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览古今中外成功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生涯中都有许多痛苦的磨难和坎坷的旅程。20世纪中国的三位伟人中，孙中山有过三次蒙难，毛泽东有过四次遭贬，邓小平更是有过“三起三落”、“三上三下”的传奇人生。德国的一位政论家在评述邓小平一生时，曾这样写道：邓小平“用非凡的能力战胜了政治上的三落三起和无数阴谋诡计，并且每次都向他生命的目标更接近一步。在我们的世纪里，我在东方和西方都没有见过像邓小平那样走过如此崎岖曲折的生活道路，却又卓有成就的政治家。”事业上的沉浮，生活上的波折，并没有使他因此倒下去，也没有使他因此屈服，更没有使他放弃追求，他一次又一次征服了命运，表现出了超越平凡人的伟大。
（一）一“落”一“起”：“左”倾路线压不倒的硬汉子
邓小平第一次“落”“起”，是在20世纪30年代。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被视作江西的“罗明路线”而受到错误打击，并被撤销职务。邓小平被给予党内“最严重警告”处分。直到遵义会议前夕，才被重新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这一“落”一“起”，前后经历了近两年时间。
1931年夏，经中央批准，年仅27岁的邓小平和金维映、余泽鸿等一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8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邓小平担任了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当时，中央苏区正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红都”瑞金也政局不稳，党政领导权被一些坚持“左”倾错误的人所把持。他们大搞所谓肃清“社会民主党”，冤杀了许多革命干部和群众，全县党政干部情绪低落，民众惊恐不安。邓小平到任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研究，采取果断的措施，为蒙冤受屈的干部和群众平反，并妥善解决了他们的土地问题，迅速改变了瑞金县工作的被动局面。1932年，邓小平受命前往会昌县开辟新区工作。7月，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由新成立的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领导，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记兼江西军区第三分区政委。同样，邓小平以求实的精神，雷厉风行的作风，突出的工作才能，在扩大红军、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宣传群众、建立群众组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广大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然而，正当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推进各项工作向前发展的时候，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立足刚稳，就全面排斥和打击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人，他们以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为名，实际上对敢于坚持真理、注重实事求是的邓小平进行打击迫害，开始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次磨难。
邓小平的这次政治磨难的起因是，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邓小平就对王明等人上台感到“震动”，表示“不信任”。从会昌中心县委成立开始，邓小平就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反对和抵制“左”倾错误，成为“左”倾冒险主义者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错误政策的严重障碍。这些正确主张是：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在粉碎敌人“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上，反对军事冒险，主张诱敌深入，采用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把敌人引到群众条件好的苏区来消灭，面对强大敌人的进攻，不硬拼，不搞“堡垒对堡垒”和“消耗战”；在扩大革命武装的问题上，认为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应发展，并应注意质量，反对用削弱地方部队与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中央红军，反对不顾质量单求数量地要求“武装一切工农群众”的做法；在经济政策问题上，不同意“动员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的口号，主力红军把打土豪筹款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在土地问题上，坚决执行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主张。对“左”倾领导者攻击毛泽东领导的苏区“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大城市中产生过立三‘左’倾盲动主义，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
1932年11月，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趁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北线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苏区南部力量空虚之机，突然向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大举进攻。邓小平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领导苏区干部群众坚壁清野，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阻止敌人进攻。终因敌众我寡，敌人很快占领了寻乌县。邓小平因此而被扣上政治帽子，受到打击迫害。从1933年3月到1934年5月，“左”倾领导者以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为名，对邓小平等人多次进行了残酷斗争。
1933年3月下旬，在苏区中央代表的直接控制下，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在会昌县筠门岭召开，批判所谓“纯粹防御路线”，揭开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会前，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三期发表了《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点名批判会、寻、安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同时“严厉批评”了江西省委。会议在中央代表的直接控制下，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声称“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会议决定改组会、寻、安中心县委和三县县委。会后邓小平即被调离会昌，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1933年4月16日至20日，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参与下，江西省委召开了江西省党组织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把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在江西中央苏区全面展开。会议指责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会议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邓小平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严厉要求将这一斗争“转变到实际工作中去”。面对中央局“左”倾领导者的打击迫害，邓小平认为自己并没有错，正气凛然，毫不妥协。他在书面“检查”中阐述了自己的正确意见。他从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瑞金到会、寻、安直至“寻乌事件”，以一件件的事实，阐明毛泽东的各项正确主张，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性。他尖锐地指出，在当前形势下，务必认清楚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冒险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路线。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必须到实践中寻找答案，而不是“纸上谈兵”。当“左”倾领导者要邓小平再做检查时，邓小平坚定地回答说：“我没有什么说的”，“我写的都是真话”，说完，把腰一挺，不再作进一步检查。
当邓小平的这份“检查”材料送上去后，引发了“左”倾领导者的更大不满。他们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他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的责任”，责令邓小平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为的全部”，最后，“左”倾领导者对邓小平等人实行了错误的处分，作出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撤销了邓、毛、谢、古的领导职务，邓小平被撤销了宣传部部长职务，给了“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先被解送到瑞金隔离审查，后来又被派往乐安县的南村区当巡视员。在邓小平到乐安不到十天，中共临时中央又令他返回宁都，指定他在中共江西省委驻地七里村附近参加劳动。
邓小平作为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虽然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被无端撤职下放，但他不改初衷，依然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竭尽全力为党工作。1933年夏天，当邓小平身处逆境的时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和动员部部长罗荣桓，调邓小平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当时一位与他同在总政治部工作的老同志回忆：邓小平虽受到那么大的打击，但毫不在乎，还是又说又笑，很开朗。秘书长工作又多又杂，他兢兢业业，尽心尽职，对同志关心体贴，对自己严格要求。不久，邓小平主动要求承担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的重任。编辑部人手很少，事务繁杂，工作量大，但他都是亲力亲为。在邓小平主编的70多期报纸中，许多没有署名的消息、通讯和重要政论文章，都出自他的笔下，使这份小报在十分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坚持按时出版，从未间断，成为“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有人称赞它是“一面大镜子，红军里一切工作和生活的好处、坏处都可以在这里看得清清楚楚”；还有人说它是“一架大无线电台，各个红军的战斗消息，都可以传到同志们的耳朵里。”仅1933年，《红星》报即在中央苏区发行了17300份，成为苏区占有读者最多的三大报刊之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离中央苏区，邓小平也跟随突围转移的“红章”纵队，从瑞金云石山出发，跨过于都河，踏上了二万五千里漫漫长征路。1934年底，中共中央在黎平举行会议，这时毛泽东的主张已经得到包括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支持，而王明、博古、李德等人则失去了主导地位。这次会议后，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后来，邓小平回忆说，是毛主席提议他当中央秘书长的。1935年1月，邓小平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作为会议的亲历者，他回忆说：当时我是第二次当中央秘书长。遵义会议，使中国革命的航船开始走出迷途，驶上正确的航道，也使邓小平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会后他和毛泽东、张闻天等一起继续长征，经过千难万险，终于在这一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
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反对邓、毛、谢、古的斗争一直记在心中。1943年11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希望邓要为党争气。几十年后，当邓小平再次“蒙难”时，毛泽东也没有忘记他，在邓小平给他的信中批示道：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历史证明，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执行的毛泽东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
（二）二“落”二“起”：“文化大革命”的蒙难者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在这场长达十年的动乱中，邓小平也两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经历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
1966年8月初，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但矛头明显是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会议由此转为集中揭发和批判他们两人，林彪和谢富治等人更是不断地向他们发难，罗织罪名，肆意攻击。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虽然邓小平名列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实际上已经处于受批判、靠边站的位置，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灾难”：11月8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11月12日，邓小平出席首都各界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会，这是他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12月25日，造反派在天安门城墙上公开贴上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幅标语；1967年1月1日，北京20多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8月5日，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的会议，分别在中南海和刘、邓、陶各家的庭院里进行。后来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邓小平也在中南海的住宅里被监管起来，给他“莫须有”的罪名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他担任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虽然没有被撤销，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
但是，毛泽东认为，对邓小平与刘少奇应该区别对待，还希望让邓小平继续工作。据邓小平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和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崩了。”邓小平也是相信毛泽东的，1967年4月3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从1月12日起我一直想见见你，向你求教……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一个月后，汪东兴向邓小平转告毛泽东的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毛泽东写信。不久后的一个夜晚，毛泽东把邓小平叫到住处，着重询问了他在30年代初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还说今后有事情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直接写信。可是，毛泽东却认为：“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六三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三个月，他们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他还特意嘱咐：“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1968年3月，中央在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成立了邓小平专案组（设在贺龙专案组内），并于5月召开第一次会议，责令邓小平写出历史自传。邓小平用半个月的时间写出了长达25600多字的《我的自述》，他冷静地回顾和思考了自己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并提出“我的最大的希望是能够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但江青却无中生有，诬称邓小平可能是叛徒，她说：我一直在分析他的材料，和你们一起同他斗争。他的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要一起抓。专案组根据江青的指示，赶写出长达15000字的题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小平的主要罪行》的“综合报告”。为了澄清邓小平从红七军回上海的历史情况，邓小平再一次就红七军有关情况，写出实事求是的说明。专案组抓不到真实的材料，最后认定邓小平的问题“隐藏比较深”，主要还是“现行”，即“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不顾林彪等人的反对，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
尽管如此，林彪、江青等人还是不肯放过邓小平，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后，由他们把持的专案组继续派出调查小组赴陕西、上海、安徽、江西、广西、湖北、四川、天津等地“调查取证”。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专案组就派出调查小组93批，外调人员223人次，涉及地域15个省、市、自治区，140多个市、县，行程30万公里。仅在北京就多次进出中央组织部等近百个大单位，甚至还找到周恩来、聂荣臻等中央领导人“核实邓小平的情况”。结果一无所获。1970年12月，专案组人员接到通知：报告不要再送了，邓小平案子也不要再搞了。材料暂由你们保存，先等着用吧。邓小平专案组从此也停止了活动。
在邓小平被迫停止工作的日子里，他的子女们也受到了株连，被赶出中南海。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大儿子邓朴方被关押和开除党籍，他不甘受辱，以命抗争，坠楼致残。几经辗转，被送到北京清河社会救济院。其他几个子女被安排在北京宣武门区的两间平房里，由奶奶照料生活，后来陆续被送到乡下接受劳动“改造”。直到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他们才结束了那段凄惨的岁月。
1969年10月，已经关押隔离两年的邓小平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和家人一起疏散到江西。对此突如其来的变化，邓小平是不清楚“内情”的，但能脱离在北京那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能与家人重新相聚，对他无疑是高兴的事。原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可能出现突然恶化的估计，决定将北京的朱德、董必武、陈云、叶剑英等老同志全部疏散到外地去，邓小平也被疏散到江西。临行前，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表示接受中央对他的处理，重申对中央和毛主席做过的保证：以一个普通党员和社会主义公民的身份，尽力工作和劳动。并希望将此信转报毛主席和党中央。10月22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三位老人，被秘密地送往江西。由于周恩来的事先关照，江西省革委会把邓小平夫妇安排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居住在新建县望城岗原南昌步兵学校的一幢两层的小楼里。他初来乍到，向专案组人员明确表示：“我到江西来了，但我还会出来工作，我还能为党工作十年。”
邓小平刚来厂劳动时，被安排擦洗零件部件，后来被安排做钳工活。他们夫妇第一次来到车间时，就亲切地向工人们打招呼致意，而工人们却对他们的到来不免感到惊奇。邓小平便主动地同工人们接触、交谈，说：“我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当过钳工，我是老钳工哩，不过现在我的眼睛没有那时好了。”时间长了，工人们对邓小平夫妇由好奇观察转为关心帮助，他们的情谊也日渐亲密。这家工厂的后面本来没有路，工人们为了邓小平夫妇的安全，从围墙上开个口修了门，缩短了他们到住处的距离。此后，邓小平夫妇每天从这里走过，天长日久走出了一条小路，工人们称它为“邓小平小路”。有一天，大雪纷飞，邓小平照样循着这条小路到厂里劳动。快走进厂区时，脚下一滑，跌了一跤。工人们得知这一消息，自动拿起锄头、铁锹，挑着煤渣，冒着刺骨的风雪连夜把路修好。还有一次，邓小平在钳工台旁劳动时，突然晕倒在地。工人们立即忙着搬椅子照顾他，有的还找来了糖水给他喝，然后用拖拉机把他送回了住处。在工厂劳动期间，邓小平和工人群众的接触，使他了解了人民群众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更从工人中得到了最好的精神安慰。几年间，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邓小平总是按时上下班，从未间断。至今在当地工人中还流传着邓小平当时几件十分感人的事：一是他反对形式主义。当监管干部要求他像当时多数人那样学习毛主席语录时，他说毛主席著作我学过多少遍了，现在语录本字太小，我看不见，就天天听吧。二是他关心群众疾苦。他曾详细了解了工人生活情况，并说这个情况我知道，你们生活得很不容易。三是他坚强乐观，遇到困难，从不唉声叹气。由于长时间的劳动，他的身体也结实多了，安眠药也不吃了。
在新建的那些日子里，邓小平“每天上午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了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邓小平夫妇非常喜爱读书，离开北京时，他们带来了几乎全部的藏书。几年中，邓小平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他虽身处逆境，却生活得十分充实，他的思想、信念和意志，随着人生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坚定起来。
1971年9月，林彪叛逃，机毁人亡。邓小平得知消息后，终于说出了憋在心里的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他在认真阅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文件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其中写到：林彪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领导和及早地觉察，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常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啊！”邓小平在信中还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到江西两年来的思想、学习和生活情况，以及子女目前面临的各种困难，并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毛泽东接到这封信后，指定邓小平的事由汪东兴来管，并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1972年8月1日，邓小平在第四次听了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文件传达后，再次给毛泽东写信，在简单“检讨”自己的错误后说：我“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努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同时还希望中央能批准邓小平到江西的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周恩来接到邓小平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后，指示有关部门印刷出来，分别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还决定立即以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即日解除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学习、调查访问形式的活动。
这一年11月和12月，邓小平先后在井冈山和赣南革命老区参观，他故地重游，寻访革命旧址，感慨良多。在井冈山，邓小平参观了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砂冲、桐木峪五大哨所，参观了大小井、黄坳、茨坪，参观了井冈山博物馆、工艺美术厂。他对井冈山心仪已久，每到一地，心情都十分激动。在宁冈，他对当地干部说：“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传统丢不得。”他还深情地说道：“我们的党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人民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是好的，是有希望的。”“你们在这里很辛苦，过去毛主席在这里干革命时很穷，现在还是穷，以后会好的。”针对林彪等企图篡改井冈山革命历史的行径，他愤慨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历史还是历史，历史不能篡改，那是‘左’的路线。”在赣南，邓小平参观了赣州、兴国、会昌、瑞金、宁都、广昌，重温战争年代的往事，关注老区人民的生活。在瑞金，他说：“瑞金对中国革命作过重大贡献，应该有一个革命博物馆。”参观后，他看到一些在晒红薯干的老乡，还特意向他们打招呼询问。在前往工厂车间参观时，近路不好走，他却说：“不要紧，为什么不走近路，偏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别人要搀扶他，他说：“不要扶，我还可以干二十年。”卓琳笑着说：“哪还能干二十年？”他十分认真地回答说：“我才六十九岁，我还可以干二十年嘛，干二十年没问题。”
1973年2月19日，邓小平一家在接到中央通知后，离开了伴他度过三年多时光的南昌郊外的那座红砖小楼，回到北京。周恩来也通知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回京的住所，并通知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议》。3月10日，中央正式发出这个《决议》。28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历史终于叩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
（三）三“落”三“起”：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
1973年4月12日晚，在周恩来主持的欢迎外宾招待会上，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首次公开露面，这位在六年前被打倒的中共“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戏剧性的出现，使在场的中外来宾惊讶不已。一位有幸参加这次不寻常招待会的外国记者，事后这样描写道：“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邓小平“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
这一年8月，邓小平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按照分工主管外事工作。会后，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提议，表示可以考虑邓小平在军内兼职。12月中旬，经毛泽东同意，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毛泽东在会上当着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毛泽东还说：“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转而对邓小平说：“人家有的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12月下旬，由周恩来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迅速发到全党、全军、全国。这时邓小平已是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再一次成为毛泽东、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邓小平复出后，对国家的内政、外交方针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1974年4月10日，他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以及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激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响，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在内政方面，毛泽东与邓小平在11月12日的谈话中，对他的许多做法表示赞同，并鼓励他放手工作，担起重任。还提出由他主持起草周恩来在全国四届人大将要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时，邓小平还协助病中的周恩来对国务院人事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于12月18日制定方案报告毛泽东。十天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王洪文面商全国四届人大各项方案时，高度评价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还关切地告诉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以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来顶。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10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选举他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月中旬，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任命他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此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邓小平复出后，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按照全国四届人大提出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努力扭转“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混乱局面。邓小平主张恢复被“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的正常生产和工作秩序，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军事等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在不同的场合，邓小平强调恢复生产秩序，恢复规章制度，保证产品质量；要求引进先进技术，加强科研工作，恢复知识分子的工作；反对江青等在文艺工作上的“一花独放”；主张在各级领导班子中清除闹派性的头头，不服从调动的不发工资，要把精力充沛、有魄力和懂行的人安排到各级领导岗位，并采取一系列果断有力措施，加快经济建设。这一年，全国各条战线的形势有了明显好转。1975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8%，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505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480亿元。
对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领导全面整顿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毛泽东给予了肯定和支持。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谈到当时全国的形势后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八亿人口。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82岁，我也有病。毛泽东指着陪同接见的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1987年10月邓小平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指出：“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又说：经过整顿，“局面就大不一样”。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种种“左”的错误做法，进一步落实党的正确政策，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进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走上正轨。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已经明显见效的良好局面，却在很短时间里陡然逆转。从1975年9月27日、11月2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的情况，到10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第二次给毛泽东写信，引起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并批评了邓小平。毛泽东在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中写到：“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自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毛泽东还不曾用过这种口气来批评他，并且把事情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这里的根本原因还是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认为它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担心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随着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这种不安和担心也越来越强烈。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特别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全面整顿以来，毛泽东一直称赞并倚重邓小平，希望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由邓小平出来解决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把党和国家治理好。当邓小平几次同江青等斗争时，他都给邓小平以有力的支持。即使“四人帮”多次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依然继续支持邓小平。但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发生。
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批评并不是要打倒他，而是为了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求得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也可以给邓小平一个台阶，便于他“有个转弯”。1975年11月中旬，毛泽东要邓小平主持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对“文化大革命”，总的评价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但是，“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
11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邓小平首先讲话后宣读了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并做了几点说明。26日，中央把这个《讲话要点》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党委常委。从此，持续了九个多月的全面整顿工作从此中断，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展开，毛泽东也开始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
1975年12月20日和1976年1月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两次“检讨”，毛泽东对他所作的两份“检讨”作了批示：“印发政治局讨论”。但在“批邓”已经开始的情况下，毛泽东仍没有把权力交给“四人帮”，还要邓小平暂时主持工作。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不幸逝世。处境日益困难的邓小平怀着极其悲痛而复杂的心情，为周恩来的治丧活动日夜紧张地忙碌着。1月15日，在首都各界群众隆重举行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致悼词。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第二次复出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2月2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停止了邓小平担负的中央领导工作，改为“专管外事”。从2月下旬起，中央分批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即“批邓打招呼会”，传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并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
在《毛主席重要指示》中，毛泽东错误地点名批评邓小平，认为他“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代表资产阶级”。但即便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表示“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后来，毛泽东还多次指示不要全盘否定邓小平。
然而，“四人帮”决不会放过毛泽东决定公开“批邓”的机会。在“打招呼会议”前后，他们加紧对邓小平的猛烈攻击。接着又利用他们所把持的宣传舆论工具，向邓小平和他领导的全面整顿大肆反击。在他们的笔下，“三项指示为纲”成了“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邓小平也被扣上“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等罪名。江青和张春桥也直接出面，诬称邓小平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和“大汉奸”；攻击邓小平“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由于“四人帮”的兴风作浪，全国很快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随之而来的是国民经济再度滑坡，整个形势更加动荡不安。
4月5日，北京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自发地组织了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的反对“四人帮”运动，即“天安门事件”。但是，由于“四人帮”的煽风点火，颠倒黑白，这个运动被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4月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两个“决议”，其中第二个决议称：“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转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四人帮”再三提出还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只是由于毛泽东没有同意才作罢。这就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被打倒。然而，邓小平并没有倒下去，他愈挫愈奋，他曾经对身边的医务人员说：如果再出来工作还是那样干，“无非是第四次被打倒”。
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陷入困境的邓小平，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万分悲痛。他给华国锋写信，对党中央粉碎“四人帮”表示由衷的高兴和坚决支持，并表示了要求出来工作的愿望。
粉碎“四人帮”，党和国家有了希望，全国人民都急切期待着中央给邓小平平反复职，许多老干部也积极敦促党中央为邓小平恢复名誉，盼望他早日出来工作。1977年3月，在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前，叶剑英就向中央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改变一下，为他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他还派人把邓小平接到西山，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解决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改善生活环境等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理直气壮地提出：邓小平同志应该出来工作。王震也表示赞同：邓小平同志是有贡献的，应该尽快地让他出来工作。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都赞成恢复邓小平1976年以前的职务。4月7日，邓小平对当时的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三天后，他又致信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正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并希望中央把他的信转发全党。
在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积极努力下，1977年7月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邓小平在会上当场表示：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做官，一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7月30日，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全场欢呼，掌声雷动。邓小平以73岁高龄第三次复出，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也引起世界轰动。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言：邓小平“是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轻视这个小个子是人们常犯的错误”。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的同时，还郑重指出：1975年，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经过这次全会，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从此，邓小平的名字与中华民族的前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他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邓小平时代。
（四）邓小平评说他的“落”与“起”
邓小平一生经历了三次蒙难，三次复出，这样的政治经历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同样，这样的经历也非一般人所能经受得起。对邓小平非凡的政治经历，中外政治家众说纷纭。我们还是听听邓小平自己的解释。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中曾根问邓小平：你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邓小平说：谈到我个人的经历，你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展览室里看到的那张有我在里面的照片是在巴黎照的，那时只有19岁。我自从18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搞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我1927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23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是可以干下去。25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建国以后我的情况你们就清楚了，也做了大官，也住了“牛棚”。你问我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在我的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仗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1956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是另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
1985年7月15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钱伯斯。钱伯斯对81岁的邓小平身体如此硬朗、精神如此饱满感到惊奇，问邓小平：我想请教一下，您保持身体健康的秘诀是什么？听到这里，邓小平笑了，说：许多客人问过我，我的回答是四个字：“乐观主义”，天塌下来不要紧，有人顶着。他说：我是三上三下的人，对什么问题都持乐观主义的态度，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我是活不到今天的。
乐观主义，既是邓小平长寿的秘诀，也是邓小平政治革命生涯中历经磨难而不倒的理想境界。几十年的风雨沧桑中，邓小平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而又愈挫愈奋，不屈不挠；他生性达观，襟怀坦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心中装着祖国和人民，一心为天下苍生谋幸福，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正是这种乐观主义的精神，使他度过了各种艰难险阻，相信问题总能解决，坚信历史会作出正确结论。
邓小平给我们留下的伟大精神遗产，不仅在于他以乐观主义的精神对待人生，更在于他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指导人生。他曾经说过，在他的一生中，“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侵入，一直是相信共产主义的。”可以说，邓小平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共产主义理想是他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不论是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还是热火朝天的和平建设年代；不论是在他身处逆境的非常时期，还是在设计改革开放宏伟蓝图的历史转折关头，他“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一边的”。邓小平三“落”三“起”、三下三上的曲折人生，已经成为历史，但它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说明邓小平实现了他早年的夙愿：“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使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
邓小平的一生，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献给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他不愧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祖国人民也深深地爱戴他。邓小平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但他的英名、业绩、思想、风范是永存的，将世世代代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主要参考书目：
1.宋毅军著：《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
4.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
5.王莉、郑志编著：《世纪三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红旗出版社。
[梁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