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准确把握国际环境的变动趋势和时代发展规律，结合我国实际，全面思考和回答了经济落后、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开放政策的必然性、长期性、具体途径、原则、步骤、格局等一系列问题，创立了自己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开放观，构成了邓小平理论极为耀眼的一处亮点。正是在邓小平富有时代特色开放观的指导下，我国经济跨入了快车道，国民生产总值连续翻两番，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人民生活开始进入小康生活水平，在经济全球化中我国的位置愈显重要。实践证明，坚持邓小平的开放观，走强国富民之路，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新时期战略目标的惟一正确选择。
（一）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是邓小平提出来的
对邓小平开放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国内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这一思想的萌芽时期，也有学者提出这一思想的萌芽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笔者认为，邓小平的开放观不是一下子产生的，而是在他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在革命和建设的两个阶段上，都可以看到其倡导开放思想的鲜明轨迹。
邓小平晚年在总结中国历史经验时告诉我们：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后来，觉得资本主义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为师”，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日本侵华期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中国继续贫穷下去。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由邓小平对中国历史的上述分析中可以得知，邓小平关于落后的中国必须学习西方一切优秀成果的开放思想由来已久。20世纪初期，与我国众多有志之士一样，邓小平也在苦苦探索着振兴中华之路。1920年邓小平和一批热血青年走出国门，就是想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寻求中国的出路。在法国的五年多时间里，他学习并接受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他跟随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本不是中国人的发明，也是舶来品。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若没有开放思想，拒绝接受新思想，拒绝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根本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早年留法赴苏的经历，使他对中国的贫穷落后有了清晰的认识，对他后来坚定不移实行开放政策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他谆谆告诫我们：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闭关自守不行。“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现在我们开放了，十万、二十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了。如果不是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
新中国建立前夕，英美等国开始对我进行的经济封锁，就是当时阻挡我们实行开放政策的最大障碍。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封锁太久了，对我则是极不利的”，会增加不少困难。而且他认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的主要政策之一，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及早并主动的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经济联系。对外开放有利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思想，在这里不言而喻。
1950年，针对西南区经济工作存在的问题，邓小平指示新闻界人士“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把关税壁垒搬到三峡来，再来个封建割据”。并提出在经济建设上要“疏畅城乡交流”。也就是说，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打破内部的关税壁垒和封建割据，加强城乡经济交流，实行对内开放。
可以说，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中期，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思想的孕育时期。
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中，强调指出：我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落后的国家。科学技术水平还是很低的。要在很短时间搞好经济建设，就“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有先进的东西我们也要学。但首先是学习苏联，因为现在只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帮助我们，美国对我们搞禁运嘛！”邓小平在1978年总结这段历史时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
1963年邓小平在分析我国工业发展问题时又指出：我们的技术水平不高，还有许多技术问题不能解决。这些是“硬东西”，如果没有外国资料和材料，一下子搞不上去，想跨过去不是容易的。在论及农轻重关系时，他提醒人们要吸取外国的经验。他说：美国早先工业发展快，靠农业有一个强大的基础。日本二次大战后也因为先解决了农业问题，工业发展得很快……许多国家工业发展得快，尖端工业能够较快地上去，都是因为有强大的基础工业。为了提高管理水平，他提出改变管理体制，搞托拉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大工业市直属中央。这一时期，邓小平不仅提出要学习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而且具体指出了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体制和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的经验。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扣上“中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派”的帽子，当作“崇洋媚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代表遭到批判。
1973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他一方面同搞封闭锁国的“四人帮”作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在全国大整顿中，重新思考我国的对外开放问题。他认为发展工业一定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他说外国都很重视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把他们的产品拆开一看，好多零部件也是别的国家制造的。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好处很多：一可增加出口，二可带动工业技术改造，三可容纳劳动力。同时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大政策”，要等中央批准了再办。
对“四人帮”横行之时大搞闭关锁国，使我国丧失了良好的发展机会，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他感到痛心疾首。粉碎“四人帮”后，他倡言：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为了尽早尽快打开国门，他反复强调世界上先进技术发展很快，发展速度不是用年来计算，而是用月、用日来计算的，叫“日新月异”。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
邓小平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我们要把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他引导人们改变长期形成的闭塞观念，深刻认识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邓小平提出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派人出国留学、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具体措施；提出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提出要吸收外国的资金；要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
由此可见，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思想的萌芽时期。1978年以后，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放观，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的发展而日臻丰富成熟起来。其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78年-1984年初），是邓小平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形成较为系统的对外开放思想体系的起始时期。这一时期内，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就作出了两项重大决策。
一是在1978年10月，邓小平首次明确提出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1984年10月，邓小平又指出：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并且为扭转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的困难，缓解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支付能力严重不足的窘境，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以自力更生为基础，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先进装备和资金的重大决策。邓小平后来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明确指出：“中国过去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封闭状态，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把这个问题恰当地解决了。”自此国门敞开，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二是在1979年，邓小平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对外开放理论，大胆借鉴海外设立出口加工区的成功经验，吸纳广东省提出的富有新意的建议，果断地作出在我国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的重大决策，确定特区的名字叫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设立和成功实践，使邓小平认识到我国的对外开放完全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同时也坚信开放政策是正确的。
此外，这一时期，在邓小平开放思想指导下，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日益增多，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已初步具备了加入多边贸易体制的条件。1983年1月，有关部门关于我国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报告获得了国务院的批复。
第二时期（1984年-1991年），是邓小平倡导以多种方式实践对外开放政策，和他对外开放思想体系基本形成时期。在经济特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后，邓小平就及时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根据邓小平的提议，我国扩大了厦门、珠海、汕头三个特区的范围；开放了上海、天津、广州、大连、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在大连、青岛、天津等11个城市建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接着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1988年，海南设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省级经济特区；1990年4月我国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邓小平认为上海是我国的一张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带动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一条捷径。因此，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是一项跨世纪的伟大工程，也是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谈到上海的开放，邓小平十分惋惜，他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随着上海浦东的开发，邓小平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的思想初步形成。
与此同时，在多年酝酿准备的基础上，于1986年7月10日，我国正式提出了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
大刀阔斧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创举，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此，对开放政策，特别是对经济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一些人心存疑虑，多有非议之词，说什么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邓小平十分尖锐地批评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他指出外商经营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要拿回税收，工人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归根到底，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十分坦率地说：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胆子还是要大，要继续扩大开放。针对一些外国人担心我国开放政策会不会变的疑虑，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际风云突变，中美正常经济往来受到重大影响，西方一些国家又开始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国内也有人对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产生了动摇。邓小平对开放的认识则始终是明确、超前的。他坚定地告诉我们：中国一定要坚持开放政策，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与此同时，为了能够对推动祖国开放事业发展创造新条件，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这位85岁高龄的老人，亲自出马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有理有节地阐明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对双方的好处。并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针对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邓小平郑重声明：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中国不怕制裁，制裁对中国是不管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22年仗才建立起来的，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围绕我国对外开放政策而展开的激烈论争和斗争，使邓小平从不同角度思考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内涵、方式、格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思路和新对策，留下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实际的对外开放理论体系。
第三时期（1992年以后），是我国对外开放实践在全国范围全面铺开的大开放时期，也是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体系逐步完善时期。这一时期以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标志，使我国的开放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除了原来的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继续发展外，按照邓小平开放思想的进程和他对我国开放事业的具体部署，我国陆续出台了沿边开放、沿江开放、内陆地区沿线（沿交通干线）开放和中西部地区开发、开放等一系列新举措。
这一时期，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践，在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扩展，创建了多样化的对外开放新形式。借鉴外国自由贸易区的经验，设立了15个保税区，实行比经济特区更加优惠的政策；在全国主要城市建立了50多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推动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还相继建立了台商投资开发区、边境经济开发区、农业开发区、旅游资源开发区等开发区域的新形式。特别重要的是，由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使我国“复关”谈判审议阶段的核心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1992年10月，关贸总协定结束了对中国经济贸易体制的审议。自此，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开始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呈现出极大的活力，基本上结束了由于各种历史因素造成的长期封闭和半封闭状态。
同时，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也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这一时期，邓小平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能动摇的观点；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利用对外开放，形成“爆发力”，实现跳跃式发展；实行对外开放必须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等有关开放的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放理论。
从邓小平开放观的产生和形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理论，是在正确分析和判断国际形势，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深刻总结中国的国情，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内在因素，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其充分的实践和理论依据。
（二）中国要发展必须走向开放的世界
邓小平以其政治家的宽广敏锐眼光，时刻关注世界经济的变化和发展，准确而又深刻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开放的世界”构成了邓小平开放观的时代背景和客观现实依据。
开放是世界经济社会化、国际化、全球化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分工、国际分工越来越精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性日趋加强，经济国际化、全球化趋势逐步形成，推动世界各国经济汇入经济国际化、全球化趋势之中，开放政策成为每个国家明智而现实的选择。邓小平“开放的世界”的科学论断，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高度，阐明了对外开放是世界经济国际化、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使人们认识到，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打开国门，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之中，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开放是世界各国在资源、产品、技术上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加速本国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提高本国生产力水平的客观要求。世界各国的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不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和先进技术，即使是经济十分发达、科技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国家，也是如此。因此，每一国家都需要国际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邓小平准确认识和把握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他指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开放。“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从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当今世界各国，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开放才能发展，这是社会繁荣与进步的普遍规律。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实行开放，是振兴中华的强国富民之路。
开放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内在要求。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通过对比较利益的追求，要求充分合理地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际两种市场，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为世界各国的开放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这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内在本质要求。邓小平作为站在时代高度的战略家，善于从全面和整体的角度思考和认识问题，综合考虑各利益主体的要求。他认为开放不仅是互利互惠的，而且对世界经济发展有好处。他指出：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所以，帮助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中国的开放和发展将使中国对国际经济作出较多贡献。
中国要发展也必须开放，开放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迅速缩小同发达国家经济技术发展差距的正确选择。
几百年来，实现现代化、强国富民是中华儿女的强烈愿望和奋斗目标。在邓小平的思想体系中，对外开放始终是实现这一愿望与目标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多次阐述了对外开放与实现现代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他精辟地指出：“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改革开放是决定命运的一招。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状态下实现现代化，实现现代化总是要依靠各国人民之间相互激励，做到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肩负着既要推进传统产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任务。如果仅仅依靠国内现有的生产条件、技术水平、资金和管理经验，要实现经济起飞，实现现代化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中国要谋求发展，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开放。而且，邓小平还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的开放；包括对西方国家的开放，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和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以吸收外资，引进技术和资源，加快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
对中国基本国情有一个清醒认识和了解，是邓小平开放思想的一个立论基础。“文化大革命”之前，由于长期受“左”倾思想的禁锢和冷战思维的限制，人们对我国贫穷落后的基本国情，一时缺乏清醒的认识。邓小平重返政治舞台后，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的大无畏精神和一个大政治家的气魄和超凡能力，勇敢地面对现实，对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全面地分析研究和大胆地揭示。邓小平通过分析对比，清醒地认识到：“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人民的生活还是很贫困。”“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即使是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也比我们快。
为什么要认识和了解中国的贫穷与落后呢？邓小平进一步分析指出：“如实地指明这种落后状况，会不会使人们失去信心呢？这种人也可能有，这种人是连半点马克思主义气味也没有的。对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认真地去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才能够正确制订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才能够更加激励我们奋发图强，尽快改变这种情况；也才能动员人们虚心学习，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邓小平全面深刻地揭示中国的落后状况，在于唤醒国人，解放思想，奋起直追，实行开放政策，促进中国发展。对当代中国贫困落后状况的深刻认识，是邓小平开放观的又一现实基础。
开放是邓小平对中外历史经验深刻反思得出的科学结论。邓小平在科学总结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上，高度概括地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关闭自守。”“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他联系中国近代历史的失败教训告诉我们：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建国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由于苏联单方面撕毁与我国的经济技术贸易协定，面向苏联东欧的大门也被迫关闭。“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自动关起门来搞阶级斗争，错过了一次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大好时机。然而，正是在这几十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和高新技术革命，整个世界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国经济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历史经验教训证明，不开放不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
邓小平对这一点深有感触，他说：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中日两国的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时期变成了经济大国。所以他认为：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1989年，面对十年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的巨大变化，邓小平告诫国际友人：总之，不要关起门来，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为了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综合国力，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992年，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正是通过对中外历史经验的不断总结，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一个落后的国家如果不开放，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排外斥新，就将永远贫穷落后，永无翻身之日。所以，他的一生也就成为了力倡开放的一生。他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而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开放观，也就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主体内容，成为他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之一。
邓小平认为开放是经济技术落后国家后来居上，赶超发达国家，跨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必要条件。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依据这些国家的经验，实现经济的跳跃式发展，更要倡导开放观念，实行开放政策。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签订了价值90亿美元3万个许可证协议，几乎获得了欧美几十年内创造的所有可用技术，从而形成和加强了它的科技体系，促成了经济的跳跃式发展，完成了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换，成功地走向了现代化。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技术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加强与世界各国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资金和人才，才有可能实现经济的跳跃式发展，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迈向现代化强国的行列。
开放是邓小平依据我国现阶段具体国情，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
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课题，这一课题的提出直至付诸实践都与对外开放直接相关。可以说，没有对外开放，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实行对外开放，就无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最重大贡献和理论成果，就在他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文明成果――市场经济――的吸收借鉴。邓小平早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缺点就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要搞活经济，就要借鉴外国经验，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在论述要不要引进股市证券等市场经济因素时，他果断地指出：要坚决的试。怕什么，“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一经典论述表明，邓小平的认识十分明确，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加大开放力度，吸收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运行和管理的方式方法。
在领导我国人民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过程中，邓小平独树一帜，提出了“两个开放”的论断。他指出：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还有一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外一个部门。我们的开放也是两个开放，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利用市场经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这两个开放不行。
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发展并取得完善形式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上，远远地走在前面。他们在调控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管理以市场经济运行为基础的现代化大生产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理论。而社会主义国家创建市场经济的历史才刚刚开始。所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具有科学成分的理论成果。对内开放，就是改革，就是对封闭割据的传统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建立和完善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由此可见，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开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和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开放的必然结果。二者间互相依存，没有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犹如空中楼阁；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放也就失去了其价值和意义。这些都是邓小平的重要思想，是构成其开放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坚持对外对内开放，有利于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放可以使国内经济实体尽快按照国际惯例参与市场竞争，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可以通过对外经济和资金交流，引导国内市场资金和资源流向，促进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化；可以通过市场的扩展和竞争，打破地方割据和部门垄断，加强横向经济联合，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可以通过外资和私营企业在国内的成长，真正确立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可以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提高我国对市场经济的调控管理水平；通过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往来，促使国人更迅速的更新观念，更进一步的解放思想，充分认识市场经济激活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能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实际上，中国的对外开放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中国吸收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取得经验，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开放观给予我们的启示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对外对内开放政策，提高对外对内开放水平。
开放是邓小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开放理论，指导我国开放实践的理性选择。
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开放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都对这一问题作过许多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光辉思想。这些重要论述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的科学依据。
15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入研究，论述了开放对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阐明了加强国际经济联系，是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揭示了开放是产业革命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虽然他们这一研究的直接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对于同样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仍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马克思在分析印度的历史时曾断言：“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这一论断，对于深刻认识我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和开放的必要性提供了思想基础。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的必然性。他认为，苏维埃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就必须努力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他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生存不下去的”。他批评那种认为什么都可以自己搞，关起门来搞建设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自吹自擂”，对于共产主义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危险的了。列宁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必须学习和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先进东西的观点。他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 普鲁士的铁路秩序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 =总和=社会主义。”列宁还提出了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学习资本主义管理方法、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法，尽可能地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以维护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加快社会主义经济恢复的思想。
毛泽东也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对外开放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毛泽东曾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对外开放思想。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就谈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对外开放问题，他指出：“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1949年3月，毛泽东已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强调：“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964年1月，毛泽东提出：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厂、开矿。在毛泽东的上述论述中，已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对象和方式等问题。毛泽东还论述了学习外国，特别是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经验与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平等互利的对外开放原则。在他的晚年还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我国的对外开放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毛泽东和列宁的对外开放思想与实践，为邓小平的全方位开放观奠定了理论和现实基础。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开放学说。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依据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更加深刻而精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开放的必要性、重要性、长期性、内涵、对象、内容、方式、步骤、目标、格局和基本原则等问题，形成了一整套适合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社会主义开放理论体系，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思想、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开放理论，直接指导和促进着我国社会主义开放事业的发展。
（三）中国开放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
邓小平不但提出了我国必须实行开放政策的思想，而且，还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的开放绝不是权宜之计，它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邓小平指出：“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
邓小平认为我国开放政策的长期性有其客观依据。首先，它符合人民意愿，合乎广大人民最大利益。邓小平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详尽阐明了坚定不移地实行开放政策，必将使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使广大人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长期开放的好处，长期开放的观念将会更加深入人心。把开放政策确定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使我国人民“放心了”。
其次，是实现我国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客观要求。在邓小平看来，不开放，50年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开放政策至少50年至70年不变。
再次，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如果开放政策没有持久性，生产力就不可能强有力地持续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无法体现，社会主义就成了空话大话。为了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和原则，持续地发展生产力，就必须使开放政策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
邓小平格外珍视开放政策稳定性和持久性的重要观点。他在各种不同场合，抓住每一次机会，反复强调这一点。不仅如此，他还指出：“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以使全国人民在开放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排除干扰，达成共识，坚定信念，团结一致，并持之以恒，最终变成自觉的意识和行为。总之，坚定不移地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和长期战略方针而贯穿下去的思想，是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为客观依据，得出的科学结论和重要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成果的提出和付诸实践，为推进我国对外开放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
邓小平在积极倡导和精心设计对外开放的同时，充分强调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方针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是拥有十几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不能依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既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去剥削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也绝不能丧失主权，乞求其他国家的“恩赐”。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邓小平说：“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有利于在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把握国际经济交流中的主动权。有利于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振奋起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有利于防范和制止对外开放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消极影响。邓小平认为，坚持自力更生为主，最重要的是要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他指出：“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邓小平更加深入地思考和科学地论证了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他认为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本质上是统一的，都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他提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对外开放也不意味着“崇洋媚外”。“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是要在主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天下之长，补我国之短，为自力更生的发展经济注入勃勃生机，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
除了自力更生这一基本原则之外，邓小平还为我国的对外开放确立了其他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原则，即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促进两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有计划有选择原则，即在对外开放中有计划有选择的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绝不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的原则；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照搬的原则；大胆地试，但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的原则；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则等等。这些原则为我国开放实践保驾护航，保证了开放的健康发展。
总之，邓小平的开放观是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萌生，其开放理论主要是70年代中期他70岁之后，在世界经济日新月异、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理论宗旨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富裕。他所提出的一整套开放理论，内容丰富，特点鲜明，是邓小平理论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挥着指导作用，并将对21世纪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主要参考书目：
1.何炼成、白永秀主编：《邓小平经济理论专题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
2.许门友、薛新娅主编：《邓小平理论与实践》，西北大学出版社。
3.马启民著：《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评析》，山东人民出版社。
4.启元著：《中国改革开放2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
[薛新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