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方人在亚洲参观传统的佛教寺庙时，可以看到佛的不同形象，有卧佛，有坐佛，也有立佛。但是在中国的佛教寺庙中，除了这些形象以外，还有一组令人难以置信的雕像，它们看上去像是一个个身材高大、力量无比的武士。这些目光狰狞的武士往往面带蓬乱的髭须，身配长长的宝剑。当许多西方人得知，这些武士实际上就是生活在一、两千年前中国农村家族或亲族内的重要人物的化身时，他们都会惊讶不已。其实，这些武士在寺庙中所享有的与佛像为伍的尊贵位置，只不过是中国人对家族和亲族所给予的重要地位的一个体现。
在本书中，我们一直对民族国家予以极大的注意，并把它作为分析的单元。不过，与众不同的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族群，不论他们生活在哪一个民族国家之内，他们都保留着自身的特色，可以用同一种文化象征对他们进行恰当的描绘。而对其他族群而言，这却是不大可能的。正如J．科特金1993年所描述的那样，除了海外华人以外，日本人、犹太人、英国人、印度人等等也在自己的国家之外获得了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功。但是一旦这些族群的成员移居国外之后，本书所采用的有关这些族群的比喻与象征，如日本的花园、犹太人的基布兹与莫沙夫、英国的老房子、印度的湿婆舞等等，便不完全适合于这些人们了。
中国人对于家族和亲族所给予的重视程度，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而我们为中国人所选定的象征——家族的祭堂，则恰恰反映了这一点。一位台湾的外交官因工作原因不断从一个国家迁往另一个国家，他除了在台湾有自己的家庭祭堂外，还把自己祖先的画像随身带在身旁，以便每当进行旅行时都可对之进行参拜。A．坦的畅销书《灶神的妻子》就在其书名中包括了这一观念。许多移居海外的华人一生当中至少要返回祖国一次，以便参拜埋葬自己祖先的地方，因为按照儒教的学说，活着的人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定期探望已故的先人，或者至少探望一次。而且，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一个人的姓总是在自己的名字之前。这些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表明，家族和亲族在中国社会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当然，有些学者可能会提出异议说，还有其他族群是以家庭为取向的。但是，中国社会与其他以家庭为基础的族群不同，它既不是个人主义的也不是集体主义的，而是建立在种种关系的基础之上的（邦德，1986年）。例如，儒教的信徒认为，个人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在为家族和亲族的更大利益发挥个人作用时，他们的个人主义内涵可以得到丰富与拓展。正如中根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制度是以种种关系为基础的，在这种种关系中，有着不同的角色，而这与日本那种更为集体主义的、无区别的制度是相当不同的：
在日本的家庭制度中，家庭的所有成员在家长的领导下组成一个统一的群体，任何人在事关自己在家庭内部的地位方面都没有特别的权利。日本的家庭制度不同于中国的家庭制度，在中国的家庭制度中，伦理道德是以父子关系、兄妹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以及夫妻关系等不同个人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在日本，伦理道德却是以家庭的整个集体为基础的，或者说是以集体成员的整体而不是以个人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中根，1973年，第14页）。
因此，中国人大都十分严肃地对待同他人的关系，无论是在亲族之内还是在亲族之外。中国的汉语对兄、弟、姐、妹、叔、舅、姑、姨都有专门的词语，而且中国人一般都力求有选择地同一些人建立起终生性的友谊关系，这种友谊关系与一般的熟人关系是截然不同的。与其他许多族群一样，中国人在与一个人真正做生意之前，往往要花很多时间竭力与之相识。中国家庭制度的其他独一无二的特点我们将在后面逐步加以讨论。另外，与日本人和其他以群体为取向的文化一样，中国人一般也难以将个人与集体区别开来。在汉语和注重集体而不是个人作用的其他语言（如日语和阿拉伯语）中，不存在Drivacy（“个人隐私”）一词。“我”这个词以及与此相关连的许多其他词语在汉语和日语中都具有贬意的含义。从中国和日本这两种文化的角度看，个人只有在作为一个群体的一部分的时候才是存在的或者是具有某种意义的。中国文化与儒教、道教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同佛教也有相当的联系。鉴于我们在第4章里已经讨论过佛教的问题，在本章中我们将仅仅介绍儒教与道教，然后我们会对中国的祠堂以及它的三个方面作一描述。这三个方面就是：“圆满”，“和谐”，“变通”，即家庭结构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家庭内和社会内的“和谐”，以及在忠于传统的前提下不断变化的能力。最后，我们还会简短地介绍一下5500万海外华人所从事的活动以及他们究竟在哪些国家变成了一支经济上的重要主导力量。
儒教与道教
孔子死于公元前479年，当时的中国，诸侯割据，各霸一方。孔子生前一直希望成为诸王之一的主要谋臣，但这一愿望至死也未能实现。但他的思想却主要是由于各王国之间彼此进行的残酷战争而有幸得以流传，他对传统以及昔日理想化的和谐状况所予以的突出强调，对人们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孔子的思想可以浓缩为五个字，即“仁、忠恕、礼、德、文”。“仁”是指人所具有的同情心或者是在自尊的前提下对他人所表达的博爱的情感（史密斯，1958年，1991年）。“忠恕”是指“忠恕之道”，即尽可能把自己想得到的好处给予别人，而不是自私自利地去攫取自己所能攫取的东西。“礼”是指礼仪或是行为处事的方式，例如在君臣、父子、长幼、夫妻、朋友这五种关系中都应有恰如其分的行为方式。更准确地说，礼反映出孔子对家庭所予以的重视程度，对家庭的这种重视源自于早期的祖先崇拜以及孝顺和敬老的思想。礼还有第二种含义，即礼仪的含义，它关系到一个人在自己一生当中所从事的所有活动。“德”是指对人进行管理、统治的方式：不是用霸道而是用王道。“文”是指应该给各种艺术以突出的位置，把它们作为和平和道德教育的工具。
为了使过去的传统得到发扬光大，当时人们所采用的方式就是对社会予以极大关注，而这一点至今仍反映在中国人爱“面子”的观念之中。正如我们在“日本的花园”那一章中谈到的那样，与“维护脸面”的观念相应的，是人们在社会上与他人共事之时尽力避免损害他人的声誉与自尊的那一整套不成文的规则。例如在一场谈判中，胜利者应该给失败者一点安慰性的补偿，尤其是在失败者的身份是众所周知的时候。如果一家企业发生倒闭而且业主突然死亡，那么业主的子女们通常会尽一切努力来清还债务，以便为家庭保全面子。一个人在丢了面子的时候，他往往会面无表情或不动声色，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如果他失去自控或表现出失意和愤怒，那他也就脸面丢尽了（博纳维亚，1989年，第73～74页）。
有些专家认为，儒教不属于传统宗教，因为它没有人格化的神的概念，而只有有关天堂或阴间的模糊观念。因此，中国人一般都专注于现世而不是来世。D．博纳维亚在《中国人》一书的下述段落中虽然主要是在谈论现代中国，但他却准确地抓住了中国人的本质：
中国入对于外在世界所抱态度的最独特的特点，就是他们完全接受生活本来的样子……在这种世界观看来，人类的所有活动——·宗教、性、战争——都是一种有目的功能性行动。只有艺术才具有内在的价值，而艺术本身主要是现实世界或想像中的世界的一种反映，而不是抽象范式的反映…．…中国人认为，所有行动都应该有自己的目的；痛苦没有任何崇高可言，死亡是一种可恨的讨厌的东西……大多数中国人如果看到一位印度教的苦行僧试图用一把尖刀刺穿自己的面颊或是在火红的木炭上行走，无疑会得出结论。
认为，此人不是疯子就是骗子……中国社会的核心观念是功能性。（博纳维亚，1989年，第56～57页）
如果说儒教所涉及的主要是个人在社会中应该如何行为处事，那么道教则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宗教。道教据说是由出生于公元前604年的老子所创建，其主要信条在名为《道德经》（外文中该书的书名被译为“道路与权力”——译注）的一本小书中得到阐释。
“道”（或者说是“道路”）有三层相互重叠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道”只有通过神秘的洞察力才能了解。第二层含义是，“道”所涉及的是宇宙或整个生活的秩序原则，它代表着自然的律动和推动力。第三层含义是，人类应该根据宇宙的平衡来调整自己的生活。
权力，作为《道德经》（即《道路与权力》）一书书名的第二个要素，它所涉及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一个人只要按照宇宙的指令和谐地生活，就能获得权力。这种生活态度至今仍塑造着中国人的特性，并且具体体现在中国人追求宁静、优雅的生存状态的那种愿望之中。
同宇宙和谐一致的基本生活态度是“无为”，或者说是创造性的宁静。所谓无为就是在行动的同时保持放松的状态，就是让自己的态度自然地展露出来。创造性的宁静从来不去强迫什么或是强求什么，而是在生活和自然当中寻找空间，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按照阻力最小的方式平静地向前迈进。
道家拒绝任何形式的专断与竞争，他们寻求的是与自然的融合及简单的生活而不是对物质的占有。道教极为反对暴力而倾向于和平主义。道教还包括着中国传统中有关，“阴”、“阳”的信条，根据这种观念，世上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两分法，所有价值与观念都是相对的。按照“阴阳观”的思路思考问题，就意味着要从相互对立的角度去分析世界，就像明与暗、兴与衰、日与月、乾与坤、男与女等等。什么东西归为阴，什么东西归为阳，这并不取决于它内在的性质，而取决于它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这同中国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上的制度恰恰是吻合的。A．克莱尔在《龙心》一书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念：
相对于天，人可以被视为阴，但相对于地，人又被视为阳。天本身是宇宙内所有阳性事物的最高体现，它被认为是缥缈的、明亮的、积极的、有生殖能力的、肇始的、男性化的。而地则完全被视之为阴，被认为是稳固的、阴暗的、冷淡的、沉寂的、有滋养能力的、敏感的、女性化的。（克莱尔，1985年，第201页）
男人与女人并不绝对地被视为阳或阴：在每一个人身上，占上风的可能是阴也可能是阳，而且二者之间的平衡是可以改变的。阴阳二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一直在变化之中，这是一个不断的循环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阴阳二者交替地占据统治地位。这种观念可能起源于中国农业社会所特有的那种每年一度的兴衰周期，就像日月轮替、冬来暑往一样。
道家对于孔夫子的信徒一直没有多少好感，认为他们过于自负、过于程式主义。儒、道之间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区别，这就是中国人自己所概括的：孔子奔走于社会之内，老子巡游于天地之间。然而，道教、儒教、佛教在许多方面是相互补充的，人们常说，它们是“三教归一”。许多中国人就是从这三者中各取所需，他们把儒教视为日常生活的指导，请道士帮助他们驱鬼降魔，让和尚协助他们操持葬礼。
我们只是概要地介绍了支撑中国价值体系的主要观念与价值，在许多情况下，现实生活可能会与我们所描述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一价值体系几千年来并没有像毛泽东及其他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连根拔除或是受到根本改造。相反，它更多地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着缓慢的演变。科特金在1993年的《部族》一书中引述安布罗斯·金的话说，在5500万海外华人当中，许多人发展出了一种“理性传统主义”的文化，他们“把传统的孝顺的美德以及族群的优势同他们所处的新的竞争生存环境所要求的实用主义结合了起来”。与不定期前往教堂做礼拜的意大利天主教徒一样，海外华人，也包括生活在国境之内的所有中国人，他们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而不是从精神的角度来感受中国三大信仰的影响的。
中国的文化是同语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实际上是由不同种族起源的人们所混合构成的，他们操不同的方言，相互之间难以沟通。在中国的东南部，主要方言是广东话，这对于中国北部操中国官话的大部分北方人而言，是无法理解的。但令人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口头方言都以同一种书面方式来书写，所以大家在书面上都能彼此理解，而不论每个字的发音如何。英语只用26个字母即可表示所有的发音和所有的词汇，而汉语则有5万多个汉字符号，每个符号所代表的字都与另一个不同。这就需要具有令人惊讶的记忆力来掌握这种语言，而这样一种语言往往会使文化价值得到强化。应该说，此种判断也适用于日语，可日语恰恰源自于汉语（见德门特，1990年）。
圆满、和谐与变通
中国家庭的祖宗祭堂是世界各地中国人家庭生活的基石。它是把四散在外的家庭成员联系起来的一条纽带，是观察包括生者、死者以及尚未出生者在内的中国大家庭的一个焦点。尽管家庭祭堂可能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传统的、古老的方面之一，甚至被认为在现代中国已成为一种陈旧过时的东西，但它对于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及其待人接物的方式与处事态度仍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