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确实不容易，以诸葛亮的贤明，还有马谡的过失。史书记载：马谡才能出众，喜欢论军事，丞相诸葛亮深为器重。刘备临死前，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能大用，请您观察他！”诸葛亮不以为然，委任他为参军，每次请他来谈论，都是通宵达旦。等到出师岐山，诸葛亮违背众意，提拔马谡为先锋，统帅大军在前，终于被魏将张邰战败。
对于贤能与不肖的分别，张杨园有最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贤能的人容易疏远而难以亲近，不肖的人容易亲近而难以疏远。贤能的人宜当亲近，突然亲近反而见疑；不肖的人宜当疏远，因疏远或致使他怨恨。所以应当及早辨别他。
略举他们的要处，就有几项：贤能的人必然刚直，不肖的人必定佞贤；贤能的人必然中正，不肖的人必定偏隘；贤能的人必然大公，不肖的人必定自私；贤能的人必然谦和，不肖的人必定骄傲；贤能的人必然谨慎，不肖的人必定恣肆；贤能的人必然逊让，不肖的人必定竞争；贤能的人必然诚实，不肖的人必定险诈；贤能的人必然独立特行，不肖的人必定唯诺附和；贤能的人必然老成持重，不肖的人必定轻举妄动；贤能的人必然韬光养晦，不肖的人必定激扬狂暴；贤能的人必然宽厚慈善，不肖的人必定苛刻残忍；贤能的人必然欲望淡薄，不肖的人必然利势炽势；贤能的人持身必严，不肖的人律人必苛；贤能的人必然从容而有度量，不肖的人必然急促而时有变更；贤能的人必然规模远大而合理微密，不肖的人必定急功近利而唯利是图；贤能的人必然不善言辞而敏于行事，不肖的人必定夸耀而不愿做事；贤能的人必然先人后己，不肖的人必定先己后人；贤能的人必然见善惟恐不及，好说人的善，不肖的人必定嫉妒贤能，好说人的不善；贤能的人必然不虐无告不畏强暴，不肖的人必定柔则茹之，刚则怯之。这等类别，举不胜举，不外乎公私利益罢了。
世人说知人的确不容易学，虽难学，实在又不得不学。《中庸》上说到知人不可不修身，修身又不可不知人。两者相连，得就都得，失就得失。人怎么能精通知人的学问，而没有危险呢！这不仅是知人的鉴别，也可以说是修养取舍的一面镜子。
知人的关键在于要学会观察人。
观察人的方法有五种：观察他说话，不正直就烦躁；观察他的颜色，不正直就不自觉；观察他的气息，不正直就呼吸急促；观察他的听觉，不正直就迷惑；观察他的眼神，不正直就昏乱。
陈希夷的心相篇中，观人的方法，则直接从心相上立论，而不是从形相上立论。人的相貌出自于天然。用语言来说，有心无相，相随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因此世间有“相随心转”的说法。陈希夷也说：“心是相貌的根本”。惟有心隐就难看出，所以要想观察出心，只有从形相学上来研究，缘形可以得出根本。
《吕氏春秋》中记载：齐桓公集合诸侯，卫侯最后到席。桓公朝见后，便与管仲密谋伐卫国。退朝进去后，卫姬望见桓公，下堂再次拜谢，请桓公给自己治罪。桓公说：“我对卫国没有其他的意思，你怎么要为他们请罪呢？”卫姬回答说：“我看见您进来，显得步伐高昂，气色强硬，有伐国的气象。看到我又有变动的气色，我就知道要伐卫国。”第二天，桓公上朝，招呼管仲进去，管仲说：“您打算放弃攻打卫国吗？”桓公说：“仲父你怎么知道呢？”管仲说：“你的招呼打得恭敬，而话也说得慢，看到我而有惭愧的神色。”桓公说：“好！仲父治外，夫人治内，我知道我始终不会被诸侯笑话了。”举这一个实例，就足以说明了。
人物的根本，出自于情与性。情性的道理，非常微妙而又玄奥，不是圣人的观察，谁又能穷究他呢！只要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带着元一的气质。禀承阴阳而立性，体现着五行而著形。如果有形体与本质，还可以探求。凡是人的性质与气量，以中和最贵重。中和的本质，必然平淡无味，所以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所以观察人的本质，必须先观察他的平淡，然后再探求他的智慧。
心质明亮正直，他的仪表就稳固；心质不决，他的仪表就勇猛；心质平淡，他的仪表就安闲。忠诚仁厚，必然有温柔之色；确实勇敢，必然有奋进之色；确实聪明，必然有明达之色。忧患之色，疲乏而且荒疏；疾病之色，乱而垢杂；高兴之色，愉快而欢喜；愤怒之色，严厉而外扬；嫉妒之色，冒昧无常。以致他们的动作、言辞，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神态。虽然有许多心内的东西，必然会流露到外部表情上来。虽说要观形察色，也要从内到外地观察。心内有才气，外貌自然显露出神采。
史书载：魏武帝曹操准备接见匈奴的大使，自认为不漂亮，不足以表现出英雄气概远镇他国，于是让崔琰代替他，而自己提刀立在崔琰的身边。接见之后，派人去打听使者，问：“魏王怎么样呢？”匈奴使者回答说：“魏王气质不凡，可是他身边提刀的人，才是英雄。”所以说一个人的神采、风度、气宇、容止、情态等方面，开始不待言行，随后就能看出。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怎么会暴露他的胸怀呢！心是外貌的根本，审心而善恶自现。行为是由心所产生，观察行动而祸福就知道了。这确实是由心术而观察人的行动，由行动而得出心术的独家法门。
只有人才难以了解，了解人固然是不容易的。如若平常没有其他的长处，只不过以毁誉为用为舍。他之所以得到赏识，或出于杯酒谈笑之间，或是看到他丰韵神意的状态，或者是生平没见过一面，突然觉察到他的行动而得到的。都是虚心独鉴，不听人言。
人才有多种多样，是不容易鉴别的，用语言也表达不尽。有博学的人才，有宏通的人才，有开创的人才，有守业的人才，有俊发的人才，有雅懿的人才，有刚直的人才，有运筹帷幄的人才，有勇悍的人才，有涵容的人才，有豪侠的人才，有雄辩的人才，有木讷的人才，有果断的人才，有智巧的人才，有俊杰的人才，有清逸的人才，有恬静的人才，有躁锐的人才，有持重的人才，有诚实的人才，有大受的人才，有远略的人才。形形色色的人才，审视他，详察他，明辨他，而后慎用他，这样就不会有所遗漏了。
必须看到他的正面，又要看到他的反面，才能了解他的心；必须看到他的外表，又要看到他的内心，才能了解他的意；必须看到他亲近什么人，又要看到他疏远什么人，才能知道他的情。
知人的目的是选人，选人的目的是用人。但“人心难测”，所以有人说，“任人是一场赌博”。
抱朴子说：“如影子，如回音，低头惟命是从的人，暗察上司的容貌，白拿俸禄不做事的人，违令犯颜，点头哈腰唯唯诺诺的人，只一味顺从旨意的人，都是奸佞谄媚之辈。用这些人来治理国家，就会有危险了。”
《说苑》上说：“服从命令有利于国君叫做顺，服从命令有害于国君叫做谀。违反命令有利于国君叫做忠，违反命令有害于国君叫做乱。国君有过错，就会危害国家。对国君能进言的人，用就留，不用就去，叫做谏。用就行，不用就死，叫做诤。带领属下劝谏国君，解除了国家的大祸乱，解除了国家的大毒害，叫做辅。违抗国君的命令，反对国君做的事，安定了国家的危难，除去了国君的侮辱，就叫做辅助。”
庄子说：“没有顾忌而进言叫做佞，肆意导言叫做谄，不择是非而言叫做谀，好说他人的坏处叫做谗，称誉诈伪讨厌他人叫做隐藏，两容颊适，暗地做他所想做的事叫做奸险。”
天玄子说：“借公济私，利用权势富裕自己，蒙蔽国家命脉，唯利是图的人，叫做贪；蒙上欺下，舞文弄墨，隐藏民愿自私自利的人，叫做污；违纪乱法，阳奉阴违的人叫做奸；嫉贤害能，取善自给的人叫做贼；结党营私，公行贿赂，残害百姓以逞威风的叫做虐；禁而不止，令而不行，罪不自知的人叫做逆。”明白这些，就自然知道取用与舍弃了。
其实，每一个有才能的人，都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如果样样都要求全才用他，那么天下就没有可用的人了。了解人的长短方法，阎循观说得最精辟，他说：“了解人有四点：知道人的短处，知道人的长处，知道人短处中的长处，知道人长处中的短处。用人有两点：用人的长处，避开他的短处。教育人有两点：成就他的长处，除去他的短处。”能做到这样，天下可用的人才就举不胜举。
是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任人，不能求全责备，而应该是用其所长。同时要不论党派，不论地区，不论亲仇，不论好恶。好比使鸡司晨，猫捕鼠，都有它的技能、它的特长可用。驾驭人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他能为我所用。不管所需要的人是在我之上，还是在我之下，或是与我并驾齐驱的人，都必须以自己的事业前途作为中轴，而系住自己的一切行动。
汉高祖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就利用萧何与张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就利用韩信与彭越。
刘备为了帝业，就极力依赖于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等众人的才力。而成吉思汗的丰功伟业，大半都要归功于耶律楚材的才能。他用人与拿破仑相似，不关心其他方面，只注重于事体的需要。
总而言之，作为领导者，必须善于选贤任能。
三 信与疑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就得相信人。若是信人不坚，就不能获得最大的忠诚，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自信的人不怀疑别人，人也就依赖他。有疑心的人不会依赖别人，别人也不会依赖他。你如果不依赖人，人也会怀疑你。一个人处在疑团中，就无法获取他人效死力。
张红陵说：“想用—·个人，开始就得慎重，务求相应。既然得到这个人，就要信任他。例如魏文王用乐军，虽然毁谤他的书笺谏文一大箱，也不动摇。”这就是用人不疑的典范。
用人确实是一门艺术。
用人的知识，除去他的欺诈；用人的勇敢，除去他的暴怒；用人的仁德，除去他的贪欲。用智用勇，用贪用愚。聪明的人乐于立功，勇敢的人好行其志，贪婪的人取决于利，愚昧的人讨厌去死，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而用，这是将领所要权衡的。
用人最好是不计较他的短处，只求取他的特长。作为人来说，既有各自的长处，也有各自的短处，天下没有万能齐备的人。只用他人的长处，而补我的短处，增加我的长处，这就是用长补短的法则。
叔苴子说：“以饵钓鱼，作为鱼宜于戒去贪，作为钓鱼的人，正是高兴于鱼的贪。对于用人的人来说，宁可用杀妻的吴起，而不用避世的狂雷；宁可用食子的乐羊，而不重视咽李的仲子。”魏文侯由李兑而知得吴起有“贪心而好色”的缺点，而有“用兵则司马穰苴不能超过他”的长处，所以取用了他，终于使魏国强大。因此，就要以他的长而弥补自己的短，从而增加自己的长。这样不断地增长，天下就无人相比了。文王访姜太公，刘备三顾孔明，萧何荐韩信，鲍叔牙举管仲，他们是不想一手遮天而尽天下富贵永霸高位的人。以事业作为前提，用他人的长，来补自己的短，因此，这些领导人物能取得最高的成就。
所以管仲举荐了隰朋、寒戚、王子城父等，并对齐桓公说：“辩察于言辞，清洁于货物，习惯于人情，我不如弦商，请任命他为大理卿。登降辞让，进退闲习，我不如隰朋，请任命他作大行。垦荒建城，尽用地利，我不如宁戚，请任命他为司田。以三军排阵作战，使战士能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任命他为司马。辩察于言辞，清洁于货物，不杀无辜，不冤屈无罪的人，我不如宾胥无，请任命他为大理。敢于触犯君颜，进谏必忠，不躲避死亡，不攫取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任命他为大谏。治理齐国有这几个人就足够了。要想称霸为王，有我在这里”。管仲的这番话，就道出了人有所长、也有所短。既然如此，就应该大胆用人所长。
杯弓蛇影是一个疑心生暗鬼的故事。古时候某人请客喝酒。墙上挂着一张弓，日光斜照下来，弓影落在酒盅里犹如一条蛇。酒喝完，阳光也移过去了，弓影便不见了。但这位客人心里却老大不舒服，以为他把蛇喝进肚子里了。越想越怕，便生起病来。这是一桩疑心生暗鬼的例子，没理由使自己白受一场罪。
三国时曹操杀吕伯奢一家，也是由于疑心生暗鬼。他刺杀董卓不成，便避祸潜逃，这本是正常的事情，英雄识英雄，逃难路上遇到一位县令陈宫，也真是因祸得福，陈宫钦慕曹操才名，丢了官跟他逃。逃到曹操父亲的老友吕伯奢家里，世伯见了晚辈出息得如此英雄，也喜得如天上突然掉下一颗星。进城打酒，磨刀杀猪，家里恭敬，又加上对落难英雄的保密，使气氛颇显得紧张而又神秘。本来合情合理的事，却让天生有疑心病的曹操不放心。吕伯奢进城是打酒还是报案？磨刀霍霍是杀猪还是杀我？他们还嘀嘀咕咕，是不是在密谋。这所有曹操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先下手为强，把伯奢一家老小尽数杀掉。杀了赶紧逃命。路上碰到吕伯奢，也别活了，尽管毛驴儿脖于上拴着款待他的酒，明知错了，一错到底，把个吕伯奢也杀了。这可让陈宫恼火了，曹操竟说出千秋以后人们尚骇然的话：“宁可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陈宫三思：曹操这人太可怕，离他远点罢！这个曹操固然有许多了不起的地方，仅这一桩事儿，老百姓骂他奸雄也属应该！
曹操疑心太重，枉杀无辜，众叛亲离，也便不足为怪了。
在积极的怀疑里，有这样一个富有见地的判断：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
这话怎么理解？
在生活中，常有这样一种人，他总是主动在别人面前，显出十二分的热情与关心，又加上十分的神秘，抓住别人最关心的事情，问别人怎么样，让别人神经一下子紧张起来。接着，他又攻击另外的人，挑拨是非，说三道四却做出很痛心的表情。有时说话躲躲闪闪，藏头藏尾，这一下又把别人带进云雾里。于是，闪烁其辞之中，他的诡计便包藏进来。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是非的种子便种下了。此后听话人耿耿于怀，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争斗便发生了，一旦这样，正中下怀，坐山观虎斗，便可收渔人之禾。
这样的人往往使厚道者受骗，但想想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这样的人诡计也就不高明了。他在你而前说别人的坏话，说别人对你怎样怎样。那么，同样道理，在别人面前未必不说你如何如何。为什么？他有他的目的，为了他的目的，他什么话、什么事做不出来？这叫不看人待我，且看人待人。
知道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便可去伪存真。
东汉章帝时班超投笔从戎，出使西域，可谓功劳显赫。功高易遭人妒忌，遭人妒忌容易栽筋斗，这现象虽于理不合，但世事常常如此。
那年班超也遭到人家诬陷。当时班超受命为将兵长史，章帝还派卫侯李邑护送乌孙国使者回国。李邑到了于阗，正碰上龟兹攻疏勒。李邑害怕打仗，不敢前进，于是上书章帝，说西域是搞不好的，班超这个人也不过是利用西域“拥娇妻，抱爱子，安心在国外享乐，没有眷念朝廷之心。”班超听说有人诬告他也吓坏了，赶紧叫跟随自己出关的妻子儿子离开他。
对班超的忠心与能力，章帝心里一清二楚，分明李邑无能办事，嫉妒他人成功。他严厉斥责李邑：“既然班超拥娇妻、抱爱子，但思念故乡的军士有一千多人，怎么能与班超同心共事呢！”章帝硬是命令李邑前去受班超指挥，让他自惭形秽。班超面临一场撤职查办的灾祸，因章帝明察，反倒变成了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