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春，随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美国开始调整远东战略。一方面，美国军方感到，在不需要苏联参战的情况下，美国仍能取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于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于4月取消了美苏在雅尔塔达成的关于在西伯利亚建立B—29轰炸机基地的军事协议，并将开辟通向太平洋港口供给线的计划搁置起来；另一方面，美国开始考虑战后与苏联的关系问题，对苏联力量的增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是将中国还是日本作为抗衡苏联的力量，经过权衡，还是选择了中国。罗斯福总统曾在其描绘的战后世界秩序蓝图中，力图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强大、亲美、统一”的国家，使之能够在新的世界体系中充当亚洲和平保护者的角色。杜鲁门上台后基本继承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思想。美国政府认为，这样一个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它既可以成为维护美国在亚洲及西太平洋地区利益的中坚力量，又能在未来的美苏竞争中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友。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认为，统一的中国有助于美国开辟巨大的中国市场和亚洲其它国家的市场。十亿亚洲主顾会大大有助于避免另一次经济危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战后初期，美国将中国作为其亚洲政策的中心，并将对华政策纳入美苏冷战的轨道，使其成为美苏全球对抗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美国一方面要扶植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另一方面要尽力避免中国发生内战，以维持中国的统一。
然而，当时中国的现实使美国的对华政策一开始就陷入困境。经过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已变得相当强大，不仅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而且深得民心，发展势头很好。而蒋介石却积极反共，将之视为心腹之患，欲置之于死地。如何对待中国的这一政治现实，成了美国决策者面临的一大课题。早在1944年，美国政府内部曾出现过反对片面扶蒋的主张，认为与中共也应建立联系，但未被采纳。不过，直到战后一段时间，美国还是要竭力避免中国爆发内战。起初，美国试图借助苏联的帮助来实现扶蒋的目标。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得到了苏联的默许，即战后中国基本上为美国的势力范围。此后，斯大林一再向美国保证，苏联只承认和支持蒋介石，并明确说他认为没有哪一个中国共产党领袖有足够的力量统一中国。1945年6月，在美国授意和施压下，蒋介石政权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了换取苏联不支持中共的承诺，蒋介石不得不吞下出让东北的许多权益和事实上承认外蒙古独立的苦果。斯大林表示，中国只应有一个由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和一支由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共产党军队编入国军是当然之事。当时美国扶蒋本来就有抵制苏联的用意，但却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但美国借苏联压中共，扶植蒋介石，并未能缓解中国的政治危机，蒋介石反而感到可以更加放手地诉诸武力来剿灭共产党了。而美国由于其政策的矛盾性，一步步陷入了中国的内战之中。
1945年8月14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前一天，杜鲁门就马上发布了《一般命令第1号》，划分了日军向盟国受降的区域。《命令》规定，在华的日、伪军，只许向蒋介石及其代表投降，无理地剥夺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接受日伪军投降的权力。对受降司令官的称呼，杜鲁门颇费心机，对其它国家，使用了诸如苏联远东军最高司令或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等职名，唯独对中国使用了蒋介石个人的名字。美国虽然很了解蒋介石热衷于围剿共产党而不热心于抗日，也很了解蒋介石政权和国民党内部已腐败透顶，然而美国还是执行扶蒋反共的政策，极力阻挠中国共产党接受日军的投降和收缴日军的武器资财。杜鲁门认为：如果美国“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他还承认，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而经他批准的。从这时起，内战的爆发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了。
为了帮助蒋介石抢占战略要地，美国除了给蒋介石受降的权力外，还直接采取行动，助蒋运兵。在1945年8、9、10月间，美国调动了大批飞机、船舰，组织了所谓“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空运和海运”，协助蒋介石运兵华北、东北。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还在天津、塘沽、青岛登陆，美国海军航空兵三个大队进驻青岛。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的公告，截止到1945年11月7日，国民党总部已调动100万正规军，并指挥70万伪军进攻解放区。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字，美国共运送了40－50万蒋军至新的阵地，派了5万美军陆战队守卫这些阵地，蒋军得以缴获120万日军的绝大部分的装备和物资储备。到1945年底，驻华美军达到了11.3万人。与此同时，美国通过派军事顾问团、延长《租借法》等方式来装备和扩建国民党的海、陆、空军，加强其战斗力。
面对国共两党的军事对峙和内战一触即发的形势，美国选择了一方面援助国民党，一方面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尽可能避免内战发生这样矛盾的政策。美国的打算是，在国民党实力加强和苏联承诺不支持中共的情况下，中共会感到孤立无援，因此被迫就范，然后再对国民党施加一定的压力，迫使其进行一些改革，并对中共作一些让步，从而实现美国所预想的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和平与统一。正是在这种想法的推动下，美国才导演了重庆谈判和马歇尔调停。
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建议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和谈的邀请，苏联配合这一建议，敦促中共接受邀请。于是有了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但谈判并未解除危机，反而使危机进一步发展。因为一方面美国的做法不足以压中共放弃斗争，另一方面却使蒋介石更加有恃无恐，增强其依靠武力实现统一的决心。而且在谈判期间和之后，双方的冲突一直未停止过。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未放弃制止内战的努力，杜鲁门认为，美国不能派军队去保证蒋介石的优势，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发挥美国最大的影响来制止内战的爆发。美国政府于是派原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停。然而，由于美国扶蒋的方针已定，马歇尔的调停注定要以失败告终。而且，就在调停期间，美国加紧了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1946年3月，美国政府成立了军事顾问团，以帮助国民党政府发展现代化的武装部队，策划内战。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军事援华法案》，美国将向国民党政府提供5170万美元的补给装备。同时，美国政府还决定向国民党军队提供1000多架飞机，7000多门大炮以及其它军火。8月，美国政府又与国民党政府签署了《中美战时剩余物资出售协定》，美国将其存放在印度、中国及太平洋17个岛屿上的原价为9亿美元的物资以1.7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国民党政府。美国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相当大部分物资就是在调停期间做出决定并交付使用的。马歇尔原想以援助来压蒋介石接受和平，但却适得其反。待蒋介石觉得战争的准备已进行完毕，撕毁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时，美国的决策者不但未象中共领导人所希望的那样重新检讨自己的对华政策，反而更直接地从军事和财政上大力支持国民党政府，助蒋打内战。随着冷战的全面展开，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更浓厚的反共色彩，将中国共产党看成是苏联的工具，把中国革命当成是“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一部分。
以后，美国在助蒋打内战的道路上越陷越深。1947年底，在内战结局已经相当明朗的情况下，美国仍将各种援助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以延缓国民党腐朽政权灭亡的速度，同时对本国人民隐瞒事实的真相。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援华法案，国民党政府又得到了4亿美元的援助。据1949年的美国《白皮书》统计，美国在抗战结束后给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可以以美元计算的为10亿军援，10亿经援。而其它无法以美元计算的援助，如帮助国民党调运军队、占领战略要地、控制主要交通线和派遣军事顾问团，则是更加重要的。
然而，巨额的美援并未能挽救国民党覆灭的命运。从1948年起，解放战争的形势急剧变化。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济南并攻打锦州，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后。美国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便开始逐步转变对华政策，其目标是：从“尽一切力量阻止中共取胜”转为“尽一切力量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为此，美国决定放弃中国大陆而集中力量“不让台湾落入中共之手”，防止中共的影响扩大到中国大陆以外。国民党在中国内战中的失败，不仅使美国失去了能借以抗衡苏联的力量，而且还使中国极有可能成为苏联的盟友。于是美国调整对亚洲的政策，将远东战略重点由中国转向昔日的对手日本。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公布了有关1944－1949年对华关系的文件，即有名的《白皮书》，为杜鲁门政府的政策辩护，说明国民党政府垮台的原因在于它自己的腐败无能，并承认中国的事态发展有其内在原因，美国已竭尽全力影响其进程，现在已无能为力。这表明美国已开始为它的放弃扶蒋的“脱身”政策作准备。
三、美国与日本：由仇敌变盟友
美国在1945年春进行远东战略大调整时，虽然决定将中国作为抗衡苏联的主要力量，但是并没有放弃日本。由于日本在战败后仍拥有巨大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加上日本在地理位置上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美国从一开始就下决心独家占领日本，将日本这个亚洲唯一的工业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就体现了这种战略意图，以单独占领日本为契机，把日本变成美国太平洋防线上的前哨基地，同时限制苏联势力在远东的扩张。
然而，由于美国在战后初期将中国作为远东战略重点，在单独占领日本后，并未扶植日本，而是对之实行打击和限制的政策，以使其不再成为威胁和平的力量。1945年9月6日，杜鲁门正式批准了一项题为“战后初期美国的对日政策”的文件，下达给盟军总部，其主要精神有两点：一是保证日本非军事化，不再构成对和平的威胁；二是铲除封建基础，实现政治民主化。
根据上述精神，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进行了一次广泛而深刻的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改革。主要内容有：解除日本的武装力量，审判战犯；整肃军国主义，解散军事机构和法西斯军国主义团体，废除军事法令，废除旧警察；废除军国主义教育；冻结皇室的财产；解散财阀；制定新宪法，废除专制政治；实行经济制度民主化。许多措施都是强制性、惩罚性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应该承认，这次改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使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加强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新宪法的颁布，不仅确立了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革除了原政治制度中存在着的封建主义、法西斯军国主义因素；而且还明确规定，日本不以战争为国策，不得保持陆海空军及其它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从而为日本不再成为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力量提供了法律依据。
然而，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和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美国对日政策开始转向，由打击和限制转为扶植，重新武装日本，以便将日本纳入冷战的轨道。早在1947年初，美国政府中的一些要员就提出美国应转变对日政策的主张，要美国扶植日本恢复经济，把日本和德国变成亚洲和欧洲的最大加工厂。不过这一建议未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尔在旧金山就美国对日政策发表了长篇演说，提出应推动日本经济早日复兴，使之成为美国在远东能与极权主义相对抗的“防波堤”，认为将对日占领初期的方针彻底改变为新方针的时刻已经到来。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公开宣布了对战后日本形势的分析和重新调整对日政策的意图。
美国对日政策的主要设计师是“遏制”政策的提出者乔治·凯南。凯南一直主张重欧轻亚，而在亚洲又重日轻华。他认为，一个真正友好的日本和一个有名无实的敌对的中国会使美国人感到安全；但一个有名无实的友好的中国和一个真正敌对的日本则使美国感到威胁，这已为太平洋战争所证实。1947年4月，美国国务院建立了一个集中制定国务院各项计划的“政策设计委员会”，由凯南任主席。经过大约一年的研究，该委员会形成了对日方针的基本设想，于1948年3月，向国务院提交由凯南起草的美国战后对日新政策的建议报告。10月，杜鲁门签署了在该报告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确立了战后美国对日的新政策。新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推迟对日和约，以便延长美国的占领；减缓或停止日本民主改革，限制劳工组织的权力；放松反垄断的措施；把日本经济复兴和政治复兴放在优先地位；重新武装日本。该文件的形成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已完成转变，日本已取代蒋介石政权成为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的资产，日美关系的敌对性已开始消失。
1948年以后，美国按照上述的对日政策方针对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的扶植措施，将日本推上了经济复兴的道路。主要措施有：减少和取消日本的赔偿；放宽和取消对财阀的限制；直接干预日本经济，提供经济援助，推行“道奇路线”，加速扶植经济复兴；将整肃对象从右派转向左派。以后，随着远东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快了对日本扶植的步伐，特别是重新武装日本，将之变成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和遏制中国与苏联的前沿阵地。
就这样，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仅几年的时间内，美国与中国、日本的关系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中国由美国的盟友变成了“遏制”的对象，而日本则由敌人转变成盟友。这一转变决定了未来20多年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