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印度的管理权从东印度公司手中转移到英国政府手中之后，印度各阶层人民的处境并没有太大改变，甚至更糟，这从以后一个多世纪中印度多次发生死亡上百万人的饥荒中就可以看出。在农村，村社制度几乎荡然无存，一些富有的人用大量钱财购买包税权，然后采取各种手段逼迫农民吐出他们仅有的财产。许多农民无法忍受这样的剥削，只好离开土地，到大城市中寻找一线生机，他们挤在贫民窟中，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要经受饥饿和各种疾病的摧残，大部分人就惨死在孟买或其他大城市阴暗的小房间里。就在大批农民到城市中谋生的同时，印度的手工业者正经历着巨大的冲击。１９世纪英国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大量廉价的工业品，尤其是棉纺织品在印度大量倾销，印度本地的手工业者迅速被这些如潮水般涌入的纺织品淹没了，他们惟一的谋生手段失去了意义，只有坐等死亡的到来，尤其是到了１９世纪下半叶，印度平原几乎被手工业者的白骨覆盖了。
１７９０～１７９２年印度的孟买、海得拉巴、奥里萨、马德拉斯和古吉拉特等地区发生特大饥荒，造成无数人死亡，虽然具体数目不详，但是从这次饥荒的别称——“骷髅饥荒”中可以推测，它所造成的死亡决不会少于百万人，因为这个名称就是因死人太多，尸体来不及埋葬，都抛弃在荒野中而得来的。１０年后，印度西部地区由于干旱、蝗虫和战争造成饥荒，几十万人死亡；１８３７～１８３８年印度西北部，干旱造成的饥荒导致８０万人死亡；１８６６年孟加拉和奥里萨降雨过少引发饥荒，１５０万人丧生；１８６８～１８７０年印度拉杰不拉达、西北和中部各邦以及旁遮普省由于干旱、饥荒和热病使几百万人死于非命；１８７６～１８７８年印度在干旱和英国变本加厉的掠夺之下，５００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１８９６～１８９７年印度干旱、饥荒和疾病并行，虽然救济工作较为成功，仍有５００万人死亡一幕幕惨剧延续到２０世纪仍然没有结束。
不难发现殖民统治的阴影始终笼罩在饥荒岁月的上空，一边是无数饥民最终力不能支而倒毙在大街小巷，另一边却是歌舞升平、奢华无度的生活，这两种天壤之别的生活早已说明饥荒的真正原因。事实上印度的大部分地区自然条件算不上恶劣，在历史时期这里也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但近代以来，尤其是１９世纪中，饥荒几乎是连绵不断，一些死亡在百万人以上的饥荒接踵而至，可以肯定的说这与英国在１９世纪加重了对殖民地的掠夺有直接关系。当时英国被一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赶上并超过，但是英国凭借着广大殖民地，仍然获得了惊人的利润，正是西方国家的竞争促使英国采取更严酷的手段来增加收入，同时也导致了殖民地人民的极端贫困化，从而引发了一波高过一波的饥荒浪潮。
值得注意的是，在孟加拉和印度东北部地区，经常性的台风和洪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饥荒的发生，但是任何一场饥荒如果没有人为因素在其中作怪肯定不会像它表现出来的那样残酷无情。１９４３年孟加拉遭受了特大洪水的袭击，１／３以上的面积被浸泡在洪水中，当年农业大幅度减产，这引起了当地人民对于粮荒的恐惧。年底一些地区开始缺粮，当时只要３００吨粮食就可以缓解粮食的紧缺状况，但是当时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关键时刻，日本占领了缅甸，陆上运粮通道被截断，当地一些有钱人认为发财的机会到了，就大肆囤积粮食，致使粮价猛涨，许多人因买不起粮食而饿死。谁也没想到这年本来是无足轻重的粮食减产竟酿成了一次造成１５０万人死亡的大惨剧，由此可见社会的和人为的因素对饥荒的影响是何等深远。
时至今日，印度、孟加拉国仍是两个比较贫穷的国度，洪水、干旱和其他人为因素成为困扰这两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在摆脱了殖民枷锁之后，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援助之下，这里饥荒的发生频率大大降低，程度也有所减轻，死亡人数大大下降，但是一些新问题又涌现出来，首当其冲的是人口恶性膨胀。目前印度人口居世界第二位，这大大超出了该国经济所能承担的数量，由此引发的生态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国民教育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孟加拉国这一问题也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可以说如果在２１世纪这两个国家没有解决人口恶性膨胀的问题，而是任其发展，曾在历史上出现过的特大饥荒随时都有可能重新光顾，到那时美丽的南亚次大陆会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在世界面前呢？
三、１８４５～１８４９年欧洲“马铃薯饥荒”
１８４５～１８４９年在爱尔兰由疫霉属真菌毁坏马铃薯叶及食用块茎的晚疫病引发了欧洲１９世纪最严重的一场大饥荒。
事情要从震惊欧洲的拿破仑战争说起。从拿破仑上台起，欧洲诸王室就视之如寇仇，英国也不例外。为了对付这位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英国从爱尔兰征调了大量军队，并且在爱尔兰实施战时经济体制，一直都是欧洲不发达地区的爱尔兰暂时繁荣起来了，但好景不长，战争结束后，大量英国军人被遣散回家，其中１／３是爱尔兰人。他们带着满身的硝烟和疲惫重返家园，成千上万的人充斥在劳务市场，没有土地，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就在爱尔兰面对大量人口无能为力时，英国政府制定玉米法，把苛刻的关税强加给爱尔兰中小地主，为了应付无穷无尽的税款，大量的农产品——玉米、小麦、燕麦以及肉类被运往英格兰，只给大部分爱尔兰人留下一种食品——马铃薯。爱尔兰普通民众对于单一食品的依赖不仅造成了严重的营养不良，也为以后饥荒的爆发埋下了隐患。人口的急剧增加和英国统治者的无情掠夺使爱尔兰人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这片富饶的土地几乎变成了乞丐之国。正如爱尔兰着名小说家威廉姆·卡莱顿所描述的：这是“一个充满饥饿、瘟疫和死亡的巨大人间地狱”。
着名英国诗人雪莱则是这样描述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的：
“都柏林的穷人无疑是最下贱、最悲惨的了。成千上万的人拥挤在一起，简直就是一群有生命的垃圾。富人把穷人压榨得一无所有，还对他们的贫穷大加抱怨。他们迫使穷人挨饿，而当穷人去偷窃面包时却又被他们吊死。”
另一位英国作家卡莱尔也为我们留下一份真实而令人震惊的记录，“我在世界其他地方从未见过如此令人讨厌的乞讨方式。成群的乞丐蜂拥围住你，就像一群贪婪的狗围住了一堆腐烂的臭肉。基德尔是我所见到的最悲惨的地方之一，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乞丐。在这里仿佛是在异国他乡的达荷美。目睹这样的景象之后，人类的同情心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冷酷无情和厌恶憎恨”。
英国政府也注意到爱尔兰的极度贫困，并且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进行调查，在１８４３年该委员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这样描述当时的爱尔兰：“爱尔兰人习以为常和默默忍受的贫困生活难以用语言来准确描述在许多地区，他们的惟一食品就是土豆。冬天，不少人住在简陋的小屋里，难以抵御自然的风寒。一张床和一条毯子就是相当难得的奢侈品了。饲养的猪和猪粪几乎是他们的全部财产。”耸人听闻的贫困迫使英国在爱尔兰兴办一些公共工程提供就业机会，以缓解贫困状况。然而这些工程由于待遇低下，条件恶劣，不仅没有起到缓解贫困的作用，反而导致大量爱尔兰工人死在工地上，在饥荒开始后，这些收效甚微的以工代赈活动就基本停止了。
到了１８４５年，爱尔兰人民的生活水平已降至一个可怕的水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挣扎在贫困之中，但是他们没想到更为悲惨的命运就要降临了。这年爱尔兰异常阴冷潮湿，一个偶然的机会使疫霉属真菌自北美来到爱尔兰，开始了它长达５年的扫荡。当年爱尔兰就有大量马铃薯因这种细菌引起的晚疫病而腐烂在地下造成部分地区歉收。此后的四年中，晚疫病的阴影游荡在爱尔兰的大地上，各地的马铃薯几乎绝收，数以万计的人由于失去了惟一的食物而饿死在他们的茅舍草棚里，许多人临死前嘴角还挂着各种各样寻来充饥的野草，人吃人的现象也层出不穷。
整个爱尔兰变成了巨大的坟场，随处可见缓缓前进的送葬人群，墓地已经爆满，迟来的人只好被安葬在道路两旁，有些就随便抛弃在田野中。在埋葬死人时，成群瘦弱不堪的野狗等在一边，等送葬的人一走，它们就蜂拥而上，抢夺死者的尸体。在当时作家约翰·米切尔的笔下，爱尔兰是如此令人毛骨悚然，“一片异常寂静的恐怖之地。无论你走到哪里——城市还是乡村，平原还是山区——到处都像坟场一样死一般寂静。
人们面对的是一场可怕的无声无息的巨大灾难，毁灭正悄悄走近每一个人人们可能会哭泣，也可能会诅咒，仇恨将永远地记在人们心里。人类的激情在这里已化为一种非人性的超自然的沉寂：儿童在做着繁重的工作，他们目光呆滞、毫无生气，面孔皱巴巴的如同垂暮的老人。劳动的人群中没有言谈，更没有欢声笑语，他们像无声的鬼影在移动甚至连狗也毛发脱落、无精打采，瘦削的脊骨锯齿般地露在外边；它们隔着臭水沟贪婪地盯着人，然后胆怯地溜到一边”死亡的丧钟久久地回荡在爱尔兰的上空。
灾难一直持续到１８５０年才有所缓解，晚疫病逐渐退出了爱尔兰，但是饥荒的影响并没有随之消失。在饥荒期间，约有１１０万人死于饥饿，１５０万人移居北美和英国，其中许多人惨死在伦敦肮脏不堪的地下室或是波士顿、巴尔的摩最贫穷的爱尔兰居住区。大量人口死亡和外迁使这次饥荒成为爱尔兰人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１８４４年，也就是饥荒爆发的前一年，爱尔兰尚有近８４０万人，到１８５１年饥荒结束时只有不足６００万人，而且在此之后的几十年中，爱尔兰始终保持着极低的生育率和大批人口外流的趋势，到１９２１年爱尔兰独立时，其人口总数竟不足饥荒发生前的一半。
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顾这段残酷的历史时，看到的不仅是可怕的植物病，还有令每个人都难以面对的人类自身的残酷无情，其程度之深远远超过了任何自然灾害所带来的震撼。在经受前所未有的灾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刻，爱尔兰人却陷入了孤立无援的悲惨境地。在饥荒一开始，以Ｒ.皮尔爵士为首的内阁还能尽力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好景不长，第二年６月Ｊ.罗素任首相，组建了自由党内阁，他不仅不愿增加对日益严重的爱尔兰饥荒的救济力度，还转而强调要依靠爱尔兰自身的力量和自由市场的调节结束这场灾难。在冠冕堂皇的自由主义论调的支持下，他们轻易地把爱尔兰推向了更悲惨的深渊，与此相呼应，在英国国内许多人为这种观点大造舆论声势，一些人甚至叫嚣着爱尔兰过度膨胀的人口对英国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削弱这一威胁。
英国国内这种残酷的看法在卢肯伯爵驱逐农民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饥荒中许多农民连活下去都很艰难，根本无力承担高昂的地租，冷酷无情的地主就将他们逐出家园，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几代人耕种的土地，流离失所，妇孺老幼在冰天雪地中等待着死亡的召唤。马尤县的卢肯伯爵就是这些地主中最臭名昭着的一位，为了满足个人的贪欲，他一人就使４万多农民失去了家园，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然而制造这起令人发指的事件的主角却受到《伦敦时报》驻爱尔兰记者西德龙·奥斯本的大加赞赏，甚至被誉为“慈善家”，这位记者实际上说出了许多英国贵族的心声。有些人在这条残酷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英国的丁尼生勋爵在公开场合大肆宣扬对爱尔兰进行种族灭绝，他狂妄地叫嚣着：“爱尔兰人生来就极为愚蠢，他们居住在一个可怕的岛屿上，根本就没有多少自己的历史难道就不能用炸药把这个可怕的孤岛炸平吗？”
事实上这场长达５年的大饥荒令持以上论调的人们十分满意。在英国政府１８５１年送交首相的人口普查报告中，最清楚地表明了英国官方对爱尔兰过多人口的担心和对饥荒结果的心满意足。这项统计显示，有２００多万人从这个岛国消失，报告的结尾这样写道：“阁下将会满意地看到，尽管爱尔兰人口急剧膨胀，但在饥馑、瘟疫和移民的帮助下，那里的人口已经大幅度减少。总的来说，爱尔兰的人口统计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
一旦了解了这种没有一丝人类同情心的态度，我们就不会对英国国内许多人在爱尔兰饥荒面前所表现出的幸灾乐祸的态度感到惊讶了。当时没有几个英国政治家会为爱尔兰人的困境担忧，甚至连一向以公正、客观自居的英国历史学家也忘记了发生在离他们不远处的这场灾难，他们更多的是对爱尔兰人冷嘲热讽。英国历史学家狄士累利在侮辱爱尔兰人时极尽能事，说这些在饥饿中苦苦挣扎中的人们“一会儿贵如教皇，一会儿贱如土豆”，而曾经担任英国首相的政治家索尔兹伯里也抱怨说，爱尔兰人同非洲的野蛮人一样，没有能力自治，更没有能力自我生存，言下之意饥荒只是上帝的意愿，是上帝要消灭这个民族。
１８４６年３月２３日英国约翰·拉塞尔勋爵在上议院会议上慷慨陈词，仗义执言，为爱尔兰人打抱不平，他说：“我们使爱尔兰成为世界上最落后、最悲惨的国家全世界都在为我们的行为感到羞愧，而我们却继续对这一耻辱和失误持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遗憾的是，这个声音在当时的英国上层社会中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由于英国上层对于爱尔兰饥荒所持的麻木不仁甚至是幸灾乐祸的态度，在整个饥荒期间，英国政府用于救灾的资金仅有８００万英镑，按照１８４４年爱尔兰人口的数量，每个人所得的救济款尚不足１英镑。这些资金惟一的用处就是在爱尔兰建立施粥所，到１８４７年８月为止，有３００多万人领取配量食物。
除了政府资金之外，英国本土还筹集了一部分私人资金用于救助爱尔兰饥民，但对于苦难深重的爱尔兰人来说，这些救济无疑是杯水车薪。正是由于英国政府救济不力，态度勉强，使保持着“克伦威尔式”克制精神的爱尔兰人民对英国恨之入骨，这种仇恨一直到今天的北爱和平谈判中还时有体现。
这场１９世纪欧洲最大的饥荒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淡漠了，但无论何时，当我们重新翻开这页历史时，一股令人窒息的血腥气息扑面而来，无数饥饿的灵魂似乎还在历史的长河中苦苦哀告。当科学的发展可以轻易地消灭晚疫病时，我们是否能够真正毫无遗憾地面对这场灾难呢？
四、１８７６～１８７９年中国“丁戊奇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