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敕是宋代最重要的立法活动，亦是宋代调整法律的主要形式。宋代的编敕不仅频繁，而且规模大，数量多，范围广。随着编敕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制度，虽然这些制度并不完备，但它仍是以前所未有的新创举。本文仅就宋代编敕制度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编敕所的创置及其变化
宋初编敕和历代立法一样，既无专门机构，亦无专职官员，编敕工作“但属大理寺”掌管。随着编敕的频繁，规模的扩大，始有编敕所之设。宋代编敕所置于何时，各书所载不一，《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玉海》中皆称：“天圣编敕，始有详定编敕所。”但据《宋会要·刑法》中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编敕》、《天禧在京及三司敕》，皆系编敕所删定。可见真宗朝已经有了编敕所。
宋仁宗天圣编敕，始称“详定编敕所”。至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又改称为“详定重修编敕所”。宋哲宗元祜编敕时，为“改熙丰之法，则又以重修敕令所为名”。
自后迄至北宋末不改。南宋绍兴编敕时，大理卿王依请“仍以详定重修敕令所为名”。直至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又改为“详定一司敕令所”。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又名为“详定敕令局”。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仍复“编修敕令所”之名。自真宗朝创置编敕所之后，虽然其名称不断变化，但编敕所专修海行敕令的任务没有变。编敕所虽非常设机构，各朝时有置罢，但间断的时间都很短，实际上编敕所已成为宋代常设的立法机构。它在宋代立法中的作用也是极为显著的。
宋代的立法机构，除了负责编修海行法的编敕所之外，在宋仁宗嘉裙时还设有“编定禄令所”。宋神宗熙宁诏修一司敕令时，又置“详定编修诸司敕式所”。又有“一司敕所”和“编修令式所”等。这些机构主要分职编修中央各省部寺监及在京通用敕，详定一司一务一州一县敕令。熙宁八年（1075），“饼令式及诸司敕式人一司敕所，遂为一司敕令所”。自此之后，为编修部门法和地方敕令，宋代历朝皆有“详定一司敕令所”之设。
另外，宋代还有两个临时立法机构。一是熙宁时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二是崇宁时的提举讲议司。三司条例司是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议行新法而设置的，命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制置三司条例司在王安石的主持下，成为制定新法、发布各种法令的总枢纽，是变法派全面控制的全国最高立法机关，对新法的制定和推行起了重要作用。后在守旧派的激烈攻击之下，宋神宗于熙宁三年（1070）五月罢去，以司农寺代替其职能。讲议司是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按照熙宁条例司故事，于都省置讲议司，“以宰相蔡京提举，侍从为详定官，卿监为参详官，又置检讨官”。主要讲议“元丰已行法度及神宗所欲为而未暇者”。三年（1104）四月罢。宣和六年（1124）又于尚书省置讲议司，仍“命太师致仕蔡京兼领，听就私第裁处，仍免签书”。讲议司与条例司不同，王安石创立三司条例司是为协助宋神宗制定新法，推动变法改革；而蔡京仿用条例司故事创置讲议司，则是托绍述之柄，行其私欲。所以二者有本质的区别。
二、编敕所官员的差遣及其限额
宋初编敕皆由大理寺官员编修。宋太宗淳化编敕，始别差翰林学士宋白等人详定。宋真宗成平编敕，又诏户部尚书张齐贤专职删定。宋仁宗天圣编敕，又“命宰臣吕夷简，枢密副使夏竦提举管勾”。至此，宋代编敕由宰执兼提举官，“以侍从之通法令者”充详定官，以职事官任删定官始成定制。由此亦可看出，朝廷对编敕工作逐步在加强领导，一朝比一朝重视。但是编敕官员皆系临时取旨差遣的兼充官，既不专一，亦无定员，无疑难使编敕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咸平编敕，差官七员”；大中祥符三司编敕“差详定官十员”；天圣编敕，差提举官二员，删定官三员，详定官一员，同详定官五员；庆历编敕差提举官二员，删定官七员，详定官四员。可见每次编敕差官人数并无定额，均由皇帝根据编敕任务的大小临时差充。宋神宗熙宁编敕时，置官更多，分工更细，除宰臣兼领提举官之外，差删定官十员，详定官七员，并增置检详官二员，对点官一员，编排官一员。由于编敕官属“多是兼领，于职事未能专一”，删定官多以选人为之，往往“未尝通练古今，明习法律，经历州县，一切受成吏手，书成抵牾，言者论驳”。
因此，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八月三省提出：“重修编敕所，除官长可兼领外，只于删定官内量添员数，令专一看详中外利害文字”，“仍不拘资序、节次选补，不得过六员”。至此，改变了编敕官单一兼充的传统，增加了专职删定官，并以六员为限额。宋徽宗重和编修六尚书法时，除了提举官、详定官、删定官之外，“诸色人共四十一人”。编修官吏虽多，但并没有能提高编修效率，原因是详定官类多中台长式，或系侍从官，各有本职，无力究心。而“敕令吏人，往往不习法令，又多三省、枢密院给使之人，食其俸而身不在役，以故法久不成”。甚至“一司敕令所上下官属无虑三十余员，而详定官居半”。不仅形成了“十羊九牧”的局面，而且意见不一，属官无所适从。所以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尚书省在措置详定一司敕令所时提出：“删定官系以十员为额”，“详定官今后以三员为额”。并“择其练达典章，深晓法令者俾兼详定”。第一次明确规定了一司敕令所的官员定额。但这个定员限额，并没有包括真正从事编修工作的各类“敕令吏人”。从政和年间各种编敕官吏的职务名称看，在兼领官、删定官、详定官之外，又有承受官、检详官、检讨官、供书使臣、点进使臣、内差使臣、编修手分、承受手分、知杂司手分、书写人、奏书人，以及未有名目之人等等。
这些人的数量，肯定要大大多于差充官的人数。南渡之后，敕令所曾于建炎四年六月提出：“将以次所差官于衔内带删定官及编修官。”但为了节省烦费，精简人员，宋高宗诏令“大理寺官兼详定重修敕令删定官”，“删定官详一司敕令兼详定重修敕令”。随着编敕规模的扩大，编修官吏亦逐步增多，故在绍兴十二年（1142）徐度又提出：“复置删定官以三员为额，于行在职事官内差兼”。至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又规定：详定一司敕令所置“提举官二，以属宰相；同提举一，以属执政；详定一，从官为之；删定官五。视曩时官减三之一，吏胥徒减三之一”。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复置详定敕令局，差详定官一员，删定官三员。从以上记载看，南宋时对编敕官吏人数有所省减和限制，但始终也没有能够改变编敕中“官吏猥多，赏费亦滥”的状况。
宋代编修一司一务部门法和一州一县地方敕令，则皆由本司官编录，朝廷差官看详删定。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八月十二日诏，诸州应新编敕后续降宣敕札子，“仰当职官吏编录”，并“委逐路转运使点检。其转运司亦依此例编录”。天禧四年（1020）正月吕夷简也说：“诸州续降宣敕，旧制常令州县纂次。”可见州县敕令的编录工作是由本司当职官承担的。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八月，权吏部流内铨丁度又提出，编修一司一务续降敕，“望差两制以上臣僚管勾、看详、删定”。看来宋代对编修部门敕和地方敕令，亦是日加重视的。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二月诏：“今后应系条贯体例，仰本司官依编敕分门，遂时抄录入册，不得积留别差辟官。
如续降宣敕岁久数多合行删修，即依祖宗朝故事，奏朝廷差官修定。”进一步确定了编修部门法的原则。其后各朝编修诸司务州县敕令，皆因此制。但是宋代编修部门法所差官的数量则少于编修海行法。如景德编修《农田敕》，差删定官六员；庆历编修《一州一县敕》，差详定官三员，删定官二员；熙宁六年（1073）“详定一路一州一县一司一务敕”，差详定官三员。从以上差官情况看，显然比编修综合法的差官人数大为减少。而宋代编修部门法和地方法的数量近于海行法的七倍，其实际差官的总量只能多于编修海行法，这是无可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