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一篇“训词”中说：“历代抽丁征戍，而本朝无之，外国编民入伍，而中国无之，国恩厚矣。尔之祖若宗，食毛践土，沐浴深仁厚泽，垂数百年，及尔之身，优游太平，自顶至踵，何莫非朝廷所赐……今且应募而来，坐食厚饷矣，不知效忠，何以对尔祖父？……古人一饭之惠，终身不忘，受国厚恩，讵止一饭？且尔果有功，必有一功之赏；尔果有劳，必有一劳之酬，国不负尔，尔何负国？夫犬马之贱，尚知报主，人不如物，尔又何甘？”紧接着又进行威吓：“苟或不忠，甘自暴弃，大义一亏，神明共鉴；宪典即可幸免，天理亦断难容。”
针对“兵丁多不识字”的现象，袁世凯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种种口诀和歌谣，如《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命令士兵背诵，“熟悉于口，牢记于心”。这些歌诀大多从劝导、诱导出发，浅显易懂，情理交融。请看《劝兵歌》：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
二要打仗真奋勇，命不该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
四莫奸淫人妇女，哪个不是父母生；
尔家也有妻与女，受人羞辱怎能行。
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场空。
六要敬重朝廷官，越分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要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
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
你若常记此等语，必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一篇劝尔要紧歌，务必字字记得清。
从歌词可以看出，袁世凯既用忠孝、天命一类封建伦理来教训士兵，又用赤裸裸的恐吓利诱来控制士兵。袁世凯就是这样一手拿大棒，一手拿金钱，用这类手段，熏陶他的权威意识。
经过袁世凯的培养和熏陶，北洋集团中的袁记文化初步形成，团体成员随着袁世凯权力的膨胀而扩展，其集团的利益完全同袁个人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1901年，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他的政治野心逐渐扩大。为了攫取更大的政治目标，他开始招揽各种政治人才进入他的幕府，其政治录用方式日趋多元化。这样，一方面吸收了大量受过封建文化影响的文治官员，一方面也录用了很多富有新思想的留学生，最终打造出了富有特色的袁氏团体文化。
种种手段
世凯打造北洋团体文化，其主要手段有：
1.利用亲缘关系来打造他的团体文化。袁世凯一旦权力在握，即将与其有亲缘、姻亲关系的人都安插进入政治、经济、军事的要害部门，以便扩大自己的集团势力。如袁的结盟兄弟徐世昌、早期患难之交唐绍仪等。袁世凯最贴身的内务总管袁乃宽，是袁的同乡，后来认了本家，他对袁世凯忠诚不贰，被袁委任协助控制军政机要和掌管银钱的要职。刘永庆，河南人，袁世凯姻党，以试用道从袁世凯练兵，充军正使，不久即超擢总督，兼侍郎衔，节制镇道以下，俨然开府一方，比于督抚。此外，周学熙、张镇芳等人也都因与袁世凯有亲属关系而为袁所重用。
袁世凯曾直言不讳地奏请清政府，要求“明党派”，认为“党有公党，如曾国藩之用同乡同里是也”，明目张胆地将任用亲朋、乡党视为近代意义的结党。他所任用的亲信大都是亲朋、同乡、同僚、部属、门人、恩人、结义、姻亲等，较曾国藩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袁世凯开缺回籍后，1910年2月25日御史江春霖曾上疏弹劾奕劻，其中揭露了袁世凯集团力量的庞大。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窃溯戊戌变政，全局为前军机大臣袁世凯一人所坏，世凯因得罪先帝，乃结庆亲王奕劻为奥援，排斥异己，遍树私人，包藏祸心，觊觎非望，幸而瞿鸿禨退，先朝起监国摄政王以镇之。袁世凯进，先朝又召臣张之洞以参之。天与人归，谋不得逞。我皇上御极，首罢世凯。奕劻恭顺以听，而其党亦栗栗危惧，中外相庆，以为指日可致太平矣。既而窥见朝廷意主安静，异派无所登庸，要津仍各盘踞。而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署邮传部侍郎沈云沛，复为画策，汙名嫁与他人，而已阴收其利，被劾则力为弥缝，见缺又荐见填补，就众所指目而言，江苏巡抚宝棻，陕西巡抚恩寿，山东巡抚孙宝琦，则其亲家；山西布政使志森，则其侄婿；浙江盐运使衡吉，则其邸内旧人；直隶总督陈夔龙，则其干女婿；安徽巡抚朱家宝之子朱纶，则其子载振之干心；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则世凯所荐；两江总督张人俊、江西巡抚冯汝骙则世凯戚，亦缘世凯以附奕劻，而阴相结纳者尚不在此数。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袁世凯一时失势，但其以亲朋关系维系的政治势力却根深蒂固，无法撼动。
2.以官位利禄来打造、网罗各种政客、文人、理财家为其所用。杨土骧、杨士琦、赵秉钧、王锡彤等人即是在官禄利诱下，进入北洋集团，而成为其重要干将的。升官发财是凝聚袁氏集团的黏合剂。
3.利用“金钱效应”来打造。在晚清社会，没有近代的法制和规章，儒家的道德破灭了，新的道德还没有树立起来。一切作为，都要靠所谓的人情和关系。当时，官场的腐败现象日趋表面化，卖官鬻爵、行贿受贿屡见不鲜，“银子”铺路已成为官场进取者必具的法宝之一。袁统率军队，靠的是私恩而非近代民族精神为凝聚力。同样，他搞政治，也就是在交际请客、联络接纳和奔走趋奉上下功夫。他无意于在世风日下吏治腐败的社会中扮演自命清高一介不取的角色，而恰是在这样一个传统社会中，一个道德上的宵小之辈才能够在历次政海波潮之中事著先鞭，摇而不坠。袁世凯在早期实践中早已掌握了这种生存技能。他深知权力往往同利益连在一起，有权力即有金钱，利用金钱又可以换取更大的权力。因此，在发挥“金钱效应”上，袁世凯则无所不用其极。
4.利用政治投机来打造。在清末社会，各种政治势力迭起，改革潮流澎湃。袁世凯则以“开通风气”自诩，屡屡上疏大谈新政，借以博取时誉，扩充自己的政治影响。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在西安降谕，宣称要改革政治、军事、教育，全面推行新政。袁世凯对此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心，不仅将自己关于新政的主张及时上奏清廷，而且在他督直的六年中，还委派周学熙、孙多森、毛庆蕃等人，创建了直隶工艺总局、高等工业学堂、劝工陈列所、实习工场、劝业会场和银元局等官办企业，鼓励和扶植绅商集资办厂。此外，袁世凯还十分重视市政建设。在天津建立公园、植物园，安装路灯、开办自来水厂。袁世凯通过举办新政，网罗了一批实业家和理财家，扩充了北洋集团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博得了北方中小资本家的信赖和支持。
到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立宪的小国日本战胜了专制的大国俄国，立宪呼声一时大振。国内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要求立宪的呼声日益强烈。袁世凯集团也受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袁世凯的心腹幕僚张一麟在笔记中记载：
考察政治大臣回国时，一时舆论靡不希望立宪。南通张季直致书项城以大久保相期而自居于小室信夫。一日余入见，力言各国潮流均趋重宪政，吾国若不改革，恐无以自列于国际地位，且满汉之见，深入人心，若实行内阁制度，皇帝退处无权，可消隐患，但非有大力者主持未易达到目的。项城谓：中国人民教育未能普及，程度幼稚，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发生种种流弊。余力言专制之不可久恃，民气之不可遏抑。反复辩论，竟不为动，且问余至此尚有何说？余曰：“公即有成见，尚复何词！”退而悒悒。乃越宿，又召余入见，嘱将预备立宪各款作说帖以进，与昨日所言，似出两人，颇为惊异。对曰：“昨陈者只为救时之策，至其条目则须与学习政治、法律之专家研究之。”退而纠合金邦平、黎渊、李士伟诸君分条讨论，缮成说帖。后见北洋与考察诸大臣会衔奏请预备立宪稿，即余等所拟，未易一字。且知项城先与余辩论之词实已胸有成竹，而故为相反之论以作行文波澜耳。
观察袁世凯与张一麟的一席谈话，可见袁内心并不赞成完全的立宪政体，但为了迎合时论，拉拢立宪派，袁世凯连上奏折，请求清廷实行预备立宪。到1907年夏秋之际，全国立宪运动达到高潮。袁也由主张预备立宪的渐进者，一跃成为急进派，奏请清廷赶紧实行立宪，采用内阁合议制度。特别是当清廷逐步限制他的权力时，他更是借主张宪政而向立宪派头面人物频送秋波，屡次宣称“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以此来表示他对立宪的决心。因而，国内立宪派视他为宪政运动的中坚。此时在人们的心目中，袁已俨然成为“全国立宪党之魁”。
由于以袁为首的北洋集团以立宪的政治要求相标榜，这一集团对国内外的立宪派人士都有很大的政治辐射力。留日学生金邦平、黎渊、李士伟等人回国后，纷纷投到袁世凯幕下，为袁所主持的“立宪预备”和“地方自治”效力。在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从日本回国后先投入张之洞幕府，由于好谈变法与张抵牾，乃转到袁世凯幕下，受到袁的重视和赏识，成为袁世凯宪政问题的重要参谋。
由于袁氏集团这种文化的存在，因而当袁世凯罢官回籍，远离政治舞台三年之久，该集团却没有解体，相反更加固结。在北洋团体文化中，袁世凯被视为集团利益的维护者和当之无愧的衣食父母。因而，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一出山，就能迅速集结起北洋力量，与南方革命力量相抗衡，并趁机夺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