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骏事件除了证明当代国人无比正义和道德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副产品：就是提醒中国公众：西方大学中不仅有常春藤，还有众多“野鸡”。他为掩盖海外“野鸡”文凭涉嫌造假，就如同一个“野鸡”被警察牵着游街还不服，还负隅顽抗，岂不是找死？
不说他了。现在麻烦的是，持这样“野鸡”文凭的不止他一个人，而且都相当成功——不少据说很有背景。这也变相解释了我一个困惑：平时经常遇到各类成功人士，个个都很海龟，学位都很高，但个别人英文水平比我强不了多少，疑似海外孔子学院毕业的。以至于唐骏暴露了后纷纷改个人简历。
媒体报道，据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HEA）和密歇根州教育厅（美国密歇根和俄勒冈是定期公布“文凭工厂”名单的两个州）统计，虚假或不合格大学共1500多所大学，它们颁发的学位就业时不被认可。这些大学所涉区域遍布全球36个国家，可分为综合大学、专业学院和远程教育3种，登上黑名单的原因分为文凭工厂、三无大学、非法办学等5种情况。其中美国有855所，占总数的56%。
曝光名单中，“野鸡”大学在中国有分支机构的占了4所，分别是檀香山大学（存在于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西太平洋大学（中国大陆）、克莱顿大学（中国香港）、肯考迪娅常春藤学院（中国台湾），目前都已被关闭。
一个有趣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国内名校——贵为北大清华怎么斗不过这些“野鸡”大学？吸引不了那些渴望拿博士等高学历文凭包装自己的成功人士？
表面上看，是这些中国牛人犯傻。仔细一想不对，这些人普遍比广大人民群众鸡贼，平时只有他们蒙公众的份，“野鸡”大学行骗的手法也不高明，可不能轻易这样侮辱成功人士的智力。
那就是合谋。
其实，国内名校各类以盈利为目的、花钱就能给学位的总裁班也不少，也有效地提升了不少成功人士的学历，而且相关管理部门还认，何必冒那么大风险去跨国作业，终落得个与“野鸡”为伍？
家鸡哪有野鸡香。而且是美国的“野鸡”。咱们教育水平落后，加上因此相当媚外，不管是不是“野鸡”，只要和美国沾上点边，也比北大清华听着体面。您看《围城》中方鸿渐拿着克莱登大学的文凭不也混得挺好？——只要有关系有背景，蒙下对海归心向往之的公众还是容易的。
除了面子问题，那就是你在国内想混文凭成本其实要比美国高。尤其是名校，你是需要认真地上课的，写论文的，而成功人士都日理万机，平时应酬都忙不过来，哪有这功夫啊。美国“野鸡”只要交钱就可以了。
还有一点，就是在国外买“野鸡”文凭，容易逃脱监管——有关部门对此从制度层面几近空白，加上买文凭的都是组织无比信任和倚重的成功人士，类似拥有食品免检证的三鹿，只是这次不幸遇到个方舟子，纯属意外。
希望这次“野鸡”大揭批不仅仅为了还原一个学历诈骗事件的真相，而是能不能从根本上重建能力至上的社会评介体系，从源头加强诚信制度建设，并完善我们关于学历的监管防火墙。
北大清华斗不过美国“野鸡”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真正悲剧。要反思我们的教育观，以去行政化为核心的改革要提速啊。
真希望有一天：伴随着中国崛起，好多美国成功人士都以拿着中国“野鸡”大学的文凭为荣——我的未来不是梦。不是梦。
留守儿童没有儿童节
在社会剧烈转型，城乡二元结构坚冰未破的中国，许多儿童注定没有一个真正意义的儿童节。
他们没有父母陪伴，远离社会关爱，深陷孤单无助。没有礼物甚至祝福。
据媒体披露，2009年，涌进城市的流动人口群体近2亿人，他们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为主。由于目前“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尚未打破、城市生活、教育、医疗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他们外出打工时不得不“撇下”尚处年幼的孩子，这给这个时代带来了另一个更为特殊的群体——留守儿童。
官方数据，这些孩子的总量保守估计有5800万。
由于缺少亲情呵护，留守儿童生活失助、学业失教、行为失控、道德失控、心理失衡现象突出。不少孩子在严重心理失衡的状态下，往往产生怨社会、学校甚至父母的极端情绪，辍学、早恋甚至违法行为频发。加上法制意识、权益观念和自护能力欠缺，不少孩子容易受到不法分子戕害，生命安全受到巨大威胁。
除了家庭无力应对这个迅速膨胀的特殊群体外，我们的教育乃至社会也远远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
媒体报道，目前，留守儿童工作从全国到地方还基本处于“无领导机构、无牵头部门、无职能定位”的“三无”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当地的关工委、教育局以至于学校对留守儿童的工作，也因为缺乏“自上而下”的政策和制度扶持，仅能在当地县级范围内，在有限的财力状况下，为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提供帮助。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本来全国总体教育投入就常年达不到GDP的4%，应对日常开支已捉襟见肘，根本无力承担更多社会公益事业。
各地陆续出台了一些关爱留守儿童的措施和办法，但大部分政策缺乏针对性，停留在口号层面的比较多，对于实际情况的把握不够，由此造成了对不同留守儿童的特点细分不够，致使一些政策制定模糊不清，针对性不强，往往流于形式主义。
比如在重庆、四川等劳务输出大省，不少乡镇甚至县级领导甚至亲自担任了不少留守儿童的代理家长，但由于领导平时日理万机，显得表演色彩浓重，而难以根本上带给留守儿童持续稳定关爱。
2005年12月13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篇留守儿童的作文，曾引起很大震动。今天仍值得重温。
全文如下：“一个人就是一个家，一个人想，一个人笑，一个人哭。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出去打工了，不知道什么是父爱母爱，就连他们的样子都记不清了。我考试从来都不及格，自信心有多差就不用说了。上期我考了最后一名。这期我不想考最后一名了。”
这是四川省青神县南城中学一名初二男生的作文。文章指出，耐人寻味的是，这篇作文只有110个字，但它就像一个“110”报警电话，提醒全社会：留守孩子最大的特点是：父母是最熟悉的陌生人，长年被委托管教，临时监护人能称职地担负起监护的责任吗？留守孩子长期处于亲情缺失的状态，他们的心理健康能不出现偏差吗？他们的行为习惯在一天天滑坡，将来是否会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
5年后，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伴随着城镇化、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已经茁壮成长，不少都是第一代留守儿童，长期缺乏亲情呵护、社会扶助的他们，本来就严重存在与社会沟通、融入的障碍，内心敏感和脆弱，往往会成为诱发各类极端社会问题的温床。
现在，是正视并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这一天，尽量创造条件让那些在城市打拼的农民工家长们回家——因爱之名。兼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
高端人才为何大流失
在央视对话开了个策划会，有一个选题相当引人关注：中国将花大气力从海外引进高端人才。
对于迅速崛起的中国而言，高端人才稀缺是个人所共知的现实。
2009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2009年12月，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召开会议，对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作出部署。今年5月，中央将召开高规格的人才会议，推出人才发展纲要。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之一。据媒体披露，数量逾百万之众。2008年，4万中国大陆居民加入美国国籍，位列全球之冠。其中不乏科技高端人才。
我觉得这事跟爱国无关。
都WTO了，人才跨国流动很正常，不少被西方国家培养的华裔牛专家回来帮助我们伟大祖国发展，也没见国际舆论天天哗然。而且我们政府对待天天西飞的孔雀态度也从“回国服务”改成了“为国服务”。
但有个现实问题必须引起广大有识之士高度重视。本来都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聪慧中国种，怎么在国内环境下成不了才？我们的阳光、空气、温度和水哪里出了问题？
举个例子：有学者指出，当今中国也许只有500位生物学家能够发表高质量的研究论文。而在美国，仅华裔高产出率的生物学家的数量就超过3000人。
首先，应该羞愧的是我们行政阴霾浓重的科研管理体制。正是体制运转的行政化，导致了市场化改革的软约束和无效率，而市场化改革的失效又进一步导致行政管制的强化，从而进一步增强了科研体系的行政制约，这种恶性循环衍生出中国科研体制独有的“二元化”困境。
与此同时，高校科研单位的设置比较固定，学科分化较多，院系之间，乃至教研组之间缺乏交流，不利于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的培育和发展。这样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高校科研力量分散，整合度不高，科研攻关能力差，承担重大科研项目能力弱的问题比较突出。
由于按行政也就是权力主导科研资源的分配，而不是学识、能力、成果，导致学术的目的不是服务社会和市场，而是博取政绩和行政待遇，结果学术浮躁之风甚嚣尘上，院士、校长造假现象时有发生，有志献身科学事业的精英们便纷纷要到国外另寻出路了。
其次，中国的企业应该为自己发展模式羞愧。受特定发展阶段所限，中国处在全球产业链最低端，这本属正常，但因此认为当美国打工仔日子很爽、形势一片大好就很可怕了。本来这次金融危机带来了一次绝佳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机遇，可惜国内民企依旧山寨成风，重应用忽视原创的思维惯性依然，甚至很多本来应该用于创新的民间资本纷纷拿来投机炒作，要知道没有基础技术的突破，我们永远没有可能成为全球制造强国和经济强国。央企就更别提了，领导个个是干部，拿着从国家和人民轻易弄到的钱天天争当地王，挣快钱，滥发福利，将自己主人脸都丢尽而不悔。
如2005年中国企业500强中，有近400家企业提供了研发数据，它们的投入都小于销售收入的1%，而发达国家的大中型企业，这个比例一般都达到3％左右。而从事这样工作的精英由于投资大、见效慢是难有用武之地的，不立即出走又更待何时？
还有就是百病缠身的教育——虽然披着素质教育华丽的外衣，现在都快成了职业培训班了，所有基础性学科根本得不到行政主导下的优质资源配置，加上专业设置和教学上的急功近利和简单就业率导向，我们不沦为美国基础性教育的学前班才见鬼了。另一方面，教育体系内部的资源浪费和投入结构问题也值得关注。各类学校为提升自己的关注度，赢得更多的国家支持，盲目加大建筑力度，并四处寻租，这突出体现在高校大学城建设和博士点申报方面，其多其滥几成全球教育一景。
未来全球国与国的较量某种意义上是人才的较量。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我们已经到了要强调人才回归、从海外取出人才储蓄的阶段。
当务之急是退而结网。尤其是迅速推进科技教育体制变革，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转变发展观念，使科研机构、高校、企业都能成为人才按照科学规律成长并脱颖而出的沃土。
我始终相信，尽管科学无国界，大多数海外杰出的游子是心系故土的，会伴随着国内制度环境的改良以不同方式报效祖国的。毕竟，大洋彼岸尽管有丰厚的待遇，也永远不是他们内心的家园。
比尔·盖茨的父母怎样教育孩子
之所以写这篇东西，是由于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调查报告。
据了解，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是世界上最早拥有10亿美元资产的巨富，但他对子女的零花钱却卡得很紧。中国台湾塑胶大王王永庆要求孩子早睡早起，不许乱花1分钱。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曾通过腾讯教育频道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0％的人赞同这样的教子方式，表示应该让子女做个“穷孩子”。
从小培养孩子养成节俭的习惯固然重要，但仅仅靠“再富不能富孩子”的理念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先生也是这样做的，结果孩子都被调教成了冷酷自私的吝啬鬼。再说，我也觉得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父母对家里唯一的“小太阳”根本下不了手，况且给孩子创造宽松的物质生活条件也不是什么罪过。对比鄙人幼年时多数家庭集体拮据的生活，我最羡慕的就是现在孩子物质条件的普遍优越。
所以，摆在中国家长面前最重要的课题不是剥夺孩子的零花钱，而是该真正给予他们什么。
下面呈现的案例应该有很强的说服力。
许多人都知道比尔·盖茨的传奇。迅速成长为世界首富，再完成绚丽的转身，通过伟大的裸捐将自己的商业生命推向令人尊敬的高度。
由于比尔·盖茨是一个辍学者，也就是学校教育的叛徒，考察他成长历程中的家庭教育就成了相当关键的因素。毕竟，他再牛也只是个杰出的人才，而非无所不能的神。
最近，比尔·盖茨的父亲威廉·亨利·盖茨写了本名为《参与生活》的书，揭示了在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普通家庭里发生的全球首富前传，对充满迷惘的中国家长们极具借鉴价值。
这是一本超越物质的信仰之书。
老盖茨提出了一个所有人需要面对的问题：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的答案是：家人、朋友和公共服务——并以此为顺序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