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如果说一方面，比利时现存的文化差异往往会成为磨擦的根源的话，那么另一方面，这种差异本身可以而且尤其应该成为一种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源泉。
由于这一原因，也由于比利时是欧洲两种伟大文化的汇合之地，我们必须继续像我们以前一直所做的那样，充当建设统一的欧洲的先锋。——比利时已故国王1986年圣诞节广播电视致辞比利时是一个小国，国土面积比美国的马里兰州稍大，人口稍稍超过1000万。本国领土上两个最远端之间的距离大约为280公里。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不应由于比利时是小国寡民而受到迷惑，低估其重要性以及它与欧洲和整个世界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正如巧夺天工的花边编织工要从许许多多的纺梭中抽取纺线并编织出图案精美又结实耐用的花边一样，比利时的历史、宗教及地理位置也使其文化呈现出一种复杂多样的图案。把花边作为文化象征，对于理解比利时可能是有益的。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是先看一看这个国家动荡而引人人胜的历史。在数百年间，比利时人民，不论是北方的弗莱芒人（荷兰血统）还是南方的瓦隆人（法国血统），都生活在外国的统治之下。在最近500年当中，对比利时现有的这块土地先后进行过统治的国家包括奥地利、西班牙、法国及荷兰等。尽管当地爆发过多次民族主义运动，力图建立独立的比利时国家，但是使比利时国最终诞生的，却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所设计的一系列密谋。当时帕默斯顿勋爵的意图是，在德国和法国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一旦这两个国家爆发冲突，英国在被迫进行预之前可得到一个喘息之机。帕默斯顿勋爵的直觉被证明是准确无误的：比利时的确成为两次世界大战当中最血腥的几次战役的战场，而且，如果没有这一缓冲区，德国就不仅会征服法国，而且也会征服英国（塔奇曼，1962年）。
弗莱芒文化和瓦隆文化一直是共存的，直至发展成为一种“比利时的自豪感”。在国际比赛或世界锦标赛当中，比利时人就是比利时人，比利时全国上下会一起观看比赛，而不管参赛队员或运动队是来自哪个语区。
但是不容否认，在弗莱芒人和瓦隆人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紧张关系。与共同生活在同一国家或地区、并使相互间的差异演化为流血冲突或战争的许多其它文化群体——如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或前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及塞尔维亚人——不同，瓦隆人和弗莱芒人自1968年起就以一种耐心的、有条不紊的方式处理他们之间的差异问题。1993年，该国在瓦隆、弗莱芒和布鲁塞尔这三个最重要的地区内建立了三个分立的、各自独立的议会。中央政府放弃了除财政、国防和国际关系之外的许多权力。人所共知，以这种方式来解决民族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十分复杂的，而且导致了一些令人疑惑的结果。例如，在首都布鲁塞尔，有些街区只能接收弗莱芒语有线电视节目，而在近旁的另一些街区则只能接收法语有线电视节目。比利时的驻外使馆也通常有三个商务专员，他们各自为政，互不隶属。尽管这种处理民族紧张关系的解决办法看上去可能是不自然的和极其复杂的，但它远比战争和毁灭的办法要好得多。正如《经济学家》杂志在1992年恰当指出的那样，比利时成功地避免了其他国家深受其害的愚蠢的种族战争和毁灭，“值得喝彩”。虽然在某些著名的瓦隆人士当中至今仍存在公开主张国家分裂的运动，但不论未来的可能结果如何，比利时依旧是一种有益的模式，那些由不同文化群体组成的国家，为了避免内战，都应对这一模式进行研究并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模仿。而且，这一模式本身与“比利时花边”这一文化象征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花边最早出现在15世纪的佛兰德和意大利。开始时，花边只是用来作为内衣的简单装饰。到了17世纪初，花边则变成一种最豪华的产品和商贸交换的关键商品。当时，全欧洲的贵族都开始用带花边的领口和袖口来装饰自己的服装。除了服装以外，花边也开始用来装饰桌子、窗户和睡衣。这时，花边已成为社会地位与财富的一种象征。作为花边的生产中心，佛兰德也成为欧洲内的一个重要工业地区。
最早诞生在佛兰德的梭子花边工艺十分复杂，它要求编织者在编织一整块花边时使用数百个小梭子。手工艺人要按照纸样把来自十几、二十几个小梭子的细线有条不紊地、有节奏地编结到铜针上，以形成一幅几何图案或装饰性图案。这种图案花边具有一种精美的平衡效果和镂空效果，一旦把它放到一块深色的天鹅绒或锦缎之上，花边本身所具有的图案效果就会跃然而上。正如下面这段文字所表明的那样，在文艺复兴时期，花边的生产已经成为一种工业和一种艺术形式：
（花边的）形式变得比色彩更加重要。花边图案的设计者已不再看重那种无限度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效果，而是注重图案的清晰、对称与稳定。通过对图案、背景和轮廓的明确区分，花边在各种装饰艺术当中，明显表现出一种新的精神。在各种小艺术门类之中，没有任何一类比花边更好地体现出文艺复兴的理想。（本顿，1970年，第13卷，第85页）
从传统上讲，最优秀的花边编织者是修道院的修女。编织一块一米见方、带有复杂图案的花边，可能要花上数百小时、甚至数千小时的劳作。据传说，为了给教皇的长袍制作花边，有的修女甚至耗费了自己的整个一生。尽管花边制作现在已经不是比利时的一项主导产业，而且各种花边已经大都由机器来生产，但是比利时人仍然对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感到十分自豪。在大部分家庭里，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至少一块手工编织的花边样品，它们不是被摆在桌子上，就是被展示在像框中。许多比利时人拿到一块花边制品，都能告诉你它是手工的还是机织的，它产自该国的何地，它的价值应该是多少。比利时花边的编织方式和图案因地区而有所不同。例如，布鲁日和蒂伦豪特的花边制品编织方法细致、图案装饰性强，而圣于贝尔的花边编织方法则较为粗糙，图案也较为简单。因此，布鲁日的花边制品通常用作日常的装饰性台布，而圣于贝尔的花边制品则通常用来装饰用餐时使用的台布。
一块充满冲突的土地
花边制品之精美，只有在把它放到深色背景之上、形成鲜明对比之时，才能得到充分的领略。犹如一幅复杂图案的种种对比因素同时汇集到比利时花边这一独一无二的结构之上一样，比利时这一小小的国家也是由诸多非同质混合成分构成的，它有着三种官方语言，两种主要文化，三个分立的大区，三面不同的旗帜，两个具有不同工业行业的、彼此独立的重要经济中心，以及三种各具特色的地理区域环境。比利时最剧烈的冲突表现在语言和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还有其它冲突的方面：个人主义与集体之间、个人主义与遵守社会规则之间、个人主义与强有力的家庭关系之间的斗争劳动，与社会福利国家之间的分野都市与农村地区的截然不同，对艺术和美的追求但同时又对实用性抱有渴望。
尽管如此，与花边编织者必须把不同的、对比鲜明的图案组合到某一件杰作之内一样，比利时政府也力图在统一的共和国内实现这些不同的文化之间的整合。在语言方面，政府承认三大语言的并存，并制定了三大语区有关教育和贸易的一系列规则。在佛兰德地区，即该国与荷兰交界的北部地区，商业和教育语言以占比利时人口60％的弗莱芒人的荷兰母语为主。在瓦隆地区，即与法国交界的南部地区，主要以占人口34％的瓦隆人的法语母语为主。在幅员极小、与德国接壤、居民数量只占全国人口1％的林堡省，则以德语为主。出于公正和经济上的可操作性，在布鲁塞尔，商人、教育工作者、政府官员及其他人等在进行相关活动中，则依照参加者的共同意愿使用荷兰语、法语或英语。
布鲁塞尔地处欧洲中心，最近几年来，由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许多跨国企业在这里开办了办事处。在一年的任何时候，外国人的数量都要占到比利时人口的大约5％左右。
在比利时的学校内，学生首先必须用至少八年时间来学习他所居住的那一地区的正式语言。另外他们还必须用至少四年的时间学习第二种语言，可以是荷语、法语、英语或者是德语。有的比利时人，尤其是弗莱芒人，他们往往会说上述所有四种语言，而且还能说其它语言。不论如何，每一个比利时人对于自己的本族语言与文化都是极为自豪的。如果两个固执的比利时人，比如一个弗莱芒人、一个瓦隆人，彼此相遇而且不得不开口说话的话，那么他们通常会使用英语，因为很可能这个瓦隆人不会讲荷语，而弗莱芒人则不愿同一个瓦隆人讲法语。
在日常生活中，语言差异可能带来的影响是十分不同的，对于那些居住在瓦隆地区最南部或佛兰德地区最北部的居民而言甚至可能根本感觉不到种种影响。相反，居住在布鲁塞尔市或语言交界区的比利时人则每天都会感受的这种差异的存在。比利时人大都很欣赏能够讲他们的语言的人，而且对于努力学习他们这三种语言中的至少一种的外国人，他们通常更容易敞开心扉。尽管许多比利时人每天都会遇到语言差异的问题，但是就一个外国人而言，指出这种差异，或者高声询问为什么不能通过外交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则是很不得体的。
距布鲁塞尔大约30公里、坐落在佛兰德地区境内的鲁文大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主教大学。这所大学就体现了语言冲突的后果。数百年中，鲁文大学一直接收来自弗莱芒和瓦隆的学生与学者，大学校园中使用的正式语言是法语。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语言差异引发的紧张关系开始加剧，学生群体之间出现磨擦，大学附近的咖啡馆内甚至不时爆发争吵。双方间的敌视持续了20多年，最终人们不得不把这所大学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佛兰德境内的鲁文，另一部分越过语言分界线，设于瓦隆地区。这一拆分举动不仅拆散了学生，拆散了科、系，而且也拆散了学校的原有资源，包括图书馆的藏书。在学校被拆分时，图书馆的藏书完全是按照图书总数的数量一分为二的，也就是说，图书馆的所有图书按书名的字母序加以清点，以同一字母打头的所有书籍，前一半留在鲁文校园，后一半运往新的校园。结果，现在要查找资料，就不得不在两个校园之间奔走。这种解决办法虽然导致不便和效率低下，但总比发生长期的语言冲突要强。
作为弗莱芒人和瓦隆人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对立的结果，比利时这个国家现在有三种主要的旗帜，即代表比利时国家的黑、黄、红三色旗，弗莱芒地区的狮子旗，以及瓦隆地区的雄鸡旗。大部分比利时人在情感上更认同代表本民族文化的旗帜而不是国家三色旗。弗莱芒狮子是弗莱芒人抵抗法国数百年统治的一种象征。
尽管地区和民族的认同感显然十分重要，但是当比利时人出国在外时，他们仍会自认为是比利时人，而且在重大社会问题上他们也会聚和在一起。例如，30万比利时人——按比例相当于770万美国人——就曾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比利时法院在处理一起涉及一个恋童癖集团的案子时所采取的漫不经心的、也许是腐败的态度与方式。这个恋童癖集团曾冷酷地杀害了四名少女。
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那样，比利时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由佛兰德、瓦隆、布鲁塞尔三大地区组成，这三个大区在中央政府和全国议会内都有自己的代表。比利时全国性政党在不同语区分为自成系统的政党组织，这些政党组织在各语区虽然独立自主地从事活动，但它们总体上要遵从全国性政党的政治议程。
比利时有两个最大的政党，一个是主要由天主教徒和弗莱芒人组成的基督教人民党，另一个是主要是由不太正统的天主教徒、非天主教徒以及瓦隆人组成的社会党。这两大政党掌握着比利时大部分重要日报（七份中的五份），负责监督青年服务、老年救助服务、医院管理、储蓄银行活动等。它们还掌控着工会组织，在比利时，50％以上的劳动者是工会会员。对工会和其它社会项目的成功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比利时的社会稳定。由于这两大政党对比利时公民的日常生活具有广泛影响，其它政党无法在该国赢得稳定的地位。
另外，比利时人的个人主义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在此方面，霍夫斯泰德在其跨国文化研究中把比利时人置于53个国家当中的第八位。一位年轻的成年人如果能够离家自立，有了自己的房子，就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努力工作通常会受到人们的尊重，因为这表明一个人正在奋发努力，准备自立门户。不过，尽管年轻人离家自立，他们通常也不会冒险离家过远，而是留在离父母50公里左右的地方。这种做法造就了紧密的家庭和社区联系，巩固了比利时人对家庭生活的取向。
比利时人个人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方式是他们喜欢拥有自己独立的居所。尽管价格昂贵，近65％的比利时人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这种住房要么是公寓套房，要么是城市周边的农村住房。对于比利时人而言，个人的房子犹如自己的一座城堡，他们大都对自己房屋内的干净整洁备感自豪。大清早，往往可以看到人们在清扫自己门厅的地板或院子内的小路。美国人通常用自来水管来冲洗自家门前的行人便道，而比利时人则是手提水桶、拿刷子来刷洗便道。比利时人的这种做法可能是由于比利时水资源一直短缺、因此自来水水价较贵的缘故。另外，为了节水，比利时人洗澡时尽可能缩短冲澡的时间；他们还喜欢用肥皂水洗盘子，而且在洗完之后不是用清水把肥皂水冲洗掉，而是用抹布把肥皂水擦掉。比利时人喜欢喝苏打水、果汁、啤酒或是葡萄酒，却不爱喝自来水或用自来水制作的任何饮料。
恰如每个地区的花边制品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编织方法一样，比利时人的住房也通常具有十分个性化的装饰与结构。与英国的典型房屋（见第14章）不同，人们无法从外观上猜出比利时某座小楼的内部结构。在佛兰德地区，人们常常为新建的或者是改装过的房子做上一层新的砖砌外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