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溥仪异想天开想当“福尔摩斯”，屡去大杂院费劲私访，也没弄出个什么结果。
而全国政协已有了并非迟到的“报告”。
整整一个星期没消息。
等到星期六刚一下班，溥仪突然又来到了我那间简陋的小屋。
他二话不说，拽着我就走，说是请我吃饭。上了公共汽车，他才告诉我：
“咱俩去政协文化俱乐部吃饭吧。”
这一顿饭，吃得很晚，聊了半天，直到很晚他才送我回家。
第二天早晨，溥仪又出人意料地敲开了我的屋门。他一直耐心地等待我梳洗过后，才跟我一起走出门。这次，他又说请我吃饭，但一直坐公共汽车到了全国政协。他跟我说：
“午饭，咱俩在政协内部食堂吃好吗？”
“那怎么不好呢？”我当然爽快地答应了。
食堂离宿舍很近，穿过一道门就到了餐厅。
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政协里吃饭也要餐票。吃得很简单，但很香。
吃过饭，我俩又到了他的宿舍。聊起就没个完。
从此，成了习惯。除了我值班和平时约会以外，每到星期六晚上以及星期日早晨，溥仪都会准时来到我家，接我去政协内部食堂吃饭。这样，一直持续到结婚前夕。
溥仪并不是像有人说的那么不懂事，在我看来，他也挺有心计。有时候，他会突然不约而来，也有时，他明明知道我值夜班，却偏偏去我家里找我。我自然不在家里，他于是就去大杂院找街坊四邻聊天，院里的人知道这是我的对象，可并不知道他的“皇帝”身分。
一个“皇帝”到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家里去，在过去，简直是不敢想像的。而如今，却成了事实。想起来，也怪有意思的。
街坊们后来告诉我，他并不是闲来无事乱聊天，而是借机询问我的一些情况。譬如，我有时为什么回来这么晚？回来后，经常干一些什么？时常找我的有没有男人等等……
如若我没下班，他直奔我家撞了锁，就先到门口李大妈的家里坐一会儿，东南西北地神聊一阵。溥仪给李大妈的印象倒是挺随和的一个人。
本来，院里的李大妈跟我关系就不错。每逢我值班回来晚了，五六十岁的李大妈总是给我留着门。一听我回来，她马上就出来开门，我一直挺受感动。家里做了好吃的东西，我就想着给她留点儿。等后来，溥仪和我结了婚，他还常常提起李大妈呢。
又有一次，溥仪来到了我的家里。那大概是二三月份之间。聊了一会儿，临走时，他问起我――直到结婚前，溥仪一直称呼我“李同志”。
“李同志，你会做饭吗？”
“我当然会做饭。”
“你是南方人，南方菜一定做得好。是不是呀？”
“下个星期日你来吧，我给你做菜，你尝尝……”
溥仪挺实在。星期天上午，他很早就如约来到了我家。说实话，我当时早就忘了这碴儿了，可他仍然傻乎乎地等着我给做中午饭。见他手里提来几样菜，又经他提醒，我才豁然想起来。
我忙着切菜、炒菜，一通儿忙活。溥仪站在旁边，不错眼珠地瞧着我的每一个动作。等我亲手给他炒熟菜，端上桌子，溥仪却无论怎么让他吃，他也一口不吃，真邪门了。
我对他有点儿不高兴，数落了他一顿：
“你让我炒南方菜，我炒完了，你怎么不吃……”
溥仪也不争辩，只是坐在那儿一通儿傻笑。
一赌气，饭全都让我独自吃掉了。
溥仪走了，他一口也没吃。
这个奇怪的“谜”，直到婚后，溥仪才对我讲清。
原来，溥仪一向非常谨慎，他自己坦言：除了在弟弟、妹妹家里吃饭之外，从来不在外人家里吃饭，怕别人在饭里放“东西”。
这倒是实情。一次溥仪病了，溥杰的日本妻子嵯峨浩送来了一盒亲手做的西餐，溥仪一口都没吃。我对他说：
“你要是不敢吃，我来吃嘛。”
结果，他也不让我吃一口。眼睁睁地看着让我都倒掉了。从这儿可以看出，溥仪历来对日本人有偏见，直至那时连溥杰的妻子也信不过呢……
一个星期没有回音。
时值全国政协领导再次找溥仪谈话之后，让他考虑。溥仪却让政协领导给他拿主意。最后的结果是，全国政协初步同意溥仪继续谈下去。
于是，溥仪又来到了李淑贤家里。
在原始档案里，有一份时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吴群敢亲笔写的请示报告：
“……经我们了解，李过去的第一个丈夫已被镇压，本人不够进步，亦未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认为，本人既无何问题，似可将这些情况告知溥仪，让他们继续来往一个时期再看。妥否，请示。”
在跟溥仪的谈话中，全国政协领导同志对他讲清了李淑贤结过婚的事实，但是否说清了她的第一个丈夫被镇压这个细节，当我采访全国政协一位有关领导人时，年迈的老人已记不清这个细节了。
据老人推断，如果当时对溥仪讲清了这个细节，表面“极左”的溥仪很有可能不会继续“恋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