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快，我就失去了自由。警察的办事效率非常高。在我被抓后，他们立即对我进行了审问，而且接连审问了好几次。不过，他们每次的时间都很短，而且都是一些诸如身份一类的简单问题。我第一次受到审问，是在警察局。不过，他们觉得我的案子十分平常，都没有认真对待。八天之后，预审法官来到警察局审问我。他怀着好奇心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不过，他开始审问我时，却显得非常平淡。他只问了我姓名、职业、住址等问题。问过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之后，他问我找没找律师。我如实告诉他，我并没有找，并问他，是不是必须要找。他觉得很奇怪，就问我为什么要这么问。我告诉他，我认为自己的案子非常简单。听到我这么说，他微微地笑了起来，对我说：“这是您个人的观点。不过，法律也许并不这样认为。如果您没有找律师的想法，那么我们就替您找一位。”真没有想到，司法部门对犯罪嫌疑人照顾得十分周到，连这种事情都为犯罪嫌疑人办好。我向法官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我说得很对。他还说，法律制定得特别完善，这是无可争论的事实。
我对司法界并不了解。所以，当他第一次与我进行谈话的时候，我并没有非常认真地对待他。他让人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里。那里有的窗户上挂着厚厚的窗帘，当窗帘拉上后，房间里就完全看不到东西了。他让我坐在一把椅子上。在椅子边上是一张放着一盏灯的桌子。那盏灯离我很近。他坐在阴影中。类似这样的描写，我以前在一些书中读到过。我觉得这些司法程序根本就无关紧要。我们谈过话之后，我借着房间里昏暗的灯光，仔细地端详了他一下。他身材魁梧，长着一张英俊的脸，满头浓密的头发差不多全都白了。此外，他还留着很长的灰色胡须。虽然他的嘴不时地抽动，但是我仍然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当我离开那个房间的时候，我产生出一种想与他握手的冲动。当我想把手伸向他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是一个杀人犯，没有资格与他握手。
第二天，当我待在监狱里无所事事的时候，一位律师来找我。他很年轻，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头发梳得非常整齐，还抹了很多发油。天气非常热。为了能够凉快一些，我索性将外衣脱掉。可是他却穿得整整齐齐。他穿着深灰色的套装，系着一条带着黑白两色粗条纹的领带。他在套装里面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衣，领子看上去像石头那样硬。他向我作了自我介绍，还说对我的案子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研究。他告诉我说，我的案子有些难办，但是这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如果能够得到我的全部信任，他很有把握打赢这场官司。我感谢他对我的案子所做的努力。接着，我们的谈话进入了主题。
他坐到我的床上说，警察已经对我个人的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他们知道了我妈妈在早些时候离开了人世。他们还专门去了马朗葛，了解到我在妈妈葬礼那天的表现。他说，预审推理们觉得我在最亲爱的人的葬礼上表现得有悖于常理。他们认为我应该表现得更为伤心，而不是非常冷漠。那位律师对我说：“我知道您一定不愿意提及此事。但是，这件事与您的案子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我不能对此事作出合理的解释的话，那么他们就会以此来起诉您。”他想让我告诉他为什么我在那天会有反常的表现。他问我，那天我是否伤心。我没有想到他居然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换作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这样问的。我告诉他说，过去的事情，只能在我的脑海里停留很短的时间，之后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我非常爱我的妈妈，但是这又能够说明什么呢？所有的人都对自己的亲人的死亡进行过幻想。当我想要继续往下说的时候，律师制止了我。他的表情有些怪异。他对我说，不管是在预审官那里，还是在法庭上，这句话都不能再说。我觉得他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就对上面的话进行了解释。我告诉他，我的感情经常会受到生理上的需求的干扰，这是我的天性，根本就无法改变。安葬妈妈那天，我疲惫不堪，而且由于夜里没有睡好导致非常困。因此，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那是妈妈的葬礼。我非常爱我的妈妈，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想失去她，这是毫无疑问的。律师听我这样说之后，表情还是非常平静。他觉得这样说根本就不够，我还要说一些其他的事情。
他思考片刻。之后，他让我对别人说，那天我之所以表现得非常冷漠，是因为我控制住了悲伤的情绪。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还是非常痛苦的。我非常干脆地拒绝了他，因为我不想说假话。他好像对此很不满意，所以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他对我说，养老院的院长和其他人员，都会作为证人到法庭上作证。到那个时候，他们会把我当时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出来。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将会非常难堪。我对他说，就算他们那样说了也无所谓，因为妈妈葬礼那天发生的事情，与我杀人的事情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他非常不屑地对我说，我是一个从来就没有接触过司法的人。
说完之后，他就怒气冲冲地走了。他离开之后，我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我并不想让他走。我特别想要告诉他，我希望他能够为我辩护。当然，那种辩护是以事实为依据的，而不是毫无道理的辩护。我觉得他一定十分讨厌我。他并不理解我。我特别想告诉他，我是一个正常的人。可是，这么说又有什么用呢？我知道这样做根本就毫无用处，而且我也不想多费口舌，所以我就选择了沉默。
我很快又与预审法官见面了。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我被带到了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光线充足，并不像那次我去时那样昏暗。天气热得让人难以忍受。他对我十分客气，让我坐下来。之后，他用非常和蔼的态度对我说，我的律师本来应该在场。但不巧的是，他因为临时有事而无法前来。尽管如此，当他向我提出问题的时候，我有权利保持沉默，等我的律师到来之后再做回答。我告诉他，不用那样麻烦，就算他不在场，我也可以回答。他在桌子上有一个按钮，他用手按了一下，一个年纪轻轻的书记员随即前来。他在我后面坐了下来，我们离得非常近。
很快，审问正式开始。预审官说我是一个非常内向，不喜欢与人交流、不喜欢说话的人。他问我他这样说是否正确。我对他说：“不是我不想说，是我觉得没有什么要说的。”他听过之后笑了笑，说我这个理由的确非常充分。他说：“这并不是事实的重点。我最想了解的，是您本人。”我没有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继续说道：“我对您的所作所为有所了解。但是您的一些举动，让我实在难以理解。我相信您会给我一个合适的理由。”我对他说，其实所有的事都特别简单，根本就没有他想得那样复杂。他让我复述一下那天开枪打死阿拉伯人的经过。在上次的谈话中，我就已经把游泳、海滩、雷蒙、打架、泉水、太阳和开了五枪的事给他讲了一遍。我讲一句，他就夸一句“好”。当我讲到躺在地上的尸体时，他说“很好”。我感到非常厌烦，因为我已经把这件事讲了很多遍。以前我很难想到，自己能够讲这么多话。
听完我的讲述之后，他陷入沉默之中。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对我说，他觉得他对我很感兴趣，因此愿意为我提供帮助。不过，在为我提供帮助之前，他要先搞清楚几个问题。他直截了当地问我爱不爱妈妈。我告诉他说，我像别人一样爱自己的妈妈。坐在我身后的书记员，在不停地用打字机打字。可能是因为我的语速过快，让他仓促之间按错了键盘，因此他只能退回去重新打。预审官又问我说，我那五枪是连续开的，还是断断续续开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这个问题与前面的问题没有任何联系。我想了一下，然后非常明确地告诉他，我先开了一枪，过了一会儿之后，才又连续开了四枪。他问我说：“您为什么没有在开过第一枪之后，立即开第二枪？而是过了一会儿才开第二枪？”听到他这么问，我立即想起了那些快要燃烧起来的海滩。我又感觉到太阳在我头顶曝晒，让我痛苦不堪。但是，这一次我选择了沉默。之后，我们谁也没有说话。预审官好像有些焦躁。他坐到椅子上，俯身向我问道：“为什么您明明知道他已经死了，还要向他开枪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预审官显得很无奈。他把双手放在额头上，用怪异的声音问我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您倒是快点回答我啊！”虽然他很想知道答案，但是我却一直保持沉默。
他突然站起身，大步流星地向办公室的尽头走去。那里有一个档案柜。他拉开其中的一个抽屉，拿出一个银质十字架，将其在手里来回摇动着向我走来。他的声音不像刚才那样平静了。他冲我大声嚷道：“我手里拿的这个东西，您总该认识吧？”“当然了，我怎么会不认识呢？”于是，他情绪激昂地对我说他相信上帝，他认为即便那些罪孽最为深重的人，也能够得到上帝的宽宥。但是，上帝并不会宽恕所有的罪人。上帝只宽恕那些心灵纯洁，完全接受神的旨意的人。他俯身趴在桌子上，在我的头顶上不断地晃动着十字架。我根本就不明白他到底在说些什么。因为我觉得浑身燥热，而且我感觉到，我的脸上落了好几只苍蝇。此外，我觉得他突然之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非常可怕的人。同时，我觉得他的话十分可笑。因为犯罪的人是我，他那么激动根本就没有必要。但是他仍然在不停地说着。听了半天，我终于听明白了他的意思。原来，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开了第一枪之后，过了一会儿才开第二枪。除此之外，他全都明白了。
我想要告诉他，他完全没有必要为此伤脑筋，因为那个问题无关紧要。但是还没等我把话说出口，他就打断了我。他又开始对我进行说教，还问我相不相信上帝。我告诉他，我不相信上帝。他特别气愤，一屁股坐到椅子上。他对我说，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不信仰上帝的人，即便那些背叛上帝的人，也十分虔诚地信仰上帝。他说，这是他的信念，是他生存的动力。如果他不再相信上帝，那么他将无法活下去。他冲着我大声地嚷道：“您难道要让我陷入绝望之中吗？”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他听到之后暴跳如雷，把十字架拿到我的面前，发疯似对我大声嚷道：“我是一个基督徒，虽然你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但是我仍然请求基督宽恕你。你知道吧，他就是为你才上十字架的。”我发现，他已经不再用“您”而是改用“你”来称呼我了。他没完没了的说教让我心烦意乱。我实在不想继续听下去了。我感觉到，房间里越来越热。当我不想听别人说话的时候，我就愿意装出一副同意的样子。我对预审官使用了这种方法。他听到我对他的话表示同意之后，显得非常兴奋，非常得意地说：“你看，上帝最终还是把你引入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来。你现在是不是要向他说出实话了？”我非常干脆地回答他，我并不想那样做。他听到我这句话之后，立即像泄了气地皮球一样，瘫倒在椅子上。
他待在椅子上，半天也没有说出一句话。坐在我身后的打字员一直在记录着我们的谈话，这时他正在忙着把最后几句话打出来。预审官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非常无奈地说：“像您这样不开窍的灵魂，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来到这里的其他人，只要一看见这个十字架，就会流出眼泪。”我想对他说，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全都是罪犯。可是，我立即想到，自己现在也是一名罪犯。因此，我把那句话又咽回肚子里。我一时还难以适应罪犯这个称呼。被我折磨得疲惫不堪的法官打算结束对我的审讯。他从椅子上站起来，问我是否因为犯罪而受到良心的谴责。我告诉他说，我并没有因为犯罪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只是感觉到特别厌烦。从他的反应来判断，他好像并没有听懂我的话。不过，我们没有继续谈下去。
此后，预审法官经常把我找去进行谈话。不过，此后我的律师都会陪我一起去。每次谈话都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只是让我再确定一下我已经重复过多次的内容中的某个细节。此外，预审法官还与我的律师一起讨论，应该以什么罪名控告我。在这些时候，他们好像对我置之不理了。预审法官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与我谈话时，再也不提起上帝了。他第一次审问我时那种激动的无法控制的情绪，再也没有出现过。我们开始向朋友那样亲切交谈。每次审讯时，他只问我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然后再与我的律师谈论一会儿。有几次，我还意外地得到了参加他们谈话的机会。我感觉到轻松多了。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有的时候，我竟然觉得我和法官成了一家人。这可真是太可笑了。预审持续了很长时间，足足有十一个月之久。在这段时间里，我竟然遇到了让我感到最为开心的事：每次结束审讯的时候，预审法官都会非常客气地把我送到他办公室的门口，然后像老朋友分别时那样，在我肩膀上拍几下，用非常和蔼的态度对我说：“反基督先生，让我们结束今天的谈话吧！”说完之后，我就会在法警的护送下回到牢房里。
二
每个人都会对一些事情讳莫如深，不喜欢拿出来谈论。我也如此。自从我被关进监狱几天之后，我就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关于这一段生活的记忆将会被我封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