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形势对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十分有利，工党对这次补缺选举兴趣不大，所以人们也不太关心谁将成为工党的候选人。不过，布莱尔还是采纳了约翰·史密斯等人建议，尽最大努力去争取这个席位。参加工党候选人角逐的有4人，其中之一是约翰·赫利，他是斯劳镇议会的负责人。一开始，赫利就有一种错误认识，他认为当地党组织已经选定了布莱尔，而不是他。其根据是，在初选会议上，党组织的负责人提了两个对布莱尔十分有利的问题，使布莱尔处于优势。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城市住房的调查文件，赫利应当对此很熟悉，可是却一无所知，布莱尔则对之了如指掌。这使赫利对自己能否成为正式候选人的前景非常失望。事实上，他是过高估计了党组织中反对他的力量，因为就当时工党的组织制度状况而言，地方党组织还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来操纵候选人的人选。
布莱尔最终击败了其他三人而成为工党的候选人。从某种程度上讲，布莱尔得益于他优雅的举止。毕肯斯菲尔德工党的主席道格·万尊当时在选举现场，他说：布莱尔喜欢出外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当他走过人群时，显得非常诚挚、热情，与那些炫耀工党分发的纪念品的人们形成鲜明的对照。
布莱尔的妻子切丽为了选举的目的，这时在公开场合正式称自己的名字是切丽·布莱尔。她以全部精力投入了为丈夫助选的活动。她以一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名义，到处分发以“来自切丽·布莱尔的一封信”为标题的传单。这完全是保守党议员的妻子为丈夫助选的风格。切丽在传单中写道：
“作为女权运动的成员，10多年来，我相信只有工党才真正关心妇女的福利。当经济萧条时，妇女总是第一个受害者，不仅是因为失业，而且还因为政府开支缩减的重负也要压在她们身上……我知道托尼将会干得很好，他会关注我们选区的工作，我希望你们在5月27日投他的票。”
在竞选期间，切丽尽力做一些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妻子所能做的一切，并充分发挥她的女权主义者的政治身份所能发挥的作用。除此之外，她还动员她的父亲托尼·布斯和他的未婚妻帕特·菲尼克斯在娱乐业为布莱尔竞选，因为菲尼克斯在当地的娱乐界是个大明星，她比当地的政治家有更多的崇拜者。
尽管有这么多人鼎力支持布莱尔的竞选，但是客观形势对布莱尔十分不利。1982年4月1日布莱尔被选为工党的候选人，第二天阿根廷占领了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人称福克兰群岛），这件事使工党在国内政治斗争陷入不利境地。4月3日，在工党领袖麦克尔·富特提出英国要采取行动的要求后，下院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派遣一支庞大的舰队去距离本土8000英里之遥的马岛与阿根廷开战，收复马岛。三个星期后，英国军队收复了南乔治亚岛，5月1日，英军袭击了马岛。随着5月27日投票日的到来，有关战争的消息主宰了整个竞选活动，英国人的民族热情被大大激发了起来，玛格丽特·撒切尔一下子成了民意的代表者，保守党政府成了维护英国民族利益的中坚力量，而其他的政治力量则相形见绌，包括当时非常引人注目的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
在马岛战争问题上，布莱尔同工党一样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布莱尔所表达出来的态度不能为充满爱国热情的选民们的拥护。他对《星期日电讯报》说：“我赞成派一支特遣舰队，但同时我希望协商解决这一问题，我相信不应该仅仅僵硬地有军事行动这一种选择，我们需要在一些事情上做些妥协和让步。我不认为福克兰岛人（绝大多数是英国人——作者注）的希望应该决定我们的立场。”对布莱尔的这番话，媒介有不同的评论。《卫报》称之是对英国所应采取行动的细致的分析。而《每日电讯报》则说：布莱尔对福克兰战争的立场是“胜利属于阿根廷”。其实布莱尔真正的意思是：英国的军事力量是有限的，应该在生命的死亡和正在争论的问题间做适当的平衡。然而布莱尔似乎对别人对他的误解听之任之。
不管怎样，这次竞选活动使布莱尔得到了一个引起工党领导层注意的机会。工党领袖富特对候选人布莱尔有很深的印象，在竞选期间，他在毕肯斯菲尔德对BBC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记者大大赞扬了布莱尔一番，他说：“我们对他今天在这里所讲的话感到非常骄傲，不管结果如何，他将是英国政界中很有前途的人。”富特是很少这样赞扬工党的候选人的，在第二年早些时候，他在勃门德西选区甚至拒绝为彼得·泰切尔签名。工党的领袖富特和副领袖希利分别属于左派和右派。有趣的是，他俩就布莱尔到底属于党内哪一派互相逗乐。当富特问谁应当是工党下一个认真考虑的候选人时，希利说；“布莱尔是我的支持者。”在此前，他还授意一些刊物宣传“工党右派支持布莱尔。”可是富特却对希利说：“他似乎属于我。”
这次竞选还使布莱尔有机会结识许多党的上层人士。在竞选期间，工党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来到过毕肯斯菲尔德这个被称作“保守党的城市远郊”的地方，只有托尼·本除外。约翰·史密斯也来过这里为布莱尔助选。在这里，布莱尔还见到了尼尔·金诺克。他对布莱尔也有很好的印象。80年代以来的三位工党领袖都来到毕肯斯菲尔德为他们的继任人祝福。
布莱尔给选民们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与其他候选人相比，他更具有吸引力，他显得有很强的责任心，不是华而不实。在毕肯斯菲尔德的林荫小道上，布莱尔受到了人们的热情接待，他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充满睿智、富有魅力、令人愉快，但并不狡猾的伦敦人。而他也比较积极主动、平易近人，乐于应酬人们对他的热情接待。在处境艰难的情况下，他的这种行为是令人称道的。
这次选举受到了马岛战争的严重冲击。从南大西洋传来的诸如加尔铁里将军（阿根廷的统治者）罪行的报道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尤其是在投票前几天，英国军队在马岛的圣·卡洛斯湾登陆以及其后的战况消息纷纷传来，保守党候选人提姆·史密斯利用战况大作文章。报上登了一幅他专心致志地听收音机新闻的照片；他还手持一封撒切尔首相的信在选区内四处游说：“我们希望选民们支持政府对南大西洋危机的反应，支持我们的国内政策。”两天后，毕肯斯菲尔德的选民们响应了撒切尔首相的号召。保守党意外地赢得了选举，保住了席位，没有象人们预想的那样被社会民主党夺去。
布莱尔和工党面对不利的局面，尽了最大的努力。为布莱尔竞选的最后一张传单的题目是：“为什么保守党正在投托尼·布莱尔的票。”在投票的那天晚上，BBC电台还广播了富特对布莱尔赞扬的话：“他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令人愉悦的一流候选人，我们希望他成为工党议会党团的一员。”然而，这位第一流的候选人却不仅没有当选，而且还落到第三位。他只得了3886张选票，不到10％。无论对工党还是对候选人本人来说，这个结果都是很惨的。这是对候选人对他身后选民的号召力的第一次测试。据一些媒体报道，布莱尔不能掩饰对失去当选机会的失望，当选举结果公布时，他虽然面带微笑，但却显得尴尬和僵硬。他佩戴着一个象征工党的玫瑰花饰物，看上去就象一个演喜剧的丑角。
这次失败后，布莱尔承认：从他踏上政治道路的时间和所处的立场来看，他还不是一个合格的职业政治家。不过有时候他也抱怨客观环境对他不利。有一次他说：“请相信我，1982年在毕肯斯菲尔德的补缺选举中为工党去奋斗是不明智的举动。麦克尔·富特正忙于处理领导层内部的问题，托尼·本分管政策，亚瑟·斯卡吉尔领导工会，我们大家处在福克兰战争中。”这最后一点是有点强词夺理，因为当他决定参与竞争时，马岛战争还没有爆发。不过布莱尔的话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那时，工党正处在衰落的最低谷中，而绝大多数工党人士及其支持者并没有认识到工党正面临着彻底垮掉的危机。所有申请工党席位的人都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工党的在野党地位要持续18年之久。竞选的失败使布莱尔确信，工党需要革心换面，重新崛起。
布莱尔很快就从失败的痛苦的解脱出来，积极投入了为在下一次机会中夺取胜利的准备工作。此后的一年间，他一方面从事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思考一此问题、撰写政治论文，另一方面积极参与了党内反对强硬左派的斗争。
从故乡回到伦敦后，他就象学者一样把自己投入了书堆中，整天思考问题、撰写文章。毕肯斯菲尔德选区工党很器重他，邀请他在来年大选时当本选区工党的候选人，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切丽·布莱尔也被选为一个选区的工党候选人，真是夫妻比翼齐飞，同时向议会进军。切丽的选区是西撒尼特，那也是保守党的安全选区。
布莱尔对是否接受毕肯斯菲尔德选区工党的邀请犹豫不决，来向好朋友亚历山大·欧文征求意见。欧文认为令人迷惑的事情经常在政治生活中发生，他劝布莱尔继续努力扩大他的运气。但布莱尔还是决定不去毕肯斯菲尔德，他要集中精力对选区边界情况进行调查，这可能会在选举前产生一些好的效果，并震动千变万化的政坛。
在从事调查研究、思考问题、研究工党的政策的同时，布莱尔还积极参与了反对党内强硬左派的重要派别组织——战斗倾向派的斗争。1982年工党在海滨城市布莱克普尔举行了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即年会。会上，富特取得了巨大胜利，他赢得了大会多数代表的支持，决定采取行动反对战斗倾向派。对这个派别组织，布莱尔在他几星期后的澳大利亚演讲中是这样评价的：
“战斗倾向派是一个公开的托洛茨基主义集团的成员，它们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1960年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它由64个专职人员组成，其中有34个在地方工作。战斗倾向派分子说他们这个组织仅仅是卖他们的宣传品——‘战斗’手册，实际上，它是一个秘密的阴谋团体，是党中之党。”
在1982年的年会上，工党执行委员会（工党最有权威的机构）经投票通过了一个决议，决定建立党内各种组织的登记制度。想要获得资格的组织必须证明它遵守党的章程，而党的章程又使党中之党成为非法。根据有关部门向大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战斗倾向派是党中之党，因此，很明显，战斗倾向派将不能被登记。
上述工党全国执委会通过的决定就是布莱克普尔年会取得的主要成就，布莱尔对整个过程十分熟悉。工党执委会曾就如何对付战斗倾向派问题向亚历山大·欧文请教过法律方面的建议，而布莱尔就是中间的联络人。富特后来说：布莱尔“对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这是我们把他当作右派的原因。”布莱尔还提出过建议说：“登记制度使我们可能用一种周密的、公平的方式把托洛茨基分子踢出工党。
1982年工党执委会所采取的行动标志着工党驱逐战斗倾向派成员的开始，不过这在法律上可是一个雷区，有人告诉富特，如果产生法律纠纷，战斗倾向派可能占有优势。而且从道义上讲，战斗倾向派也有一定的优势。因政治观点不同而被清除出党的做法很难为党内左派接受，人们对30年代和50年代党内右翼对左翼的清洗还记忆犹新。被左派所把持的地方党组织对执委会此举也抱抵触态度。在年会就此问题进行表决时，10个选区工党的代表有9个投票反对建立登记制度，只是由于多数工会的支持，执委会的提案才被通过。而工会又是采用集团投票制，基本为工会领袖所操纵。此时，一些大工会领袖都是右翼分子。
工党在取得了反对战斗倾向派的初步胜利后就遇到了新的麻烦，因为一旦建立起了登记制度，左派就要分裂出去。布莱尔所属的温和左派不愿看到这个结局，有些犹豫不决。工党协调委员会的态度也是如此，它支持年会的决定、赞同富特的领导，但是反对将战斗倾向派清除出去。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工党协调委员会内部存在分歧，同年10月，该组织的执行委员会以7票对2票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工党协调委员会同登记机构合作相处。但这只是个临时性的措施，作为一个民主的组织，工党协调委员会的立场应于1982年11月21日在纽卡什尔召开的每年例会上由它的全体成员最后决定。
这又引发了一场新的竞争。对工党协调委员会来说，这次会议将是非常关键的时刻，因为它决定该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布莱尔的朋友艾伦·哈卧斯是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他清楚全体成员可能都参加例会并投票，结果可能是势均力敌，所以事前的动员工作非常重要。他请布莱尔和切丽去协助他。有150人出席了会议。在会上，持对立观点的两派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工党执委会的路线以72比61的票数获胜。在会上，布莱尔做了即席发言。当布莱尔突然站起来时，坐在他旁边的哈卧斯感到大吃一惊，哈卧斯后来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布莱尔在没有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即席演讲。他说，‘我想打断一下，因为讨论过分极左化。这都是胡址。’当他继续讲话时，我担心他会一时找不出所要讲的东西来。我当时想，他太冒失，是个新手，缺乏经验。然而，他讲得很好，既自信又有勇气。”
工党协调委员会决定与“登记派”合作而疏远战斗倾向派。战斗倾向派最后的抗争就是走上法庭，它试图取得法院的一个禁令来阻止工党将它清除。布莱尔做为亚历山大·欧文的顾问出庭来为工党辩护，结果战斗倾向派输了。随后，工党执委会找了一个适当的理由将战斗倾向派的5名成员开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