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大家庭内，对家庭成员也要根据其位置使用不同的称呼，三个民族都是如此。家庭内部使用的称呼远比西方国家使用的称呼复杂得多。例如马来人不会直呼叔叔、舅舅、姑姑、姨妈的名字。同是父亲的兄弟，年长于父亲的称“大伯”、“二伯”，比父亲小的称“二叔”、“三叔”等。这类称呼往往强化了权威排列的概念。
巩固共同价值
无数移民都发现，如果他们与根文化远隔千山万水，那就难以保持根文化的价值观念。要想保持根文化的价值观念，定期回顾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我们的讨论已经指出，“回乡”就可以巩固根文化的价值观念。诸如以家庭为核心的集体主义、宗教传统、保持和谐、维护面子、适应其他文化群体等共同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都可以通过“回乡”加以回顾和巩固。
三个民族都非常看重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因此也看重家庭与社区的关系。马来人一向就有与村子里的其他家庭和睦相处、相互合作的传统。过去种植水稻一直都需要相互帮助、互通有无。办喜事、办丧事，街坊邻居也会来帮忙：帮助准备结婚筵席、布置新房；帮助安排葬礼，送葬。所以马来西亚很少有专业的丧葬服务。华人和印度人是外来的居民，他们非常看重宗族和同业公会，他们就是依靠宗族和同业公会这样的自助组织互相帮助，筹措资金，开办自己的事业。不论哪个民族，一起办喜事、办丧事都有助于巩固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念。喜事、丧事也是“回乡”的一个主要原因。
华人中流行的“互助组”形式突出表明了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重视。互助组是自我管理的工作小组，凭自愿组成，互助组的成员共同商议规则、分工和每个人的收入，还可以选举一个组长（森杜特、马德森和汤，1989年，第61页）。只是到了最近几年，西方的公司才采用了类似的组织形式，难怪霍夫斯泰德在对53个国家进行的研究中指出马来西亚属于高度集体主义的国家（霍夫斯泰德，1980年a，1991年）。
马来西亚的多数华人和印度人已是第三代、第四代，与典型的第一代移民不可同日而语，同样，许多马来人现在生活在城市里，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尽管如此，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三个民族依然推崇集体主义（扎比德、阿南塔拉曼和雷文德兰，1997年）。因此，马来西亚人不论在工作场合还是非工作场合都喜欢参与决策，也就不足为怪了。在谈判中，美国人似乎喜欢对抗，喜欢采取“赢者通吃”的态度，马来西亚人则喜欢妥协，喜欢寻求合作（弗兰克和库克，1995年）。马来西亚人的做法反映了古兰经的“中庸国家”的观念。正如前面所说，权威排列加强集体主义，“回乡”过程中的各种活动无不渗透着长幼有序的观念，因此有助于加强集体主义的意识。
在集体主义所产生的结果当中，有一个特别令人感兴趣，那就是马来西亚人倾向于认为，一个集体的某一个成员犯了错误，整个集体都有责任；一个国家的部分国民犯了错误，整个国家都有责任。所以，当某个国家的媒体或非政府组织批评马来西亚的人权或环境问题时，马来西亚人就把这种批评看成是那个国家对马来西亚的批评。西方人往往觉得这样的反应不可思议。然而马来西亚人在殖民统治时期遭受剥削、遭受耻辱的经历使他们特别在意来自外国的批评，总觉得这样的批评有伤马来西亚的面子。
尽管“回乡”巩固以家庭为核心的集体主义意识，但“回乡”也是保持和谐和维护面子的机会。一个高度集体主义的文化非常看重保持和谐和构筑关系，在这样的文化中，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受到鄙视。保持和谐，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避免羞辱别人，避免伤别人的面子。不懂得保持尊严是什么意思，就无法了解马来西亚人。正如第24章所述，面子就是为了保持个人的尊严和集体的和谐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一系列不成文的规则。如果有怠慢或冒犯的事情发生，可以利用“回乡”的机会当面解释清楚，至少可以在一家老小面前为对方说一些好话，做一些好事，以此减轻自己的羞愧感。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往往看重羞愧感，西方国家则看重负罪感。马来西亚人对于保持面子非常敏感，尽量避免伤害他人的面子，特别是避免当众羞辱他人。在极端的情况下，印度人宁愿自杀也不愿丢面子。同样，华人商人如果觉得谈判结果有伤他的面子，就会退出谈判。
做决定的时候，由于三个民族都看重年龄，马来西亚人常常服从资格最老或年龄最高的人，开会的时候一般都是资格最老或年龄最高的人先发言。不过前面已经说到，资格最老的人也应负起自己的责任，应该尊重他的晚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出于这个原因，往往不会有热烈的讨论，表达不同意见常常非常客气，非常委婉。资格老的人应该征求下属的意见，不过为了团体的利益可能会压制批评意见。
为了保持和谐和维护面子，马来西亚人开发出繁琐的礼节。“回乡”期间也好，平时也好，马来西亚人都要互相求得原谅，但是他们不应该提及，并且通常避免提及具体的过错。这样既可保持和谐，也可避免争论具体的问题。如果马来人离开自己的家乡时间过长，就要求得父母、亲戚和朋友的原谅。有时要在“回乡”期间这么做。
三个民族都提倡婉转客气地表达不同意见，避免磨擦和对抗。提高嗓音、大喊大叫、咒骂都是大忌，犯了这些忌讳就会丢面子。挑起事端的人将会失去尊重，而且很难挽回。
马来西亚人的沟通基本上是高背景的沟通，而且他们在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尽量回避说“不行”（霍尔和霍尔，1990年）。西方人普遍觉得这种做法不诚实，令人烦恼，但马来西亚人只是尽量避免伤害某种关系罢了。马来西亚人有时使用非常微妙间接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意思，例如使用谚语和成语。难怪西方人常常求助于第三方解释在沟通和谈判中所遇到的表述。
马来西亚人也求助于第三方，但他们只是在担心某一谈判的结果可能会令人为难的时候才这样做。比较传统的马来人家的婚姻就是这么安排的。男方的父母通常先让第三方找女方的父母询问意向。如果女方的父母不同意，那就到此为止；如果女方的父母同意，双方的父母再见面，由男方的父母正式提出结婚的请求。通过第三方询问可以避免由于女方不同意做男方的新娘而出现令双方家庭难堪的局面。
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马来西亚人复杂细腻的沟通方式。一位女主人在家款待客人，客人饿得很，吃完了桌子上的食物还不饱。这时她不是直接告诉女主人她还想再吃，而是向女主人称赞用来盛食物的盘子精美。女主人注意到盘子已经空了，但是不想直说食物已经没有了，于是把做饭用的锅拿来，告诉客人她的锅同样精美，其实是让客人看看锅里也没有东西了。当然，这个例子有点夸张，但却可以说明马来西亚人是如何保持和谐、维护面子的。
这样的沟通方式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见到。例如在“回乡”中，不论客人还是主人都知道吃是过节的一项内容，但客人总是跟主人说不必费心准备吃的。同样，即使饭做得十分丰盛，主人也要客气地抱歉一番，说饭做得不好。
我们已经说过，“回乡”在宗教节日中尤其重要。宗教习俗往往可以强化共同的价值观念。马来人在开斋节的早晨，华人在新年的除夕，印度人在屠妖节的早晨，都要做专门的祈祷。各种宗教仪式，全家老小都要参加。
马来人信伊斯兰教，每天要做五次祈祷，“回乡”期间也不例外。另外，搬家也要做祈祷。马来人的组织机构举办庆典通常要让员工向安拉做感恩祈祷。许多华人的店铺和办公室里都设有一个供祈祷用的牌位。华人的家里设有家庭的牌位，有的工人还在工厂里设立自己的牌位。
印度人的宗教意识同样强烈。有的工厂里，印度的工人摆上印度的神像，好在工作时做祈祷。平时，印度人像华人一样早晚做祈祷，到了星期五则像马来人一样或者斋戒或者素食，“回乡”期间也是如此。
我们已经介绍过节日送礼的习俗。亚洲人的送礼习俗常常让西方人感到惊异。许多在亚洲短期或长期居留的西方人事到临头才匆忙跟总部联系让总部航寄过来大量的礼品送给同事或生意伙伴。三个民族都非常看重送礼，把送礼视为保持和谐、维护面子的理想途径。前面已经说过，马来西亚人非常时兴在“回乡”期间送礼，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跟这两个原因有关。
然而送礼是相互的。送礼的对象不能拒绝接受礼物，否则就会伤害送礼者的面子。与此同时，接受了礼物也就等于向送礼者承担了义务，用马来人的话来说就是“欠了一个人情”。接受礼物的人不必立刻回报，只是到了送礼者日后请求帮忙时不要忘了自己还欠着一个人情。
这种互惠的习俗对于建立长期关系十分重要。非马来西亚人也许会觉得这样做就是互相利用，特别是因为有的马来西亚商人送礼纯粹就是为了寻求好处。不管怎么说，拒绝接受礼物不是明智之举。如果不愿意欠人情，可以立刻回赠一个价值相当的礼物，把人情还掉。
当然，送礼的时候要遵守宗教习俗。送马来人礼物不能送酒或猪肉食品，送肉食品必须是按伊斯兰教习俗宰杀的牲畜。送华人礼物要送双数，例如送笔要送一对，不要送一支。不过送印度人礼物要送单数。送华人礼物还不能送钟表，因为汉语里的“送钟”与“送终”谐音。关于送礼，还有其他禁忌，可以到专门的书籍里查找，几乎所有的书店里都有这样的书卖。
到此为止，我们所强调的都是强化共同价值的习俗和行为方式。其实“回乡”还展示了马来西亚文化的一个矛盾，那就是每个民族都强调自己的民族特征，但同时也突出作为马来西亚人的身份。马来西亚人会不分民族、不分宗教共同欢庆任何一个民族的节日。甚至有迹象表明，以前仅仅属于某一个民族的过节习俗现在已经被其他民族采纳。同样，有的马来西亚人在说话的时候可以自如运用不同的语言，比如说一句话，头两个词是泰米尔语，接下来的三个词是英语，再下面三个词是马来语，最后一个词是华语。
雇佣员工打破民族界限的工作单位现在越来越多了。这一方面是政府推行“土地之子”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家正在经历迅速的工业化，雇佣员工需要从效率方面考虑。尽管整个东南亚的经济最近两年处于困难时期，但过去25年中的总趋势是非常好的，这就是说马来西亚的公司企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需要打破民族界限，任人唯贤。
马来西亚在国家建设中所采取的做法也反映了促进三个民族相互适应以保持和谐的指导思想。自1957年独立以来，统治这个国家的一直是一个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由分别代表各大民族的政党组成。马来西亚正在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塑造自己的民族国家特征。有的国家驱逐少数民族，或强迫少数民族放弃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但马来西亚没有这样做。例如，尽管马来西亚把马来语当作国语，但并不压制使用泰米尔语和英语，使用华语和泰米尔语的学校也在继续开办，许多这样的学校还受到政府的资助。国有的电视台用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播送新闻。伊斯兰教被奉为国教，但宪法保障信奉其他宗教的自由。不论谁到马来西亚去，不论在马来西亚的什么地方，都可以见到清真寺、佛教庙宇和基督教堂。有的国家仅把主要民族的节日列为公共节日，但马来西亚把伊斯兰教的开斋节、中国的春节、佛教的卫塞节（即佛陀日）、印度教的屠妖节和基督教的圣诞节统统列为公共节日。
这就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基本价值观念表现在三个主要民族的“回乡”习俗中。在许多方面，马来西亚以及泰国、新加坡等其他东南亚国家都是理想的实验室，向世人表明表面上看有天壤之别的民族其实可以逐渐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共同的特征。“回乡”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迄今为止，“回乡”有助于三个民族的融合，而不是三个民族的分离。“回乡”帮助马来西亚追求约翰·贝里所说的理想，那就是允许不同民族背景的个人保持自己的文化，同时接受新的价值观念，形成一个更大的文化集体，即国家（贝里，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