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势力眼——周总理打来电话，才让溥仪住进高干病房。
溥杰从日本买来血浆抢救溥仪。究竟是医院不让用还是李淑贤不让用？溥仪逝世是否与此有关？众说纷纭。
从我接触溥仪开始，我就没见他发过愁。他总是爱说爱笑，尤其是遇到好事总爱开怀大笑。连他起初知道得了重病，他也没发愁。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孙博盛来信批判他，他才发了愁，真正地发了愁。
溥仪变得格外烦躁，动不动就发脾气。临去世的前几个月，他突然变得脾气好了起来，甚至变得让人难以接受。
他一步一挪地主动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早晨，吃完早餐，溥仪主动起身擦抹桌子，见桌布有点儿脏，他揭换台布时不小心地把一块手表甩在了几尺远的墙根。那是一块苏联手表，在1962年结婚不久，他用260块钱给我买的。在当时，这算很昂贵的奢侈品。
我当时满脸不高兴，脱口说出几句不好听的责备话来：
“你可真笨哪！”
溥仪听了，并不争辩，也不看我，只是自责地小声说：
“真是对不起，以后我再给你买一块……”
我实在忍不住，仍叨唠个没完。
这时，溥仪木呆呆地站在那儿，一声不响。然后，走近我的身旁，对我格外温和地道歉：
“只要我活着，我一定再买一块好表赔你。说话算话。行吗？”
我没听完他的话，扭身走开了。
他的话最终也没兑现。因为过了不久，他就病倒了。
溥仪再次住院时，可惹了麻烦。
当时，正闹“文化大革命”，围绕溥仪能否住进高干病房，居然引起了医院内两派的激烈争论。
一天晚上，吴德诚大夫找到我，跟我说：
“一派有意见，不让溥仪住在高干病房……”
我听了很着急，马上叮嘱吴大夫：
“你可不能告诉溥仪啊……”
因为当时溥仪的病情正在加重，他知道了会影响治疗。我当时就去了全国政协机关。结果，政协早已经没人了。我一顿乱找，结果找到了一个跟溥仪一起特赦的政协委员，真像揪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我恳求他，让他给帮忙找一下政协领导，哪知他一点儿忙都不肯帮，惟恐惹麻烦。到最后，甚至他连一个电话都不肯打。我真失望了。
不得已，我又去了溥杰家里求他帮忙。好在溥杰答应帮忙，只是讲今天太晚了，明天再去政协找领导。
溥杰说话算话。第二天，溥杰一早就去政协找到了政协副秘书长沈德纯。沈副秘书长立即汇报给了周总理。当时，周总理兼任全国政协主席。
听说，周总理接到汇报后，马上给全国政协打来电话：
让溥仪住在医院的高干病房！
问题好歹解决了。我的心里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溥仪自从出了医院，在家里养病的那些日子，他无所事事。见到厨房里有蚂蚁，便用棒子面作诱饵，一点点儿把蚂蚁从厨房里引到院子里来。在阳光下，他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用棒子面喂蚂蚁。
当时，他的腿肿得非常厉害，走路已经挺困难了，他就搬一把椅子坐在上面，逗蚂蚁玩，直到把院里的蚂蚁几乎都招到了身边。我看着都肉麻，头皮发炸。可他除了吃饭，能整整一天喂蚂蚁。
他从来不弄死蚂蚁。听他说，小时候他就曾在宫里跟蚂蚁玩个没完。如今，他到了暮年居然又回到童年的游戏里来了。
这，距他逝世只有不到几个月的时间。
那些日子，溥仪病重得走不了路了，每次带他去看病，总要扶着他走很长时间路。当时公共汽车上满是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根本挤不上车。
望着一辆一辆驶过的公共汽车，我扶着溥仪在马路上，慢慢地挪到人民医院。
溥仪已是癌症晚期，最终确了诊。1967年9月份，溥杰作了最后的努力。他邀请肿瘤医院院长吴恒兴夫妻到自己家里吃饭。溥杰的妻子嵯峨浩亲自下厨做了一顿讲究的西餐。饭后，吴院长给溥仪作了认真诊断，确诊又发生了“贫血症”。
经考虑，吴院长提出了医治建议：输血浆。而且，要输质量好的进口血浆。
于是，溥杰叫嵯峨浩的弟弟嵯峨公元从日本买来10瓶血浆――价格是200元人民币，空运到了北京。
病情已明显加重的溥仪，却没忘记提醒我让我还给溥杰药钱，以免引起妯娌之间的矛盾。
几经商量，我们只要了两瓶血浆，给了溥杰40块钱人民币。
谁料到，血浆好容易从日本运到了，我拿到了人民医院，大夫却不让用。问来问去，才知道大夫说不懂日文，所以不敢用。我找了一个大夫，将说明译成了日文，可医院怕承担医疗责任还是没给用。
对于李淑贤给溥仪输血浆之事，在载涛夫人王乃文的记忆中却不是这样的。她接受我的采访时，说：
溥仪病重时，溥杰从日本弄来了一些好药。当时，李淑贤没让用这些药。等溥仪死后，李淑贤把这些贵重药给高价卖了。家族里的一些人知道后，对李淑贤意见很大。
另据一位医护人员回忆：当时，对是否注射日本血浆，医院里意见不太一样。最后询问家属李淑贤的意见，她不太敢用。所以，到最后，溥仪也没有用上进口血泉。
据我所知，在多种说法中，这位医护人员的回忆大概是基本可信的。至于卖血浆之事，我询问过生前的李淑贤。提起此事，她曾非常气愤地对我说：我听说，有人说我不舍得给溥仪使用日本血浆，留着溥仪死后卖给别人……如果血装真能救活溥仪，我干嘛不让他使呢？说这话的人是血口喷人，胡说八道！
对于卖血浆，李淑贤并不否认。她说：溥仪死了，血浆留着没有用，我这是拿钱买来的。卖给别人有什么不对？
在撰写溥仪后半生回忆稿时，李淑贤坚持不让我写上全部事情过程，也不让写上她卖血浆之事，说：这些跟溥仪后半生无关，只写上医院不让用日本血浆就行了。
关于血浆之事，我曾采访过溥杰先生。显然，他不愿提及拄事。但他还是证实了：他曾让妻子的弟弟从日本买了不少瓶血浆，可李淑贤只要了两瓶，也只给了两瓶的钱，其它的无论怎么说，她就是不要了。连这两瓶她后来也卖给了别人。
实际上，溥杰也不了解李淑贤何时卖掉的血浆。真实的情况是：当博仪死后，李淑贤才将血浆卖了。应该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进口血浆白白地留着，李淑贤也没任何用处。在这件事上，她似乎没什么过错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