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袁世凯的正面与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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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官可以不做,法不可不改(10)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袁世凯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他能从一个布衣百姓,经过短短数十年的奋斗,就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权势最大的人物,没有真正的、超人的一流本领,要达到这一步,无异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应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一位杰出政治实践家,本可以成为国人所期待的中国华盛顿、拿破仑那样的人物。然而,由于受宵小包围,一念之差,在帝制的道路上向前错走了一步,就最终沦落为国人不可原谅的千古罪人,使他本可辉煌灿烂的一生最终黯然失色。

与袁世凯交往长达30年之久,对袁世凯有着深刻了解的晚清状元张謇,在得知袁世凯去世的当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午后得沪电,知洹上(指袁世凯)以午前十时弃世,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未有之会,可以成一流之人,而卒败于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人乎?抑人之自为而已?

在这位可算是袁世凯半师半友的人的口气中,对袁世凯的失败充满了惋惜之情。

那么,袁世凯为什么要做这个导致他声名落地的皇帝?

什么时间动了这个念头?

又是什么事情让他放不下这个念头?

张謇所说的“卒败于群小之手”,又是怎么一回事情?

按道理,以袁世凯的眼光与聪明,不可能看不到其中的风险,可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他却违逆民意,不顾心腹股肱的反对,把自己放在了火炉之上。这一切又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作祟?

在我看来,袁世凯一开始并没有做皇帝的念头,想做皇帝的念头大概始于他做上了终身大总统之后。

纵观中国历史,由一个当朝宰相或统兵大将乘乱窃位,在中华5000年历史上,是有其一定轨迹可循的。那就是,乘乱抓权、抓军,清除异己,培养死党,待时机成熟后,逼宫、受禅做下一朝的开国之君。东汉末年,曹丕在受禅之后就变成魏朝的开国之君魏文帝了。儿子做了皇帝,就追封他那位皇帝未做成的爸爸曹操为魏武帝。但是天道好还,45年之后,公元265年,魏相司马炎又逼魏主曹奂退位,自己受禅为大晋帝国的晋武帝,追封他那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却始终未做成皇帝的老爸司马昭为晋文帝。晋武帝于公元281年灭吴,结束了80年的三国分裂之局。司马炎死后,他的儿子司马衷即位,便是那位有名的糊涂皇帝——晋惠帝。当大臣告诉他老百姓没饭吃,都要饿死了时,他却反问说:“百姓没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糜?”总之,从三国的开国之君曹丕开头搞尧舜禅让的把戏以后,接着晋、宋、齐、梁、陈、隋六朝,都是由大将当权,入朝拜相,封公、封王、加九锡,然后再逼宫、篡位的。一簒六朝,历时数百年。

可是,辛亥革命时期,在袁世凯利用内阁总理大臣职位、占手握重兵之势,将清政府最高统治者孤儿寡母玩于掌心之上,让南方革命党人胆战心惊之时,他没有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做皇帝,而是养敌自重,最后逼宫成功,做上了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在袁世凯1913年挥师南进,将北洋势力遍布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时,他也没有在声望达到极点时动做皇帝的念头,而是做了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这样看来,将袁世凯说成中国历史上曹操、王莽之类的人物,未免小觑了这位不世之才的能量。历史的真正事实是:袁世凯最初并没有做皇帝的野心。他之所以搞洪宪帝制,原因错综复杂,并不像一般历史书上说的那样简单。

最初,袁世凯显然认为大总统也就是皇帝,名望与权力都是一样。可是,经过两年国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折磨,他才恍然大悟:总统究竟不是皇帝。再经过世界法学权威古德诺与有贺长雄那两位教授的一番剖解,袁世凯越发相信共和与帝制只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无所谓优劣,而帝制更适合中国国情和他的个性,更能满足他的虚荣心。从此,他就存心化共和为帝制了。但是,政治家最忌讳的就是将不现实的计划纳入眼下的实践之中。袁世凯精明睿智,自然不会贸然出手,他是既想着又怕着,举棋不定,最开始也就是抱着走着看的态度,并不一定非要做成这个皇帝。但有了这种态度,他身边的一帮醉心名利之徒就乘虚而入了。常言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袁世凯最终落入他儿子袁克定的陷阱和圈套,也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了。因为,他毕竟也只是一个人,一个比别人富有更多智慧与能力的人罢了。

历史学家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一书中将袁世凯与汪精卫相比。唐德刚认为:袁世凯、汪精卫二人一为能臣,一为才士。二人之错,错在晚节,错在一念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一为曹操,一为张邦昌,就遗臭万年了。汪精卫之失足,实由于身边那个才胜于德、做宰相大梦而生就汉奸坯子的周佛海,联合汪氏泼辣褊狭的老婆陈璧君,而拖其下水。袁世凯之失足,则由于他身边那个对现代政治知识实无所知却恃才傲物的杨度,联合袁氏那位“浑球太子”、欺父误国的袁克定,把老头子拖下粪坑,其失足情况,与汪氏如出一辙也。

袁氏称帝,袁克定的确是个关键人物。袁克定除私人野心之外,别无足述,而其人又无德行,晚年竟以好男宠而破产破家,贫困而终。袁世凯一代枭雄,而败在这么个败类的儿子之手,也真是窝囊至极。杨度此人则自高自大,始共和,中帝制,晚年甚至想加入共产党,可见其为人与思想之反复无常,而心比天高,口若悬河,自己尚且不知,何能教人帮人?袁世凯为这样一个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的一介书生所误,不败待何?

在另一部力作《晚清七十年》中,唐德刚又这样感叹道:

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

民国政治史上,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原也是个第一等大政客、伪君子。不幸受了儿子愚弄,群小包围,以一念之差,偶一失足,变成了真小人——至今不能翻身,亦可叹矣。

民国时期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曾是山西督军,作为一个冷眼旁观者,他对袁世凯称帝原因的观察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对于袁世凯称帝及其失败原因,阎锡山做过如下分析:

促成袁世凯称帝的有五种人:一为袁氏长子袁克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官)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清朝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做复清之地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于不义,冀(希望)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之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可以说,怂恿帝制的人,很少是主张关系,大多数是为富贵利禄所趋,或者是另有别图。

综合看来,袁世凯产生做皇帝的念头,是由以下几个主要因素所导致:

1.对共和的失望;

2.儿子愚弄;

3.群小包围;

4.列强的欺骗;

5.袁世凯的迷信思想及传子打算。

第一,袁世凯之所以要复辟帝制,很大的原因,是根源于他对共和的失望。

在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年半的时间内,在他的经验感受之中,这个总统当得没有味道。当初他之所以同意搞掉清室,建立民国,一是凭他的感觉认识到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成为末路,共和也已经成为世界的潮流;二是他认为大总统也就是前清的皇帝,其职权相同,不过名号不同而已。但是,现在清室刚刚宣布退位,孙中山就根据自己的主张擅自将已经确立的总统权限较大的美国总统制肆意变成了总统权限较小的法国内阁制。这虽有限制袁世凯的意思,但此举也让人感觉到共和制度也不过是政客手中的游戏工具而已,其神圣性在袁世凯那里就大大打了折扣。另一方面,袁世凯在前清任巡抚、总督的时候,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可以独断独行,快意威风,甚至超出了今日的大总统。就是在军机处时,国家大政也只是谋及两三位大臣,太后拍板,即刻就可以贯彻执行。哪里像现在,一受制于国会。几百个不能办事,只会清谈的议员事事要求讨论、表决。二是受制于内阁。国家行政及人事举措的发布,还得经过总理和相关总长的签字副署才能生效。事事掣肘,时时钳制,不仅办事不能痛快,行政效率也极低。袁世凯为了行使自己的总统职权,最终不仅要费脑筋与国会、内阁斗智斗勇,还因为此限制与自己昔日并肩战斗的兄弟唐绍仪翻了脸。越到后来,袁世凯越念起昔日的好时光,怀念起了他在北洋时代快意的政坛经历。在他的心目中,已经越来越讨厌这个束缚人手脚的共和体制,对共和的失望,使得他越来越想走他曾经驾轻就熟的传统的施政老路,加强中央集权,加强自己生杀陟黜的权力。

第二,袁世凯之所以要复辟帝制,很大的原因,是由大公子袁克定催促生成。

“儿子愚弄”,是袁世凯丧失了政治现实感,做出错误判断和决策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政治、经济圈中经常会发生的一种现象。自古以来,有哪个人不信任自己的骨肉,不信任自己的亲人?不信,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你周围的政坛诸公,看看有多少是真正能够过得好老婆、子女这一关的。一个人官做得小的时候,往往能够做到谦虚谨慎,但随着官越做越大,其自我也就难免于随之膨胀;如果一旦做到了领袖这个位置,程度不够的人往往就没有了自知之明,真觉得自己英明伟大得不行,对于不同的甚至逆耳的意见就难得听得进去了。手下的政客们,自然也不脱政治人的本性,个中的况味,当然了然于胸,对领导人的心理变化早也揣摩得明白透彻,话拣好听顺耳的说,高帽子不妨时时递上几顶,领导高兴,自己也因之发达,何乐而不为呢?报喜不报忧、舆论一律等,就是这么来的。像称帝这种大事,积极参与拥立,那在新朝可就都是“从龙”之臣,前途未可限量着呢。一个精明的领袖人物,只要存了当皇帝的私欲,暴露出了自己的弱点,就会给“小人”可钻的空子,久而久之,其心智就会为这种谄媚逢迎的环境蒙蔽、窒息,不可避免地陷入“当局者迷”的状态。

写到这里,笔者忽然又想起了韩非在《韩非子·八奸》中告诫君主应当防范的八种人:一曰在“同床”——贿赂君主的妻妾来求得自己的私欲。二曰“在旁”——利用君主的左右亲信说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三曰“父兄”——利用君主身边的亲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四曰“养殃”——用物质享受来腐蚀君主,自己从中捞足油水。五曰“民萌”——用小恩小惠来收买民心,使君主周围的人都来称赞自己,用这种办法来蒙蔽他们的君主而使他们的欲望得逞。六曰“流行”——豢养能说会道的人来制造舆论以蒙蔽君主的正常视听与正确的判断,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七曰“威强”——发展自己的实力,豢养亡命之徒,用这个来恐吓群臣百姓而求私利。八曰“四方”——以敌国挟持、震慑君主来求私利的实现。

韩非子认为,大凡这八种方法,是不法之臣用来使他们的阴谋得逞的手段,也是君主受到蒙蔽胁迫,以致丧失了自己所拥有的权威的原因,这是人主不可不仔细审查的事情啊。

人主需要谨慎防止身边这八种奸人,我们普通大众,芸芸众生,要想保持长存久安,正常的生活,不也同样应当注意这些问题吗?

在当时,既无广播,又无电视,外界信息或来自政府报告公文,或来自报刊,袁氏十分关注国内外舆论对帝制运动的反应,袁克定为了当太子,也知道父亲能否下称帝的决心,舆论的影响是个关键。于是,他伙同亲信伪造了袁世凯最看重的《顺天时报》,悄悄替换下了真的《顺天时报》内容,若不是被他妹妹揭破,老袁恐怕到死还蒙在鼓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