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天津，住在总督衙门，有时也住在海关道衙门。在总督衙门与于晦若同居一室，甚相得。每月北洋编书局总办的车马费，全都由淮军银钱所送来。后来一想淮军裁撤已久，怎么还有银钱所的名目？当时只将车马费照收，不便详问。后来于徐颂阁师的宴席上见到王文韶，谈起李文忠（李鸿章，文忠是其谥号）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举出事例说：“当甲午之后，李文忠赴日议约，离北洋大臣任，由我接替。（李）列册交代，有‘淮军钱银所’存银八百余万两。此系文忠带兵数十年，由‘截旷’、‘扣建’而积存者。如果是我王某人带兵，此款是否应当交出，尚且要费一番斟酌，然而文忠漠然置之。到后来既列作公款，我离任后，由荣仲华（荣禄，仲华是其字）而至袁慰亭（袁世凯，慰亭是其字），中经庚子之乱，此款独能保存。今慰亭移作小站练兵之需，气象雄阔，是受李文忠之荫也。”我于是恍然大悟淮军银钱所送车马费的缘故，愈加佩服李文忠的廉洁，（身）当甲午（兵败）乙未（马关签约）的诽谤，而文忠不发一言（辩解），其度量也非同寻常啊。
所谓“截旷”、“扣建”均为清代军队中的专门术语，军队发生缺额，需要募兵替补，称为“顶名吃粮”，但顶补的日期不相衔接，差额日期的军饷须逐日扣除，这部分扣下来的军饷就被称为“截旷”；清代通行阴历，士兵月饷以30天计算，遇到小月（只有29天）须扣减一天，小月又称“小建”，故因小月扣减下来的军饷就称为“扣建”。李鸿章任职北洋多年，积少成多，遂有了淮军银钱所这八百多万两的积累赢余。李氏本可以按当时官场对待陋规的惯常做法，把这笔灰色收入装入自家的腰包，但他把它作为公款列支，并将其全数移交给后任，难怪王文韶自叹不如，要称赞李鸿章“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了。北洋淮军银钱所这笔钱作为固定存款，利息应相当可观，以五厘的低息计算，每年也有40万两的收入。
另一笔意外之财，则是接收列强占领天津期间所经手的海关及杂税银两，数目也很可观。
9月，李文忠病故，清政府调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而以王文勤继李文忠办理和约善后事宜。10月，袁到北京，由庆亲王奕劻致电行在（并与）王文勤会奏，派袁会同新升任山东巡抚的周馥，接收天津联军所组织的都统衙门。唐绍仪以天津海关道资格充当提调。地面接收之后，获得都统衙门所积存的关税及杂税银500余万两，因此袁得以大肆挥霍。那一年，京师及行在各位官员，均得到袁、唐所赠送的大宗炭敬，因此颂扬之声载道。12月，袁于正定府办理沿途行宫，供张侈丽，直到北京，都是因为有了这笔钱手头阔绰的缘故。
所谓“炭敬”，即今天机关单位逢年节所发的红包一类的东西，在前清时，则是外官（地方官）或下属，送给要好或用得着的京官和上司，借以送人情、拉关系的手段。时逢庚子乱后，京官大都宦囊羞涩，拮据不堪，袁世凯的这笔炭敬起到了雪里送炭的作用，最能见情。联系到他在山东时带头捐资数千，为奉召前往行在（皇帝和太后驻跸之处——西安）的京官们提供川资的事情，充分表现出袁世凯圆熟的手段和练达的人情。反正是公家的钱，花在公家的人身上，争取在京城有一个好口碑和好的人际关系环境，以减少、化解来自京城的阻力，对于他在地方放手推行新政无疑是有利的。对于慈禧太后及庆亲王奕劻这类亲贵，投其所好就可以了。
笼络部下与结交朋友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了句大实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翻览几千年历史，触目惊心的事实可不赤裸裸就是这样吗？从某种程度上讲，一部几千年的中国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从上到下争权夺利的历史。孔夫子强调名。但一个人如果一旦有了名，其利不也就滚滚而来了吗？民以食为天，连老百姓都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挂在嘴边之上，那些满口讲铜臭话的人又能有几个是在倾吐他们的心里话呢？
袁世凯长期身处下层，懂得前来投奔他的人的真正需要，善于用金钱和地位笼络部属。对阮忠枢的金钱笼络就是典型的一例。
早在小站练兵时，有一天，阮忠枢对袁世凯讲，他在天津某妓院时认识了一个名叫小玉的妓女，两人感情甚好，想纳小玉为妾。袁世凯听后立即严厉驳斥，说这有碍军誉，干不得。阮忠枢只好作罢。过了不久，袁世凯说到天津办点公事，邀阮忠枢一同前往。下车后，阮随袁进入一个院中，看到屋子里铺设华丽，堂上红烛高烧，摆着丰盛的酒席。及至进入里屋，便见一个丫鬟一面喊着“新姑爷到啦”，一面扶出一个打扮俏丽的新娘。阮忠枢一时不知所以然，当新娘来到面前并发现她就是小玉时，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袁世凯得知阮的心思后，不动声色，秘密派人将小玉赎出，并为阮忠枢在天津置办了一份家产。等把事情办妥了，他便引阮忠枢一同前来。从此，阮忠枢对袁世凯更加死心塌地，一直到袁世凯身死，他都对袁忠贞不贰。
1907年，袁世凯被调升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当时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新调任进京的官员照例要逐一拜会京都的老资格官员，袁世凯自然深谙此道。一天，他来到一满族官员增崇（字寿臣）家拜访，增崇叫出自己的儿子察存耆见客。察存耆当时还是个孩子，他回忆自己见袁世凯的情形如下：
一进门，我走了几步，随即向前抢行到袁世凯跟前，认认真真地给袁世凯请了个安，叫一声“大爷”（“大爷”也是旗人中称呼比较亲近的人的敬语，对汉员则应当称“老伯”、“太世叔”等）。转瞬间，只见袁世凯闪电似的离了他的客位，也照样抢前几步，对我还安如礼，口中还连说“不敢、不敢”。他这样的举动，大出我意料之外。当时我父亲忙说：“小孩子，小孩子，大哥太客气了。”袁世凯紧紧拉着我的双手，连声说：“老弟好！老弟好！”半侧着脸用炯炯的目光看着我，同时又半侧着脸看着我父亲说：“老弟真英俊，真英俊。”又回过头对我父亲说：“让我们先谈一谈。”我父亲当然便不再言语。原来那时的习俗，尤其在官场里，若要同人家子侄说话，并不直接问本人，而要先向其长辈说明，再由其长辈命其好好回禀，然后才由其本人恭恭敬敬地一一作答。这时袁世凯便问我：“经书都读过了吧？”我说：“现在才读《周礼》，《易经》还未读。”袁世凯说：“读经是要慢慢地读的，不可太快。”又说：“老弟需要些什么书，我可以给送过来。”我当时想，我们旗人太不讲究读书，不可叫他小看了，我要显显我的志气，也给我父亲听一听，就回答说：“为将来考学堂，目前正预备学堂的各门功课。现用的教科书，只是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几种，似是有点不足。”袁世凯说：“好，好。明天我就给送过来。”他一面说一面看着我父亲，很郑重地对我父亲说：“世兄真聪明，好得很，好得很！打扰老弟用功。”于是我父亲对我说：“你回书房去吧。”我便退了出来。
我一面走一面想，袁世凯张口老弟，闭口老弟，给我还安。这可一点也不像我所见过的那些汉员如王文韶（大学士）、鹿传霖（尚书）那样的神气。我见王文韶时，给他一揖到地，他连座位都不离，手里的水烟袋也未放下，只是半起半坐，歪歪扭扭地拱一下手就算还礼，我对王文韶那种倚老卖老的傲慢神气很不高兴。我对老师陈述了方才见袁世凯的情况，老师是旗人，听了之后也连声说：“瞧瞧人家，这才是真正干才。要是多有几个袁世凯，中国何愁不强！”老师停了一下，接着又说：“可是外边都说袁世凯居心叵测，也许和曹操一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可也真说不定啊。”
第三天中午，我刚下早学，就看见门房的院子里摆着五个木板箱子……门房的人对我说：“袁大人差片给少爷送书。”我一看那张大红名帖上的“袁世凯”三个字上，又加了墨笔写的“世愚弟”三个小字。打开书箱一看，其中有天文、地理、经济、政治、音乐、教育，以及兵法、军事、哲学、法律、国际公法、伦理等各种东、西洋学说的译本，还有多种教科书，真是种类繁多，不胜枚举，而且都是京师大学堂所编辑，直隶或湖北官书局出版的。
孝敬老佛爷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光绪仓皇出逃。常言道，落毛的凤凰不如鸡，慈禧一路上尝尽了人间冷暖。袁世凯抓住这个机会，在主上落难之时，表现得忠心耿耿。就在慈禧还在西行的路途中，袁世凯就派兵急行千里，给慈禧送去了白银10万两。
慈禧到了西安，费用匮乏，令各省解款接济经费，各省也正因战争财尽民困，又对慈禧今后的前途估摸不透，因此拖延观望，唯独袁世凯照单全收，尽力照办。
袁世凯上奏折说：“伏念山西素号瘠薄之区，资用匮乏。……无论东省库款如何支绌，必须设法筹解，以备饷糈。现于藩、运各库中，先行凑集银10万两……星夜趱程前往。”并把截存安徽运解北京的饷银11.6万两、江苏的5.05万两一起送去。最后，他还表示要随时赶筹巨款，源源接济。
同时，袁世凯还通电各省，要求迅速汇解京饷接济銮驾。
慈禧命赶送一批军火到西安以资护卫，袁世凯立即送去一大批军火。
另外，袁世凯还和张之洞、刘坤一共同拿出2.5万两银子，接济留在北京和两宫西狩的随从官员，博取了他们的好感。
议和以后，在两宫即将回銮之际，袁世凯派所部姜桂题率马步炮队到京畿一带平定地方，在保定花费巨资修建行宫，准备迎接慈禧回京。
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袁世凯迟迟不派兵进京勤王，慈禧对他心怀怨恨。但是现在见袁世凯如此忠心，渐渐开始信任他了，慈禧曾经对身边的大臣说，此次西行，发现了两位忠臣，—是千里护卫的岑春煊，一是千里送银的袁世凯。由于袁世凯尽心竭力为落难的两宫一行提供金钱和物资，慈禧很快就不再追究袁世凯阳奉阴违、敷衍出兵勤王抗旨不遵的行为，而且对他委以重任。
1901年，慈禧太后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固然是因为袁世凯手里掌握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可资重建京畿防卫体系，但是和袁世凯得到慈禧的欢心与信任也不无关系。
1901年12月，两宫和随行的官员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进入直隶省境内。袁世凯知道慈禧喜欢排场，花了一番心思把保定行宫收拾得富丽堂皇。他精心布置好恭迎大驾的准备工作，为了表示恭敬，袁世凯赶到省界恭候圣驾。袁世凯的这番殷勤没有白费，果然赢得慈禧的欢心，慈禧接连两天在顺德府、内邱县两次召见袁世凯。两宫驻跸保定的3天中，袁世凯小心翼翼地侍奉圣驾，然后又一路护送圣驾到北京。
袁世凯的“忠心”果然立见奇效，慈禧赏他穿黄马褂，紫禁城骑马。袁世凯对慈禧的圣眷感激涕零。他表示要“竭血诚，夙夜昆勉……以酬天恩于万一”。
慈禧回到北京后，见到的是残破不堪的紫禁城，慈禧本好奢华，当然不能住在这样的地方，于是她不顾兵祸之后，满目疮痍，立刻要大修宫室。袁世凯既然这么会办事，又是直隶总督，修缮宫殿自然也是他分内的事。
修缮宫殿本非难事，难就难在没钱。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紫禁城被破坏得很厉害，各种饰物、陈设或毁或被抢，如果要修缮如初，最少也得上百万两银子，但是户部也被洋人洗劫一空，战火之后的直隶一下子上哪拿出这么多钱呢？
袁世凯到底脑子活络，踌躇之后，他想出一计，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直隶大小官员们的手头还有不少钱，袁世凯打上了他们的主意。
于是，袁世凯召集藩、臬、司、道各级官员。他把意思向众人说了，希望向大家借钱修缮宫殿，日后陆续偿还。但是不料众人却推托无钱可借。
这也难怪，这些官员一来害怕自己苦心搜刮来的钱财有去无回，当时国库空虚，还要偿还《辛丑条约》的赔款，到时候总督说还不了，那么自己的积蓄岂不是打了水漂吗？二来就是真的借了，被御史知道一弹劾，弄不好乌纱帽都搞丢了。有了这些顾虑，官员们一个个都说没钱。既说是借，人家当然可以拒绝。
袁世凯见明借不成，就来个寻根究底。他暗地里派手下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员，找到北京、天津的几家大钱庄，伪称要存入一大笔公款，询问利息是多少。钱庄的伙计不知是计，如实说最多只能到8厘。此人就说别的钱庄里的利息还要多。
钱庄里的伙计为了能揽到这一大笔款子，一着急就拿出账簿，账簿上哪个官署、哪个官员的存款数额和利息罗列得一清二楚。伙计一边指一边说，以示利息已经很高了，这正是此人想要的。他一边看一边把存款数额巨大的官员的姓名、金额默记在心。用这个办法，几家大钱庄跑下来，袁世凯就掌握了官员们的存款数额。
袁世凯再次召集各级官员，把在钱庄了解到的情况说了说，接着说：“这些钱庄的掌柜真可恶，竟然冒用官员的名义骗人。我已经把这些冒用官员名字的存款借用了。”
袁世凯用这个办法巧妙地筹集了150万两白银，接着他又从军饷和用于救济战区的款项中拨出200多万两银子，终于有足够的资金修缮皇宫。
紫禁城一点点恢复原貌，袁世凯也因此深得慈禧太后的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