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原谅，还得从头说起。在这因果交错的世界上，许多事情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容易说清楚，不是由于复杂，而是其关联性。比如，杨叔的第二次勉为其难灾难性的勃起可能才是我坐在这间蒸笼一样的审讯室里的最初原因，自然也是最根本的。再比如杨娘的死、杨叔的死、我母亲的死与参军的杨淼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呢，长久以来，我为数不多的几次考虑这个问题都只能得到一个形象——几个人前后走进细雨蒙蒙的九月黄昏，然后都不知去向，整个景象最终也渐渐消失。
杨娘的死使杨叔的某种想法只得滞后（应该是这样，我对整个事件的顺序突然有了全新的记忆）。不需要去猜想如果杨娘没死杨叔在我母亲身上的勃起将带来的悲剧性，那没有意义，生活已经足够复杂让人疲于应付，而且从不会因为想象作丝毫改变。杨娘下葬后五十天，然后又因为我母亲肺炎使婚期推迟，直到五月，梅雨使整个杨庄湿漉漉得像发霉的画布，轻轻一拧就能挤出一塘水来的时节，我和杨淼才成为兄弟。
杨叔是一个多疑、自私但心软、善良的人，这种说法并不主观和以偏概全，再复杂的人都可以用几组对称的形容词概括。他有时倔强得像一头牛，暴戾得像一只狗，但完全不能排除他有时像猫一样温顺和猪一样软弱。
仅在三个月之后，他同样死于水里。那年天气反常得像上古时代的一则悖论，从七月开始就没下一滴水。旱情像一把枷锁重重地套在人们的脖颈上。人们在无望地忍受了几十天之后才清醒过来，集资打井。
杨庄原有一口井，我祖父的自视明智之举却在他过世许多年之后残酷地把一个关系不大的后辈推上了绝路。杨叔竟然利用我家的井开始做起了小本经营，每桶水一毛钱。他的做法尽管令人反感但并没有引起太多质疑，人们反报他的唯一方式——其实无关痛痒——就是杨庄打井时没让他集资，他无形中被人们排斥了。
于是，他老羞成怒（我想，你们可能和我一样不理解他为何要这样），向庄上的新井里投放了几包老鼠强，而不是敌敌畏（他有几瓶，事后还曾拿出来威胁人们谁去报案他就喝下去）。
当然，杨叔最终的惨死并不因此。这起事件表面的结局不过是几个根本不相信杨叔在庄上大呼小叫——他还坐在井边自制的条幅“此水有毒”下拼命阻挠——向井里投放了老鼠强的人吃了水然后去洗了胃。你们知道，真正可怕的是潜藏于内心连人们自己都不知觉至少不愿爽快承认的东西。
毫不夸张地说，杨叔至此的作为让人们对待他的善意，正像此刻风扇前的烟气，汇成一线，然后顺即消散。人们自然、习惯性地把杨娘的死重新翻弄出来，还有我母亲此刻的卧床，以及我与杨淼在庄上的桀骜不驯都归咎于他。
所有这一切都在一个静悄悄的午后骤然暴发。那是一个无风的，阳光像麦芒一样飘忽在头顶的午时一刻。杨叔头戴一顶边沿已经破烂并散落数不清的霉点的破毡帽，赤脚跳跃在炙热的尖石子林立的马路上，他身后的陡坡上正冲下来另一辆载重的货车。有人（据事后坦言，至少有三人）看到了，但他们出于已经显而易见的原因一言不发，还有不那么可信的理由是，他们说，他们相信那即将发生的一切永远不可能发生。
当时，杨叔正坑唷坑唷驮着一麻袋沉重的粮食，脸上闪着神采飞扬的光芒。然后他被货车撞得高高抛起，足足二十米。燥热使一切动静都消弭于无声，滚沸的少得可怜但足够容纳他的污水无声地吸收了他，他一声不吭地被抛向那里，毫无挣扎地躺下了。
两个小时前，一辆满载袋装大米的卡车在下坡拐弯处无缘无故地侧翻，于是杨庄人把司机送往医院之后开始像蚂蚁一样疯狂地抢粮食。杨叔那天上午说的一句没人搭理的话事后人们记忆犹新，这些粮食这辈子都吃不完了，他说。确实，谶语存在于我们身边，包围着我们时刻准备突击出来证明自己。这个贪得无厌的，在性能力上一无是处的男人，在其他人都胆战心惊怕警方来追究责任匆匆偷抢几袋就回家时，他仍然一个人像头老牛一样踯躅独行在热气蒸腾的马路上，背着粮食往返于家和池塘之间。
那是一个危险的下坡，在最底部九十度转弯，靠近池塘一侧的青黑色带刺的栅栏在繁茂的季节里使人看不到对面上坡的顶端。从我记事开始，已经有十一人死于各种各样的车祸。杨叔是第七个。听说，后来那条路荒废了，如今成为一条河渠的主干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