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概愈体系基本上具有象征的性质，如果我们这么说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经历和我们的日常作为就基本上是一个象征问题了。
——莱科夫和约翰逊（1980年）第1页
本书的第一版为理解和比较全球各地的文化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和方法，这就是文化象征。文化象征是某一文化的成员在情感上和／或认知上认同的活动、现象或习俗。因此，象征代表着表现文化本身的基本价值观。一个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局外人通常难以接触和／或理解。本书的意图就是解决这个难题。在需要行动的时候，文化让我们常常是无意识地填补空白，文化象征则帮助我们看到导致行动的价值观。这也许是文化的最令人感兴趣的特征。尽管本书的分析单位是国家或国家的文化，但文化象征也可以引申用于国家之内或跨国家的民族群体。
在我最初开始研究文化象征的时候，我担心会出现不自觉的消极反应，因为象征总是与成见联系在一起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凡是将群体表现加以概括的做法，特别是在美国的许多大学里，都遇到了这样一种典型的反应：“那是成见。”其明白无误的意思是：那完全是偏见。然而正如我在第1章中所解释的那样，人们不自觉地使用着这样的概括，而成见既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显然，不合理的成见就是不允许有例外的概括。另一方面，文化象征只是一种大概的表述，文化象征可以适用一个团体，但并非可以适用该团体内的每一个个体。
如同许多其他人一样，我也深受格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的代表作《文化的后果》（1980年）一书的影响。霍夫斯泰德明确出四个——后来扩展为五个——维度（如第1章所述的权力距离），借以反映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差异。然而这部出色的著作看起来还欠完全，因为正如我多年来所体验的那样，这个五维度图似乎移去了文化的广度和深度。除此之外，这个维度研究方法以及其他有影响的维度研究方法似乎都没有解释甚至没有描述任何文化中都存在的矛盾现象。例如许多民族文化和国家文化在有些方面会表现出看上去是不道德的态度，在另一些方面则会表现得公正和宽容。再者，在跨越不同文化的时候，维度图难以记忆和使用。
1988年，我与我们当时在马里兰的MBA项目主任玛丽安·韦卡特（Maryann Waikart）联系，向她提出举办一个关于文化象征的讲座。我向她解释，霍夫斯泰德的著作是我的思考工具，我想通过主持一个集中探讨使用文化象征问题的新讲座来丰富霍夫斯泰德的观点。我当时并不十分清楚除此之外我还要做什么！韦卡特认为我的想法很好，于是讲座就围绕着文化象征的概念办起来了，后来又出了书和文章，举办了研究和培训项目。
幸运的是，一个文学团体开始把象征当作让人们结构现实和进行思考的基本机制。正如奥托尼（Ortony）所说，象征不仅美好，而且必不可少（奥托尼，1975年，另见莱科夫和约翰逊，1980年）。大约在这个时候，跨文化心理学家开始运用象征超越维度的视角，加稻（Kashima）和卡伦（Callan）关于日本家庭的的著作（加稻和卡伦，1994年）就是如此。他们还开始在跨文化沟通和跨文化谈判领域运用象征的思维方式。
本书第一版出来后，反应基本上是正面的，这让我深感欣慰。一些报纸作家对此给予了关注，专业人员和学术界发表的书评既有给予有限肯定的，也有热情褒奖的，许多人发现这个框架非常有用。例如有些跨文化培训教师选择本书的一些章节作为背景读物推荐给赴外工作的经理人员；在土耳其西部管理学院1998年的双年国际会议上，“土耳其的咖啡馆”一章成了一个扩大的文化练习的背景读物；一些专业人员开始开发使用文化象征的练习（见甘农，2001年）；由本书至少引出了一篇博士论文和一篇硕士毕业论文；译文开始出现；教科书开始强调文化象征；一些报纸刊载了有关文化象征的文章，《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还在国内外许多报刊上转载（见奥尔登伯格Oldenburg，1991年）；作为文化象征之基础的方法论加进了相关的文献（见甘农和奥迪娅Audia，正在印刷）；围绕文化象征这一概念开展了一个研究项目（见甘农及其伙伴，1997年）。
然而显然还有许多其他领域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我个人寄予第一版的愿望就是这个特殊的文化视角能够补充经济视角，特别是在经济发展领域。我在第一版中之所以对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大有保留，就因为文化的因素似乎没有引起重视。6000多个公司实行了私有化，公民得到了新公司的股份，但是很多人把自己的股票低价卖给了老练的投资者。这是历史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经济体制改造。尽管这种方法曾在小得多的捷克共和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在当时看来还是太冒失了。后来的事态证明了这一看法。我个人的观点是，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忽视了文化及其在法律和习俗方面的表现所具有的影响。本书问世的时候，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曼克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和我开始讨论在经济发展计划中使用文化象征的问题。曼克尔的经济观点充满着形象的推理（见奥尔森，1982年，2000年），他向我挑战说，尽管文化是重要的，但文化象征的概念有些模糊，而且货币奖励对人们的推动作用超过国家或团体的文化。
不幸的是，我们的讨论因曼克尔过早去世而中断，但是他的去世促使我至少探索将文化同经济学更加准确地联系起来的问题。第一版中没有一个分隔书中各个部分的基本框架，修订版中则使用了哈里·特里安迪斯（见特里安迪斯Triandis和盖尔芬德Geffand，1998年）和菲斯克（菲斯克Fiske，1991年a，1991年b）分别开发的框架，也就是文化的四个基本类型：水平型集体主义，或日集体共享；垂直型集体主义，或日等级排列；水平型个人主义，或日平等竞争；垂直型个人主义，或日市场定价。除此之外，我还使用萨缪尔·亨廷顿关于撕裂的文化和劈裂的文化的定义（亨廷顿，1996年）分出了两个单独的部分。撕裂的国家文化是像俄罗斯那样的至少一度与其根源撕开的文化；劈裂的文化则是不同民族群体的亚文化难以融合在一起的文化。所有这些框架可以让我们获得对不同文化象征的新认识，可以让我们开始应对把文化视角同经济视角结合起来的挑战。
本书增加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描述了斗牛及其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象征意义。这部分的标题为：同一文化象征，不同的意义。这个标题可以说明主题。另外一个增加的部分集中描述把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联结起来的文化价值观。
此外，虽然我接受了文化作为共同价值观念的基本定义（见厄尔利和劳巴克，正在印刷），但我回避了为这个定义增加其他含义的争议。作为一个替代性办法，我构建了一个跨文化理解的四段模式（见第1章）。我在第1章里还探讨了文化在什么时候重要、什么时候无关紧要这个关键问题。
在对文化象征进行专业性介绍的过程中，经常有人问我何以会对文化问题感兴趣。事实上，我有好多年没有怎么关心文化问题，因为不管个人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在大多数情况下成绩总是最有说服力的，特别是在平等的竞赛条件下。总的来说，我所熟悉的美国的组织机构——大学、联邦政府机构以及各种商业企业等——都提供了平等的竞赛条件。经济的视角毕竟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特别是在有文化条件支撑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