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组的会议上，民肯对现存工党的组织结构进行了解释和捍卫。他从党的起源开始：党作为“劳工代表委员会”是由工会建立的，由它向议会推举候选人。因此，党是以一个联邦性的实体开始的，工会和其他组织，诸如费边社和合作党，都是其分支机构。他们的观点由一种代表他们成员数目的集团投票来体现。民肯进一步解释说：集团投票在许多组织中都存在，如世界银行及一些贸易公司。所以工党实行集团投票制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当时工党开始允许人们以个人身份加入。从那时起，党就有了两种形式的民主，类似于油和水的混合物。一方面，各个组织通过其当选代表来表达协调一致的意见，这些代表都对他们的行动负责。另一方面，个人党员也享有平等的投票权。直到1993年的改革为止，第一种形式居于统治地位，但是它所存在的基础却正死亡。因为各种原因使个人的自我意识提高了，各组织的代表在参加工党的会议时并不总是表达他所代表的组织的意志。
然而，要想剥夺工会在工党内所享有的权力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工会是工党的主要财政支持者。大约400万工会会员（大约是全国工会会员的一半）每周都要交纳1便士的“政治捐款”。对工党来说，这是比25万个人党员的捐款更为重要的一笔资金来源。现代派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工会会员成为工党的个人党员。
在废除集团投票制问题上，党内现代派与传统派、工党领袖与大工会的领袖们陷入了尖锐的冲突状态中。而现代派的急先锋布莱尔则成了这场斗争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同时也成了许多人攻击的对象。在这种时刻，前领袖金诺克给布莱尔以极大的精神上的支持。1993年7月，金诺克来到塞奇菲尔德的一个工党俱乐部，参加庆祝布莱尔当选为下院议员10周年的一个聚会。布莱尔高度赞扬了这位前领袖，而不是象金诺克自己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在个人和政治生活中都是一个失败者”。同时，金诺克也表示，他坚决支持这位未来领袖的所作所为，并说他“对工党来说是一笔最大的财富”。他忠告塞奇菲尔德的人们说：“你听到他受到的攻击越多，你就必须越爱护他，因为在未来的十年中他将有一个艰难的岁月，还因为他是非常出色的。而在政治游戏中，当你玩得很出色之时，也正是对手想把你整垮之日。” 他们俩人之间体现出了政治生活中相当罕见的真正的温暖之情。
1993年7月14日，议会大厦里，“与工会联系考察委员会”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开始时，能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形势仍不明朗，因为维护集团投票制的人占多数。会议进行中，史密斯突然来到了会场，并明确表了态，才使形势得到了纽转。史密斯的这种举动被称作是使锅炉制造者们引以自豪的野蛮的政治方式。这正是史密斯的特点，古尔德曾一度把他比做藏在海底里的甲壳类动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是如此地安静以至于你忘了他在那里，当他开始行动时，那速度确实是非常快的。”在一人一票制这场斗争中，史密斯虽然支持布莱尔等现代派，但态度一直不是很坚决、明朗，直到出席这次会议。史密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密谋”之中，连布莱尔都没有想到。会议又进行了6个小时，经过激烈辩论，最后终于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一个是在选举领袖和议员候选人时实行一人一票的原则；另一个是，选举领袖的选举团中，工会、选区工党和议会党团三部分所占的比例各占1/3。此外，会议还对史密斯的一个要求进行了讨论，就是只有他自己才能代表这个小组讲话。
5天以后，“与工会联系考察小组”所产生的文件在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以20票对7票获得通过。但是斗争并未就此结束。参加“考察小组”的工会代表并不是本工会的第一把手，他们并不能完全代表工会领袖们的意见，而且各大工会在夏季已开会决定捍卫集团投票制。史密斯不得不承认，“这些新的建议仍没有被工人运动所考虑。我得向他们推荐。”史密斯的提案虽然被全国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但还得在工党年会上通过。现代派和传统派还要有一番较量。
史密斯采取了在其他问题上向工会作一定让步的策略。他一方面仍然坚持一人一票的原则，另一方面又极力使工会相信他内心深处是装着他们的利益的，在某些问题上可以按他们的意愿行事。1993年9月7日，在全国工会的联合组织——职工大会上，史密斯发表了演说。在谈及经济政策时，他做出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变动，在工党的一系列口号中，他把“充分就业”的目标放在首要位置上。他说：“充分就业的目标仍然是工党为英国考虑的核心。工党的经济战略将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的所有部门保持运转以达到持续增长和就业率上升，不管它是否影响到利率、交换率或借贷水平。”史密斯的策略非常有效，很快，他获得了许多工会人士的赞扬，对他的抵触情绪缓解了。但是布莱尔和布朗对史密斯的做法不满意，他们认为史密斯对传统派的让步太大了。这样，在一人一票制的斗争中，又交织上了经济政策上的斗争。
1993年9月下旬，工党年会在布莱顿举行。在大会开始前的一次外围会议上，布莱尔、布朗、金诺克和已经改变了态度的普雷斯科特都讲到要集中力量支持一人一票制。参加会议的人逐渐增多，原先预订的会场太小了，很快挤满了人，更多的被拒之门外。金诺克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事，斗争怎样激烈，工党都应采取更民主、更现代化的措施。布莱尔强调，他与其他人不同之处在于他重复他的观点：一人一票制并不只是关于清理工党组织的，而是关于政治革新的。
在整个会议期间，好象维护集团投票制的力量占着上风。史密斯和现代派的人做着艰苦的游说工作，但效果不显著。在会议的最后时刻，史密斯得到了一支意想不到的援军。在这天的午饭时间，来自制造、科学和金融工会的代表们在一起开会讨论如何在这次会议中就一人一票制投他们的集团投票。开会前，绝大多数代表都不知道会议地点，因为保密，他们只被告知在上午的会议之后等待指示。有一个左翼代表因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去了一趟洗手间，差一点儿找不到会场，当他从洗手间出来时，发现他的同事们都不见了。这些代表被人领到了一个教堂的大厅里，只有一小批记者跟上了他们。多数记者都跟着该工会的书记罗格·莱恩斯来到了一家饭店，可是没有注意到他从后门溜走了，在饭店里傻等了半天。该工会事先已做出了决定，反对一人一票制，所以直到工党年会快结束时，这些代表中的大多数人仍明确反对一人一票制。然而，在这个会议上，一位名叫安·基伯森的代表提出了一个新论点。在这次工党年会上将要表决的议案实际上是一个一揽子改革方案，其中包括一人一票制，还有一个是关于提高妇女在党内地位的方案，即：要求一半已赢得议席的选区工党都推举一位女议员候选人。后一个内容是工会所支持的。基伯森认为：由于这个议案中既有工会支持的内容，也有工会反对的内容，所以在当天下午的大会表决时，他们应该投弃权票。她解释道：如果他们投反对票，就等于背叛了工会里所有的女性，因为这些女性都曾投票支持推举女候选人；而且，推举女候选人在全党都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而一人一票制则没有。基伯森很受该工会左翼代表的信任，被看作是工会平等机会政策的保护人。经表决，基伯森的建议以19票对17票被通过，该工会代表团决定在大会表决时投弃权票。这“一票”是决定性的一票，成了现代派“密谋”的一张牌，因为该工会的集团票在年会表决时占总票数的4.5％。当史密斯得到这个消息时，脸上立刻露出了微笑，而且彻底地松了一口气。他曾想过要失败。
在投票前，约翰·普雷斯科特的一番即兴史诗般的演讲也打动了许多人的心。他呼吁大会要信任约翰·史密斯。他说：“无疑这位先生，我们的领袖，当他说他强烈相信工会和工党牢不可破的关系时，他把他的头放在了集团投票上。他把宝押在那里了，现在是表决的时候了，给我们一点信任，让这次投票通过吧。”史密斯曾表示过，如果一人一票制不被通过，他就要辞职，所以普雷斯科特说史密斯把头放在了集团投票上。布莱尔也有过与史密斯类似的表示。
对这次胜利，最为高兴的是领袖史密斯，因为这无疑增加了他在党内的威信和力量。他的女儿莎拉·史密斯写道：“到了星期三，经过许多紧张和前途未卜的日子后，投票获胜了。爸爸处于狂喜之中。”“那天晚上他与家人及同僚们共庆胜利。而且对于爸爸的庆祝来说，就象他做别的事情一样，从来不半途而废。尽管他喜欢告诉我们还不能充分享受，但他创造了类似的环境。那真是一个奇妙无比的庆祝场面。有数不清的人，有无数瓶香槟酒。他感到作为领袖，最大的考验已经过去了，强有力的党有了充足的空间来大干一场了。在这长夜结束时，他敲定了一项协议：下一次真正大型的庆祝将安排在大选的那天晚上。”
布莱尔虽然也很高兴，但很快就被史密斯对工党进一步改革的态度所抵消了。经过这次“冒险”和艰苦的搏斗，史密斯觉得再也不能干这种事了。布莱尔认为，刚刚赢得的胜利只是一个更广泛改革程序的一部分，但史密斯不同意他的观点。史密斯把党的团结放在第一位，认为为了迎接下次大选，必须同传统派修好。他还认为，在到大选前的这个过渡期，正确的姿态就是少使工党再发生动荡，让梅杰继续做糟糕的事情吧！这样，布莱尔的要加紧干的愿望与史密斯的休生养息的打算发生了冲突。
然而，不管怎样，集团投票制的废除对工党来说确实是一个决定性的突破，它意味着工党与工会的关系开始发生基础性的变化，其影响将不仅局限在组织问题上，而是要深入到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基础。这次改革使工党看起来更加是一个公开的民主机构。有人说，史密斯改革真正戏剧性的效果就是在他死后允许党选出了一位激进的“现代派”领袖。这种评价虽然不很确切，但是一人一票制的实行确实使布莱尔在不到一年后的领袖选举中有更大的机会展示自己的才能，因为工党的领袖选举已经有了大选的味道，而布莱尔具备了这种公开竞争所需要的各方面的品质。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次“密谋”的胜利使布莱尔在党内的地位不是加强而是削弱了。史密斯又同传统派修好了，普雷斯科特成了传统派的首领和史密斯的宠儿，布莱尔和布朗越来越感到孤独。以后的3个月内，布莱尔与史密斯之间的关系变得冷谈起来，史密斯对现代派想使他再次陷入麻烦之中的改革主张感到脑怒。直到1994年1月，史密斯与布莱尔才在一个午餐会上的会晤中达成和解。但布莱尔仍感到孤独。甚至到了4月份，史密斯去世前1个月，布莱尔对他自己和工党的未来还持悲观态度。他告诉他的朋友说，事情是悲惨的，他不认为工党甚至能够在下次大选中获胜。
不过，布莱尔是过于悲观了，史密斯还是十分看重布莱尔的。5月9日，就在史密斯去世前3天，他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了一场可怕的谈话。他同他最亲密的顾问戴维·卧德谈起了他应该小心他的心脏病并注意减肥，当卧德问道：“如果你发生了什么意外，你认为那将特别可怕吗？”史密斯明白卧德所指，回答道：“那必定是托尼，不是吗？”史密斯和布莱尔共同的朋友亚历山大·欧文后来回忆说：“在他生命的最后6个月内，约翰·史密斯在几个场合向我明确阐述，他赞成布莱尔做他的接班人。”1
§§§第四节 黑马出世
一个非政治性的因素大大加速了布莱尔这颗政坛新星的升起过程。出乎他本人，甚至所有关心布莱尔前程的人的意料，史密斯的心脏病竟成了布莱尔成长的加速器。早在史密斯任领袖前，他就患有心脏病，所以当上领袖后，他的病情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媒介甚至把这一点当成了工党的一个不利条件，因为这随时都可能引发党内领袖职位的竞争，从而影响党的团结并分散党的注意力。1994年4月10日，当“史密斯”和“医生”这两个词出现在同一篇报道中时，工党上下陡然感到一阵寒意。不过这是一场虚惊，原来是史密斯在苏格兰爬山时扭伤了脚。然而，史密斯的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1994年5月12日，星期四，上午8点5分，史密斯心脏病复发，1小时后，在伦敦圣巴萨罗谬医院宣告去世。为了有充分的时间通知他的家人，关于他去世的消息直到10点30分才发出。人们都承认，史密斯留下了一个比60年代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受欢迎、更加团结、更加为英国人民信赖的工党。在工党内部，史密斯赢得了那些曾经想反对他的人的忠诚。他成功地使自己找到了现代派与传统派之间的平衡点，而这在双方看来都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现代派，他改变了工党内部的民主政体；作为一个传统派，他重建了工党历史上的自豪与自信。他还最终确立了工党观念上的决定性的转移，即对欧洲大陆由怀疑转向亲近。在处理党内关系上，史密斯采取了与金诺克不同的策略：金诺克为了提高个人威信而抛弃了强硬左派；史密斯则是着重工党的传统，通过让左派感到自己是党内合法的一股力量而使他们保持中立。
史密斯去世那天，布莱尔正在阿伯丁从事欧洲议会的竞选活动，是布朗打电话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午餐时分，布莱尔发表了电视讲话，表达了对史密斯的敬意：“他集诸多非几的才能于一身：力量、权威、幽默、仁爱。我们所有与他个人有过亲密接触的人都会悼念他。我想我们整个国家都会感到这是一大损失。谨向伊丽莎白（史密斯夫人）致以我们的慰问和祈祷。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呀！”
也许此时，布莱尔还没有意识到史密斯的去世会给他带来什么影响。不过他的岳父托尼·布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后来说：“在那一刻，我认识到这对他将意味着什么，对我的女婿，还有我的女儿，以及我的外孙们。”布莱尔的支持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立即从原先的半隐蔽状态下活跃起来，曾有一段时间，这些人在党内处于孤立境地，并且感到万般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