措施：（１）凡有收入的人都必须参加社会保险，按照同一标准缴纳保险费，也按同一标准享受保险给付；（２）把分散管理的制度改为全国统一的制度；（３）保险给付应以保障国民的基本生活为目标，享受时间应以领取人的需要为准；（４）社会保险应包括国民生活基本需要的各个主要方面；（５）因无收入而不能参加社会保险的人，国家应制定公共救助法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使其生活水平达到国民最低生活标准。
１９４５年英国工党上台执政后，开始着手实行社会保障的国家化，以达到其更高程度的社会平等和更大程度的经济平等的目标。此后，英国的社会保障在１９４２年通过的《家庭津贴法》基础上迅速发展。
１９４６年通过了《国民保险法》、《国民工伤保险法》和《国民保健事业法》，１９４７年通过了《国民救济法》，这五项法案于１９４８年７月５日全面实施。至此，以社会福利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英国基本上建立起来。１９４８年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英国第一个建成全体公民“从摇篮到坟墓”均有保障的“福利国家”。由此形成的“福利国家论”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欧美等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步其后尘，纷纷宣布实施“普遍福利”政策，相继宣称自己建成了“福利国家”。
随着社会福利事业的兴旺发达，社会保险进一步加强，社会优抚工作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伤亡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与此同时，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则依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以国家保障为特征的社会保障制度。接着，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先后建立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社会保障就成为全世界公认并为各国共同采用的社会政策。
（二）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具体内容
１．社会保障制度全民化
西方社会保障的全民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越来越广。英国１９４６年通过的《国民保险法》与以往社会法的重大区别在于保险面广，囊括了失业、疾病、生育、死亡、孤寡、退休等方面，几乎每个英国公民都可以享有社会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邦德国政府制定的社会保险也是接近全民性的，与俾斯麦时期的社会保障法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仅以健康保险为例，全国人口的９０％都享有国家健康保险，而其余１０％的人口则享受私人保险。（２）社会保障成为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各国社会保障普遍地由个人、团体或国家单方面地承担社会责任变成为公民应享有的权利，各项社会保障政策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投票，取决于如何在各个阶层的人民的意愿和国家以及集团的利益之间进行平衡。
贝弗里奇报告中就强调全民保障的原则，其中特别强调两点：一是主张国家公民享有平等的社会权利，主张由国家为每个公民，不分贵贱高低，提供起码的生活保障。二是主张社会公民承担社会义务的平等，即所有参加保险的人，不分贫富，都将支付同等数量的保险金。
２．进一步确立了国家在社会保障中占据了主体地位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政府就开始统管一些关键性的工业企业以保证军队的需要。战争中大批参军应战的士兵成了国家雇员。
战后伤残人员的安置，阵亡战士家属的抚恤，都成为国家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强调：（１）建议政府要统一管理保障项目；（２）建议政府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来实施社会保障措施；（３）社会要保证使人民免遭贫困、疾病、愚昧、肮脏和失业之苦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邦德国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重建。联邦德国在二战后提出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模式。这种“社会市场经济”保障模式的突出特点是由国家出面在自由经济和社会计划之间进行调节。联邦德国之所以提出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保障模式，是因为在此之前，德国经历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和纳粹时期的专制主义，这两种主义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走向两种极端，影响了社会稳定与发展。有鉴于此，二战以后，联邦德国政府采取了折衷方法，提出建立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社会市场经济”这一社会保障模式。
３．社会保障项目越来越全面
西方有些国家设立的保障项目达几十种之多。除了退休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工伤保险这三大项基本保障以外，西方各国还纷纷设立了各种补助和救济项目，其中包括孕妇补贴、产妇补贴、幼儿补贴、学童补贴、住房补贴、低收入家庭补贴、寡妇补贴等等，不一而足。号称要“从摇篮到坟墓”实行全面保障。战后，美国的社会保障措施也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到６０年代，美国各种保障项目约有３００多种。“福利国家”中国家承担了全体公民的终生保障责任，这使得国家在整个社会保护系统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也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４．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攀升
社会保障制度沿着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的台阶不断向上攀升。社会保障的内容产生“质”的变化，由过去以“济贫”为主的社会保障转向今天以“福利”为主的社会保障。由于战后西方各主要工业国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使得原来主要是解决贫困群体的温饱问题的社会保障，转而变成如何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问题。
西方许多国家经济繁荣，已有能力用“福利保障”代替“济贫保障”，使社会保障由为少数确实贫困的人提供亟需的援助，演变为向社会全体成员提供预防意外损失的社会制度。西方着名学者布鲁斯在《福利国家的来临》一书中提出，新形式的社会保障有五大原则：（１）社会要保障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体面生活；（２）社会要保障每个人的基本生活不受意外事故的影响；（３）社会要帮助每个家庭的发展；（４）社会要把健康和教育当作公共的事业，从而普遍地提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水平；（５）社会要保障发展和改善包括居民住宅、城市环境在内的公共设施等等。
（三）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后果与影响
首先，社会保障制度推动了战后西方各国经济的增长与繁荣。由于社会保障有效地调节了收入分配关系，平衡了社会利益结构，稳定了社会秩序，从而推动了西方各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战后西方各国的经济繁荣。战后西方大多数国家年经济增长率都在３％-５％之间，工业发展的年增长率超过６％，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上升。其次，扩大了社会平等与公正。由于社会福利的全民化，西方各国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在社会政治权利上不断趋于平等。第三，平衡了社会阶层的利益。对于在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哪些社会阶层获得的利益最多，由于统计的方法不同，结论也不一样。一种观点认为，弱势群体获益最多。兰普曼的统计显示，抚养子女的单身母亲、老年人和残疾人得到社会保障所提供的福利的５６％，而这些人只占总人口的２５％。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社会保障其他项目的受益者中富人占了优势。因为这些社会中的上层人士教育水平高，信息灵通，能够理解并知道怎样申请社会保障所提供的服务。雷格兰特的调查统计则显示，在英国，上等阶层比穷人多享受了４０％的健康福利，多占了５０％的教育经费，而住房补贴几乎１００％被多占了。在瑞典，各项福利和保障政策最积极的支持者也不是工人，而是白领公共雇员。尽管观点不同，但战后欧洲的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是确定无疑的事实。需要指出的是，高福利政策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确实造就了一个“福利阶层”，但这并不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在推进欧洲社会稳定和文明进步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二、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背景
（一）产业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大变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国家的重工业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成为西苏振芳：《社会保障概论》，中国审计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４６-４７页。
方国家经济的主导部门。在这种产业结构中，技术工人阶层在社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二战结束后，重工业的地位逐步被电子工业技术、信息系统、金融业和服务业所代替。这种工业主导部门的转换，带来了产业工人比例下降、工人白领化、雇员专业化等一系列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重工业和其他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衰落，使大批的传统产业工人失业或被迫改换工作。
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动引发了战后初期日益高涨的罢工浪潮。西欧各国成为罢工最迅猛的地区。１９４９年５月，意大利２００万农业工人发生了空前大罢工，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５日，法国所有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的１００万雇员，为改善劳动条件，举行大罢工，同年６月，英国铁路、电力、码头工人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工人运动的空前高涨，严重威胁着社会基本秩序。面对这种形势，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西欧各国不得不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力度，提高社会福利水平，采用救济、补贴等社会保障措施来平息社会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