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昌民“健讼轻生”，“暗投官司者不可禁”。福建邵武百姓“健讼而耻不胜”。龙溪百姓亦是“巧避法网”、“讼牒充庭”。会昌之民“善匿情成狱”；太和之民“喜构虚讼’馏；赣州之民“轻生敢死”；瑞昌之民“不畏法律”；宁国之民“嗜斗喜讼”。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十二月二十日臣僚们也指出：“州县之间，顽民健讼，不顾三尺。稍不得志，以折角为耻，妄经翻诉，必欲侥律一胜。则经州、经诸司、经台部。技穷则又敢轻易妄经朝省，无时肯止。甚至陈乞告中惩赏未遂其意，亦敢辄然上渎天听。语言妄乱，触犯不一。”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江南百姓的诉讼活动是相当活跃和广泛的。
这一情况的出现，无疑是百姓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观念提高的表现。
好讼之风的盛行，确实给官府带来了繁讼之苦。特别是一些手段阴狡之人，往往假作冤状，伪造伤情，甚至以死诬人，给官府断案带来了困难。如宋仁宗朝韩琚通判虔州时，“其民善讼，或伪作冤状，悲愤叫呼，似若可信者”。应俊也说：“今每见词讼，动饰诈欺……本因喧争，便称被打；本因讨索，便称打劫。情态万状，虚伪百端。皆是自欺其心，以欺他人。”在荆湖地区，又有以榉柳叶涂肤为造伤情者。亦有“妄自毁伤”，以要挟官府者。在江西、福建，更有因“与人有怨，往往食毒草而后斗，即时毙仆，以诬其怨者”。闽人因此而“经官司勘鞠者极多”。在岭外，亦有以此赖债并约胁财物者。这些虚伪百端，情态万状的出现，正是诉讼权滥用的反映。
但不应因此而否定百姓学讼的积极意义和作用。
宋代江南百姓自动习律学讼的结果，在诉讼中打破了封建官吏的司法专横。而在统治阶级看来，这是造成“伉健难治”和社会风俗败坏的主要原因。杨侃说：袁州讼多的根源，“皆谓弊在民知法也”。因此对百姓“讯察既难，绥训不易”。所以统治阶级对百姓的习法学讼持否定态度。但从民庶维护自身权益的角度来看，它是百姓权利主体观念和法制观念提高的反映。特别在宋代豪强兼并任意侵吞小民，肆忌不法的情况下，百姓的这种习法学讼的要求，就更有它的现实意义了。
五、官府对讼学的压制
在宋代统治者中，虽然多有明法之君，但他们明法的目的，在于用法律的威慑力量来钳制百姓的思想和行为，并非是让百姓知法用法。宋祁曾说：“作法者君，守法者臣，役法者民。”在宋祁看来，百姓只能是受法律驾驭的对象，而没有运用法律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朱熹也说：“周礼属民读，法令有司能。”就是说学习儒教，服从儒家教义的约束才是百姓的事情，执法用法那是官府的职责。杨侃更明确的指出：“上执之（法律）可以御下，下持之可以犯上也。”因此，宋代统治者对百姓知法学讼一直采用压制的政策。
（一）对学讼的压制。北宋中期之前，讼学已在江南出现。但在宋哲宗之前，尚未见到官府对讼学的限制条令。自元祜元年（1086）四月刑部提出，对“聚集生徒教授辞讼文书”，采用“编配法及告获赏格”之后，宋朝官府开始对民间私授讼学的人进行压制。至南宋，则制定了更具体的处罚条款。绍兴敕中规定：“诸聚集生徒，教辞讼文书，杖一百，许人告，再犯者，不以赦前后，邻州编管。从学者，各杖八十。”绍兴七年（1137）九月二十二日的明堂赦中，对“虔、吉等州专有家学教习词诉”者，要求监司守令“常切禁止，犯者重实以法”。《庆元条法事类》中也规定：“因私习经断而复行其术者，还依私习之法。”可以看出，自宋哲宗元祜始，宋代统治者对百姓的教讼学讼，一直采用了以刑罚手段进行惩治的政策，但宋代统治者始终未能如愿。
（二）对法书的限制。宋朝统治者，对官吏读律和百姓学讼持有两种绝然不同的态度。对官吏读律学法，始终是采取开放鼓励的政策，而对百姓习法学讼，始终是采取禁止、限制的政策。学讼必知法，知法必读律，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
但宋代统治者始终是严禁百姓私写、私藏编敕。宋仁宗景；占三年（1036）七月，诏“禁民间私写编敕刑书及毋得镂版”。即使是正在成为历史古典的《刑统》，也禁止“镂板印卖”。正是在宋仁宗时，江西却出现了民“多窃去案牍，而州县不能制”的情况。可以说这是禁民学法带来的一个社会后果。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因有人“矫撰敕文印卖都市”，命开封府严行根捉，对“造意雕卖之人行遣”。宋哲宗元祜三年（1088）三月一日再次下诏：“编敕及春秋颁降条具勿印卖。”同年十二月又诏：“禁民庶传录编敕。”可见随着敕的地位的提高，统治者对私编、私自印卖敕书是严格禁止的。绍圣二年（1095），刑部又提出：“诸习学刑法人，合用敕令式等，许召官委保，纳纸墨工具，赴部陈状印给。诈冒者，论如盗印法。”进一步严格了对敕令的管理。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知泗州姚孳又提出：“童子之学亦不可不禁。”
对私下聚学之家教授儿童使用的教材，也要经“讲议司看详”。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八月进一步规定，江西州县“教儿童之书，有如四言杂字之类，……皆系教授词讼之书，有犯合依上条（绍兴敕）断罪”。尽管宋代统治者对私编敕书、各类讼牒法书、私藏私印编敕的限制不断加强，企图以此来限制百姓知法学讼，但在福建建宁府，仍然有“户藏法律”，亦有被称为“法律户”者。
（三）对代书人的控制。宋代官府，通过系籍、立保、给牌、给印和立定约束榜，首先控制了写状钞书铺户，并且规定了处罚的条款。朱熹在《约束榜》中规定：书铺写状，“如告论不干己事，写状书铺与民户一等科罪。”书铺如果违犯了县司的约束，“断讫毁劈木牌、印子，更不得开张”。这就把写状钞书铺户的代书活动，牢牢地控制在官府的约束之中。
对于不系籍的珥笔之人，官府也一再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宋真宗景德四年（107）五月的诏中规定：“如是令人代笔为状，即不得增添情理，别人言词。一并元陈状人本无枝蔓，论奏事被代笔人诱引妄有规求者，以代笔人为首科罪。”李元弼《写状钞书铺户约束》中规定：“不系籍人不得书写状钞”，并“抑人户子细询问，即不得令无木牌、印子人书写状钞之类”。黄震在《词诉约束》中甚至规定：“不经书铺不受状。”这些规定，都是为了限制珥笔之人的代书活动。宋朝官府严格控制写状代书人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代书人在写状中虚构情节，唆教妄讼，扰乱官府的正常审判。
（四）对讼师的惩治。宋代官府对讼师始终是严惩不贷的。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六月十三日，诏“自今讼不干己事，即决杖荷校示众十日。情理蠹害屡诉人者，具名以闻，仍配隶远处”。从有关案例中看，所谓“讼不干己事”，实际上是指以指教词讼，替人辩理为业的讼师而言。
因为他们专以替别人进行词讼为业，所以他们的诉讼活动自然是与己无关的事情。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刑部又提出：“乞禁约健讼之人……其诉事不干己，并理曲或诬告，及教令词诉之人，依法断讫，本州县将犯由、乡贯、姓名籍记讫，县申州，州申监司照会。若日后再有违犯，即具情犯申奏断遣。”胡太初在《听讼》中也说：对“专以教唆词讼，把持公事为业”的人，“若有犯到官，定行勘杖、刺环、押出县界，必惩无赦”。在统治者看来，讼师是引惹词讼，烦乱官司的祸根，所以宋代官府对讼师一直采取严厉治裁政策。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没有形成辩护制度的原因就在于此。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讼学是宋代江南民间的一个创举。讼学之所以兴起于江南民间，固然与这个地区长期形成的好讼之风有关，但更重要的，它是封建经济发达和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是人们依法维护自身权益要求的反映。，一方面，由于宋代封建国家以编户的形式确认了地主、豪强、平民、客户等不同经济地位的社会成员，都具有作为权利主体的资格，依法可以行使的权利和应享受的利益。
使平民、客户在法律上取得了与地主、豪强平等的社会地位。因此在经济关系中，以契约形式确认了立约双方的互不隶属的平等关系，尽管立约双方的平等关系可能是虚假的，但是过去的人身依附关系毕竟是削弱了。随着劳动者社会地位的提高，人身自由权的相对扩大，维护以私有权为主要内容的民事立法也更加完备。因此在宋代，无论是地主，还是小生产者，无论是主户，还是客户，他们的“物权”、“质权”、“债权”、“所有权”、“继承权”、“买卖权”、“借贷权”、“租佃权”、“人身自由权”等，都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从宋代出现的“遗嘱继承”、对孤幼财产权的监护、对遗腹子继承权的确认等，都突出的反映了宋代法律对私有权维护的深化程度。因此，人们要求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愿望也变得更加强烈。
另一方面，宋代“不抑兼并”的政策，使豪强形势之家侵欺小民日益严重。他们不仅任情“占据他人物业”，而且“专以贪图人户田业致富”。甚至私置牢狱，擅用威刑，“辄将贫弱无辜之人关锁饥饿，任情捶拷，以致死于非命”。致使民庶的财产权受到侵犯，人身权受到损害。而豪民猾吏，“阴为奥援，表里相通，致使良善之人，深被其害”。在这种情况下，庶民百姓自动学法习讼，借助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已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说，讼学在宋代江南民间兴起，不仅仅是好讼传统的发展，而是社会矛盾冲突和庶民自身需要的产物。当然讼学的兴起和好讼的盛行，与宋代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民间知识分子的增多，以及印刷技术的发展等因素也是分不开的。
总的看来，宋代江南民间讼学的兴起，对百姓学习法律知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起了积极的作用，使百姓提高了法律观念，增强了法律意识，对扩大法的社会属性起了促进作用。因此，对讼学是应该给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