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最为庞大的一些家庭甚至会成立向所有家庭成员开放的私人福利机构。例如，中国的李姓家族就掌管着一个福利机构，该机构的总部设在纽约唐人街的一栋大楼内，它帮助每一个姓李的华人寻找工作或解决他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包括可能被美国移民局官员遣送回国的问题。
现代中国商人的思想观念也是同圆满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许多中国商人都极为频繁地在世界上飞来飞去，以至于被别人别称为“太空人”。他们定期地同居住在其他国家、但已被庞大的关系网联系起来的商业伙伴进行会面。如果是同外国人一起工作，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与之相识，直至在他们的关系当中，非合同性质的成分占据主导地位。
正如在“日本的花园”那一章中所说明的那样，人们之所以需要和谐并把和谐转化成一种文化理想，看来与水稻种植有关。这样一种解释对于中国而言也是有效的。由于必须密切合作以便保证所有人的生存，因此中国人最看重的是和谐而不是其他理想，如西方概念中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等等。当家庭内部出现不和谐时，人们往往对此做出超自然的解释，而且自然而然会求助于祖先和神祗的帮助来恢复和谐。
和谐是中国家庭祭堂的第二个特点。圆满虽然是和谐的一个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理想的和谐家庭是从来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内部争吵、没有任何财政或疾病问题的家庭。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祈祷得最多的就是和谐，而且人们常常把和谐这两个字贴在门框上，印在护符上，写在婚宴蛋糕上，甚至是家里的白墙上。他们向祖先和各位神祗祈祷和谐，并为此而为列祖列宗及神祗们举行仪式、供奉食品。
在家庭祭堂前，人们提出的祈愿五花八门，包括孩子顺利通过考试、病人康复痊愈、寻找工作者得到工作等等。尽管这些祈愿并不总能得到满足，但是虔诚的人们却常常感到重新充满了希望并得到慰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祭堂上的这种仪式使现在活在人世的家庭成员和已故者联系了起来。就是对祈拜仪式效果持怀疑态度的人也都参加仪式：万一有效呢？
尽管中国人竭力追求和谐，但他们的世界观却不像基督徒的世界观那样令人得到慰藉，因为基督徒可以指望进入一个由善良的、人格化的上帝所主宰的宁静的天堂。中国人虚幻幽暗的阴间代表着某种不确定性，而基督徒则无须考虑这一点。也许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人大都相信命运与天数，并认为自己对客观事态的发展只有很小甚或没有任何控制能力。例如，在中国的佛教寺庙中，信徒可以求签算命。信徒花钱求到一幅签子后，将签子掷到地上，然后根据签子的组合情况便可得知未来的运气如何。许多中国人都不使用汽车上的安全带，因为他们坚信，命运会按照自己的运程来发展，而不管人们做何动作。
赌博虽然受到许多文化族群的喜欢，但它对中国人似乎显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之所以如此，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正是因为中国人内心所具有的那种不确定感以及对命运与天数的顺从。对于中国人而言，最大的安全感与和谐感来自于圆满的家庭和涵盖一切的家庭祭堂。许多时候，赌博与靠运气取胜的那些游戏往往会使和谐与圆满得到强化。例如，数代同堂、人口超过30人的亚洲大家庭时常会举家前往餐厅欢宴，而且在那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他们一边轻松愉快地交谈，一边兴致勃勃地玩着纸牌和其他靠碰运气取胜的游戏。与此相类似，30人以上、数代同堂的中国大家庭往往会带着贴身的家佣举家到海边度假，而且，在为时四、五日的度假期间，他们大多数时间把自己关在带空调的房子里，又是吃，又是喝，又是海阔天空地聊大天，又是玩儿牌、打麻将，而且所有人都参与其中，有时甚至没有任何人愿意到海边的沙滩上去下下水、晒晒太阳，因为家庭成员在这种共同相聚的氛围里感受到巨大的快乐。
中国家庭祭堂的第三个特点是变通性，亦即在坚持传统的同时不断变化的能力。这种变通性反映了中国人以人际关系为取向的生活态度，因为他们在履行自己对诸家庭成员、包括对已故者所承担的义务的同时，也可以是个人主义者。正因如此，中国人虽然是倾向于保守的，但他们又经常表现出革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中国人完成的科学发明与创造，在数量上是惊人的。李约瑟正计划把中国人的所有发明与创造经研究汇编成书，他估计该著作完成之时将达25卷。在所有这些发明与创造当中，包括第一座吊桥、钓鱼杆上的绕线轮、船舵、滑翔机、降落伞、烟花、漆、纸、壁纸、纸制盔甲、独轮手推车以及蒸汽发动机的第一个设计方案等等。同样，正如科特金和其他许多人所证明的那样，中国人在创建企业方面特别成功，而且其成功的程度和企业家精神是大多数其他族群难以望其项背的。对保守与创新所给予的同等重视鲜明反映出中国人的变通思想。
在中国的传统宗教中，有着诸多男女神祗，这些神祗主要来源于中国神话传说当中和历史当中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物由于皇帝的昭令或是由于民众的选择而得到神的地位。某些地方的人们对某个特殊的历史人物予以崇拜，这个人物可能据认为是保护和领导了这个地方，也可能是在这个地方创造了什么奇迹。那些最有声望的神祗的神力，是由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在千百年的历史中已经证明了的。但是信徒们认为，一位神的神力通常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减少并最终彻底消失的。因此，中国人一般只是向那些至少对他们的请求作过回应、显过几次灵的神祗进行祈祷。一旦某个神的神力出现下降，信徒们就会转向新的神。因此，一旦出现变化，中国人便会随之而变通，不过，他们在祭堂内表达出的虔诚信念却是持续不变的。
中国的历史也可以按照祭堂的三大特点来加以解释。汉族是中国最大的文化群体，占全国整个人口的90％以上。但是考虑到中国拥有十几亿居民，因此，在中国境内还有从几百万人到几千人规模不等的60多个文化群体，也就不足为奇了。尤其是，在这些文化群体当中，绝大部分群体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与其他群体保持着和谐的关系。中国的整个历史几乎完全可以按照统治的朝代来划分。某些家庭或统治者一直占据皇位，直至被他人取而代之。从公元前1953年第一个王朝开始，到公元1911年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中国的历史被视为王朝兴替的无止境的循环。每一个皇帝都被认为是从上天那里接受了委托，以便公正明智地对国家进行治理。一旦某个皇帝变得慵懒腐败，就会爆发起义，一个新的皇帝就会取而代之。新皇帝登基后通常会根据圆满、和谐、变通的文化价值推行改革。中国之所以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文明国家，可能也要归因于它对圆满、和谐、变通这三大特点的重视。广义而言，朝代的循环更替以及由此而来的定期革新，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中国人在数千年的时间内成功地保持了一种连贯的、持续的政府模式（梅杰，1989年）。王朝的循环体现了家庭祭堂的所有特点，这就是：圆满，或者说是家庭和以家庭为基础的民族的连续性及结构上的完整性；和谐，在数千年的时间内，它仅仅被周期性的革命所干扰；变通，或者说是既忠于传统又接受变化。
海外华人
目前，世界上有5500多万海外华人，与其他文化群体相比，许多海外华人在世界各地都取得了商业上的非凡成功。最初，这些中国移民并非来自于中国的主流社会，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往往是思想保守的、对外国人持怀疑态度的，他们大都认为，外国人的文化比之中国文化要低一等。实际上，当时的中国移民大多来自中国南方的偏远地区，在那里，朝廷的控制相对较弱，人们对皇帝的意志不是不折不扣地予以执行。
海外华人在他们定居的某些国家，如泰国、美国等，已经有效地融入到当地社会之中，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同当地的非中国人结了婚。但是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另一些国家，中国人却饱尝了歧视和怨恨，而且大都未能真正与当地其他文化群体融为一体。例如在马来西亚，任何与政府签有合同的公司，都不能由中国人出任总经理。为了绕过这一限制，中国人不得不让一位土生土长的马来人出任这一职位，而自己则在后面掌控主要权力。
这种歧视实际上是带有宗教性质的，例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就反对移居来的儒教信徒。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这种歧视毕竟使这些国家分裂为华人群体和非华人群体，并使这两大群体之间很难形成和谐的关系。
台湾是一个有着2100万人口的岛屿，它是华人取得成功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范例。二战后，蒋介石及其追随者被共产党赶出中国大陆，并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作者的误解——编者注）。台湾的统治者意识到，其居民的“儒教动力”是其最重要的资源，因此它制定了一系列鼓励企业家精神的有关法律，推动了企业的发展。台湾的企业一般都是家族式的小企业，它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台湾成为今日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之一。
香港拥有610万人口，其中95％是华人，尽管占地面积只有区区412平方公里，每年却有1．2亿人飞往这里，其中主要是为了购物或做买卖。这里的生意是如此之成功，以至于一些经理不得不被迫在高楼中建起“立体工厂”，工厂在高楼里一个摞一个。
在人口330万的新加坡，有三大主要族群，即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他们分别占人口总数的77％、15％和6％。同香港一样，新加坡也主要靠着华人的不懈努力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不久之前这个国家还是极度贫困的。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取得的成功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于人们把它们同韩国和泰国并称为亚洲五小虎。
泰国的人口是5800万，主要由当地的泰人（占人口的75％）和华人（14％）组成。这两个族群之间相当和谐，相互间的通婚也十分普遍。在泰国，华人发挥着他们作为企业家尤其是小企业家的传统作用，而泰人则控制着政府、军队和银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泰人至今仍在讨论着泰国“台湾化”的是非曲直，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宁愿保持他们在此方面的传统方式，即一边做生意，一边享受生活，然而，这同现代的生活态度往往是互不相容的。
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在他们定居的大多数国家都是有影响力的。与身居国外、不想融入当地社会、并打算最终回到日本的日本人不同，海外华人都努力融人他们定居的国家，尽管他们通过四散在世界各地的家庭关系网以及在全球各地东奔西走、寻找商机的所谓“宇宙人”活动而保持着相互间的联系。
总之，海外华人同传统的中国人十分相似，因为二者都把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都生活在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体系之中。这些编织起一个巨大的、能够通达世界各地的非正式网络的海外华人，也十分重视圆满、和谐与变通。中国人尽管可能已经放弃了在家庭祭堂前纪念祖先的习俗，但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依然认同圆满、和谐、变通这三者的重要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家庭祭堂不仅是中国人的一个恰当象征，而且也十分清楚地揭示了这个族群最为看重的价值，不论他们定居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