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赋税之外，北方各省的农民还有另一项沉重的负担——差役征派。据钦差大臣阎敬铭披露，这些地区的差役尤其是流差的名目繁多，甚至一些官员回籍探亲或私事往来都要以公差的名义向地方索要关银和车马钱。山西省作为北方地区的交通要道，公事往来和官员私事通过者都很多，许多州县为了应付差徭所征收的钱物几乎等同于甚至是超过正赋。繁重的赋税和不计其数的差役使得北方各省的农民陷入了家无隔夜粮的悲惨境地，即使在正常年份他们的生活水准也只能处于一种勉强糊口的程度，在这种极端贫穷的农村，遇上饥荒而无任何抵御能力就不足为奇了。
政府的横征暴敛迫使农民寻求粮食作物之外的经济作物以补贴家用，两次鸦片战争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巨额利润使许多农民放弃粮食作物转而种植鸦片。到７０年代初期，我国西北地区的鸦片种植面积迅速扩大，甘肃、陕西、山西等省面积最广，河南、山东也大量种植。鸦片的大面积种植给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首先，占用了大量本属于粮食作物或其他经济作物的农田。山西省有近１／９的土地被鸦片占据，陕西省的渭南本是该省最肥沃的地区之一，这时也开满了艳丽的罂粟花。其次，种植鸦片还占用了大量农业劳动力。由于种植鸦片的收益远远高于粮食，因而广大贫困至极的北方农民对于鸦片种植趋之若鹜，相形之下大大削弱了粮食生产。但是鸦片并没有为当地农民带来他们渴望的富裕，因为许多人在种植鸦片的同时也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损伤了他们的体质，也耗尽了他们仅有的一点财产。
在种种打击之下，中国北方各省的社会经济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已经是极度衰微，任何微小的灾难都可能破坏它最后的平衡，可想而知当那场持续数年之久的旱灾袭来时，当地的抵御能力是何等的微弱。在这种情况下受灾地区急需以政府为首来组织救灾赈济活动，但是清政府的表现却令所有在饥饿中苦苦挣扎的人们大失所望。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政府不仅在经济上受到沉重打击，中央财政已濒临破产的边缘，而且失去了过去对地方毫无争议的控制权，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们与中央权贵明争暗斗，使行政效率大大降低，这使各地的有限的救灾活动进行得极为缓慢，一些地方官员对于饥荒不闻不问，甚至暗中侵吞救灾款项，大发饥荒财。
此外在饥荒中暴露了中国北方基础设施落后，尤其是交通不便等问题。在这次饥荒中，各受灾省份除山东、直隶可通过海运调运救灾粮食外，其余各省都处于内陆地区，其中许多地区还分布有大量的高原、山地，这为运送粮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当时官方和民间想方设法从东北、东南及其他地区调购了大批的粮食，但是在运往灾区的路上却行动缓慢。在平原地区运送粮食主要是依靠河道，但一行至灾区，由于长期干旱使河道浅狭，运粮的船只根本不能前进，许多救灾粮就这样长期堆放在天津；到了山西、陕西两省又多为高原、山地，历来粮食运输都是靠马拉驴驮，但在饥荒时期，牲畜不是饿死了，就是已经成了当地百姓的腹中物，征集牲畜成为最大的难题。由于运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使运输费用比平日多出好几倍，以至于中央拨发的有限的救灾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消耗在路上，在山西、陕西两省运费甚至超过了赈灾款的一半以上。交通不便虽然并不是引发这场饥荒的直接原因，但是不能否认这种情况在客观上大大加重了饥荒的后果。
时至今日，造成这场灾难的社会根源已经消失了，而自然界的异常也随着人类社会科技的发展而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饥荒会远离人类，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饱受饥荒折磨的国度，不仅要警惕自然界的异常变化，更要警惕我们自身的失误可能酿成的惨剧。
五、１９２０～１９４３年中国北方三次大饥荒
１９１９年随着五四运动的号角声，东方的巨龙迈着沉重而忧伤的步伐蹒跚而行，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但是，对于那些在战争、掠夺和饥饿中已苦苦挣扎了无数年的普通百姓而言，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化，依然过着半饥半饱、朝不保夕的日子，依然在来来往往的军阀的铁蹄下祈求一线生机。过分沉重的生活使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吃饭以外的事情，但是就连这最微弱、最基本的要求，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也无法得到满足。尤其是生活在中国北方的人们，在这短短的３０年中，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了地狱般的煎熬，兵荒马乱、战火纷飞，还有令中国人恐惧了几千年的饥荒１９１９～１９４９年的中国硝烟不断，天灾连连，大大小小的饥荒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中国北方，作为军阀争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主要战场，社会经济凋敝不堪，同时这里又是旱灾、水灾、蝗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的多发地区，因而一直是饥荒光顾的首选之地，仅在这３０年中，就有三次特大饥荒发生在这里，其间千里赤地，哀鸿遍野，昔日肥沃的黄土地和大平原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停尸场，累累白骨在秋风中诉说着他们悲惨的故事，中国的历史又因为无数新到的冤魂而增加了几分厚重感和悲剧色彩。今天当这段历史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沉重的死亡气息也渐渐淡漠时，当我们正享受着新世纪的美好生活，渴望看到人类迈上一个新台阶时，不要忘了有这样一句冷峻的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现在让我们再回到那噩梦般的岁月中，关注和抚慰无数饥饿的灵魂有三次特大饥荒先后于１９２０年、１９２８～１９３０年、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发生在中国的华北、西北地区，虽然年代不同，但大的历史背景却极为相似，不外乎人祸加剧天灾，天灾酿成人祸这个古来皆然的道理，具体而言，社会因素主要有战乱连绵、人口过多、行政效率低下以及经济衰败等几个方面。战乱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破坏因素，降低了社会对于灾害的抵御能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由政府或是民间组织进行的赈济活动，可以说战争不仅促使了饥荒的发生，而且大大加重了饥荒的灾难性后果。
１９２０年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但新思想对于普通百姓的影响却远远敌不过残酷的军阀争战。２０年代正是一个新的国内战争频发的高潮时期，从１９１６年起，大小军阀就展开了新一轮的厮杀，从此战争的范围一年比一年广，其激烈程度也一年重似一年。到１９２０年为止，５年之间战场遍及３２个省区，平均每年有６个省份在进行着残酷而毫无意义的屠杀。就在１９２０年大旱袭击北方时，战争的阴云也再次笼罩着这片土地，北洋军阀内部的直系联合奉系，向控制着北京政权的皖系军阀发起了大规模的直皖之战，战区主要集中于京畿地区，并波及到山东、河南等省份，事实上这些地方正是随之而来的饥荒最严重的地区。
１９２８～１９３０年的饥荒是三次饥荒中持续时间最长，也是情况最严重的一次，与１９２０年相同的是，这次饥荒也是与大的战乱相伴而生的。１９２８年国民党政府完成了对全国的形式上的统一，但是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残酷的“剿共”军事行动和蒋、冯、阎、李之间的中原大战都是在饥荒最高潮时期发生的，而中原大战中双方为搜刮军费，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肆掠夺，所征收的实物多达一百多项，然而这里当时正处在饥荒的最危急时刻。当时蒋介石政府置广大人民的生死于不顾，把大量资金用于军费开支，其数量之大在近代世界十分罕见。
１９２９年财政赤字平均每月高达６００万元，而当时全国全年收入也只４.５亿元，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的财政支出中，军费仍占半数以上，与此相比陕西省５００万灾民人均救灾款仅有９厘钱，可想而知，政府的赈灾对于广大的饥民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的饥荒，其战争的背景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永远难以忘记的，这一时期中国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三方军队在北方的广阔土地上进行残酷的拉锯战，受旱灾及其他自然灾害破坏严重的北方几省正是烽火遍地的抗日最前线，国统区、日伪占领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交织在一起，这种政权分散的局面不仅使赈灾工作难以进行，而且与日伪区之间的敌对状态无法保障救灾人员的安全。
更何况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之外，另外两个地区的统治者根本无心于救灾，不仅没有积极的行动，甚至封锁消息，以各种手段压制新闻报道。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战争的残酷而忽视其他因素，毫无疑问，酿成这几次人间惨剧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主要原因就是北方地区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土地承载力的降低，从根本上讲，这两方面只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角度而已。众所周知，只有当人口的再生产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相适应时，社会经济才能协调发展。但是从康乾盛世以来，中国人口出现了急剧增长，全国人均耕地不足三亩，此后一直没有超过这一水平。北方各省，尤其是西北各省虽然一直号称地广人稀，但是由于长期持续的人口增长使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而且西北地区的土地相对于华北平原来说比较贫瘠，自然条件恶劣，粮食产量也比较低。正是这样一种地狭人稠、生产力低下的局面大大限制了社会财富的增长，加重了农民贫困化的程度。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北方即使逢上丰收之年也有许多人缺衣少食，只有很少家庭能够终年吃上细粮。处于这样的生活水平中，如有天灾，出现饥荒就是很正常的了。
人口的增加还有另一个可怕的负面效应——农业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从康乾以后，人口激增使得许多不适宜农耕的地区都被开垦成农田，例如山坡、沼泽等，这些地区，尤其是山区的掠夺性开发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粮食产量没有太大的增加，反而使土地沙漠化、水旱灾害频繁等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其强度也大大加重，使无灾变为有灾，小灾变为大灾。这不仅严重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而且降低了当地农业对于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使农业生产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怪圈，单位面积的土地产量迅速下降，从而大大降低了土地的承载力。
除此之外当时北方的粮食生产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威胁——经济作物和鸦片的种植面积迅速增加，事实上在“丁戊奇荒”之后，这一问题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经济势力大肆入侵中国，扩大了对中国农产品的掠夺，而且用在中国本土投资设厂的方式大量建立诸如棉纺织厂、卷烟厂及其他农产品加工工厂，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榨取高额利润。这种经济掠夺的形式刺激了北方地区的经济作物种植，如棉花、烟草的生产，而且随着铁路的修建，北方腹地也渐渐卷入了这股经济浪潮之中。据统计，在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间，北方５省仅棉花和烟草两项的种植面积至少也有１１３５万亩。大量的经济作物的种植是以排挤粮食作物的生产为代价的。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在陕西省，常年种植烟草的面积高达耕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其他各省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除烟草之外，在北方的广阔土地上，还有另一种更为可怕的植物——鸦片被大面积种植，１９２８年一位国民党官员从山东经过时，看到津浦铁路两边盛开的都是罂粟花，而与西北的一些省份相比，山东的鸦片种植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在陕西、甘肃两省，最肥沃的土地都用来种植鸦片，在洮河两岸的冲积平原、渭河谷地、汉中地区，鸦片成了当地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其实种植鸦片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随着外国经济势力的入侵，农民需要更多的货币来维持生活，但田赋杂役层出不穷，粮食又卖不出好价钱，相形之下种植鸦片的收入要比种粮食高出四五倍，许多农民宁可不要饭吃，也要种植鸦片的现象就很容易理解。而且许多地方军阀为了搜刮钱财，扩充实力，也会强迫当地农民种植鸦片。在一个粮食本来就很紧张的国度却把大片的土地用于种植鸦片，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１９２０年的干旱和饥荒要从上一年说起，当五四运动的号角声在中华大地上久久回荡时，北方的广大人民却渐渐从春夏之交的干旱中看到了一场灾难即将来临。到了第二年，旱情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自春到秋愈演愈烈，直到秋收之后才下了几场透雨，然而这些迟到的雨水对于大面积的减产乃至绝收已经毫无作用。就在这一年，在京兆各县，夏季实收平均不足四分，一些地方勉强有二分的收成；秋季各县平均收成仍不足五分。在山东省境内，本来就以贫困而闻名的鲁北、鲁西一带的灾情最重，占全省面积１／４的东临道区，连续数年干旱不止，以至于颗粒无收，一些县连生命力极其旺盛的野草都无处存身。与这两个省相比，河南省的灾情更加严重，不仅饱受干旱的折磨，而且在豫南一带又突遭暴雨袭击，造成山洪暴发，白河、沙河等河流越堤而出，为害附近县乡，有些地方甚至连人畜庐舍都被大水冲走了。位于西北地区的陕西省经常受到干旱的侵袭，这一年情况也更为恶劣了，在蝗虫、冰雹、洪水和干旱的夹击之下，昔日肥沃的黄土地变成了寸草不生的千里赤地，情形之严重竟然迫使一省督军亲自演出了一幕无奈的求雨闹剧。
这次饥荒范围之大、灾情之重是“丁戊奇荒”之后罕见的，成千上万的灾民处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悲惨境地。当时着名记者邵飘萍在《京报》上发表的《华北救灾问题之研究》中称：“据另一报告，绵亘直、鲁、豫、陕、晋五省灾民实达五千万人”，而北洋政府的一份公文中却称灾民有４０００万人，另外还有一个统计数字是由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在各地中外人士提供的灾情报告的基础上，认为受灾人数达到２０００万左右。尽管这些统计数字之间有很大差距，但从总体看来当时受灾人数不会少于３０００万。而且由于落后的统计方法和受社会动荡的影响，这些统计并不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