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敌人朋友还是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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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冷战后三角关系的变化(1989-1999)(7)

《日本国宪法》是1946年制定的,当时处在美国占领下,美国占领当局起了主导作用。美国占领当局制定这部宪法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以利本地区和平;同时废除独裁统治,还政于民,反对政治迫害,尊重人权。战后50年来,这部以和平与民主为特色的宪法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和广大日本国民的拥护,而且构成了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宪法制定以来,日本保守主义主流派别对这部宪法虽然不满,但在修宪问题上一直持慎重态度。然而到了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国民中大国意识开始抬头,“改宪”之风趋于高涨。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这股风潮急剧升温,不但自民党一些领导人带头主张改宪,而且一向拥护宪法的多数在野党对宪法问题也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松动,社会各界对改宪的议论越来越热。改宪的主要目标是修改限制日本参与国际性军事力量行使活动的第9条。1994年11月3日,以保守著称、在日本销路最大的《读卖新闻》推出一个特辑,公布了该报草拟的“宪法修正草案”,此举被认为是政府放出的一个政治气球。新保守主义者改宪的宗旨就是要使日本在国际事务上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国”,亦即政治、军事大国。所以日本著名学者浅井基文指出:“所谓‘改革派’甚至比过去的保守主义更加保守、更加反动。”

在过去的保守政治那里,虽然认为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其国际地位正在提高,但仍是把重点放在以“西方国家一员”的身份保持与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协调上,而新保守主义则主张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今后要坚定地作为政治、军事大国来行动。为了给日本走向政治、军事大国开辟道路,这些人主张日本要克服“岛国意识”,走向国际化,同时向世界传播日本的文化,扩大日本的影响。中曾根康弘在任时就曾说过:“过去,我国对吸收和消化外国文化,即对文化的‘接收’过于热心,而对文化的‘传播’所做的努力却很不充分”,因此“必须下决心向世界传播日本文化,使人们更加了解日本。”但是,为了给走向政治、军事大国制造舆论,更严重的一种倾向是歪曲历史,为日本过去的战争罪行解脱。1996年,日本辗转社出版了历史研究委员会编撰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为日本侵略亚洲和中国的历史翻案,比较全面地反映日本政界和学术界右翼势力的历史观。该书企图抹煞日本过去所发动的那场战争的侵略性质,为日本血腥的历史涂脂抹粉,为犯下累累暴行的法西斯战犯鸣冤叫屈。该书美化日本的军国主义历史,说正是有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亚洲才得救了。如果当时没有军国日本,那么整个亚洲就会崩溃,就会彻底垮掉。”“当俄罗斯南下时,唯有日本起到了‘防波堤’的作用。”该书还说,日本吞并朝鲜“一是为了东方的稳定和东方的和平;二是为了日本的安全,即自卫。”在日俄战争之前,东亚地区的“灾祸和混乱可以说全部起源于朝鲜”,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都是因为朝鲜而引起的。日本不想打第三次决定朝鲜命运的战争,才取消了徒有虚名的韩国的独立,将它并吞”。独立大学教授中村粲甚至说出了这样颠倒是非的话:“我要明确地说,朝鲜和中国(对“大东亚战争”即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战争的发生——笔者注)也有相当的责任。由于自身的衰弱,从而招来俄罗斯的侵略,也招来此后的动荡。这是朝鲜和中国应对历史负有的责任。”对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该书更是肆意歪曲事实。比如,它将日本当年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说成是“为了维护日本的正当权益”,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的“防卫战争”,“大东亚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七·七芦沟桥事变”不是“日方挑起的,而是中国军队干的”,“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该书还对在历史问题上正视事实的日本政界人士大加攻击,抱怨日本患有“民族自虐症”和“历史自虐症”,扬言要恢复日本的“民族精神”,重树“大和民族正确的历史观”。该书观点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它却能在日本出版并得到日本政界和学术界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同,这非常能说明问题。

进入90年代后,日本内阁中“失言大臣”层出不穷,许多说法与《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如出一辙。如多党联合政权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就公然声称:“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捏造的;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而是日本为求生存,解放殖民地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认真思考的产物。战争的目的在当时基本上是可以被允许与正当的。”村山内阁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说:“日本并非想发动侵略战争而打仗。”“与其说是侵略战争,毋宁说几乎所有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殖民地统治中获得独立”,“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也使它们的民族强盛起来。”当时任通产大臣的桥本龙太郎说得稍微隐晦一些,他把日本在亚洲发动的战争分解成三个范畴,即“侵华战争”、“殖民朝鲜”与“交战欧美”。第一种从现代角度看确是侵略;第二种不能算是侵略,而是继承前辈的殖民遗产,没有选择余地;第三种更不能算是侵略,而是驱逐英荷的殖民势力。

1995年无论对日本还是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日子。日本的新保守主义势力却利用这个机会为日本的“大国梦”制造舆论。虽然日本国内也掀起了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的热潮,出版了一批纪念50周年的书刊,但有一些人却借机大肆宣扬所谓的“广岛精神”,造成日本也是战争受害者,是非人道行为的殉难者的效果。在此前后,日本47个都道府的议会中有18个通过了追悼战死者、美化侵略战争的决议。能有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由于存在着保守势力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政府行为的导向在发挥作用。日本政府从1950年开始至1994年,共向战死者遗族提供了约38万亿日元的抚恤金,这是日本向外国支付的各种赔偿的57倍。1949年,广岛建立了一个“原子弹受害博物馆”,此后又建起了许多“和平公园”、“和平纪念资料馆”、“原子弹和平纪念馆”等等,每年都吸引成千上万的参观者。这些纪念场所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就是让人们知道日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村山首相在内阁中属于温和派,主张正视日本过去的历史和罪行。1995年5月访华前,他曾计划在国会通过一项《不战决议》,以表达日本对过去战争的反省和扬弃战争的决心。但是却受到国会内外的保守势力的阻挠。前首相中曾根表示:“我反对在国会作出不战或谢罪决议。国会是集中国民各种意见的场所,不是进行历史裁判的场所”。5月2日村山首相访问中国竟没有外相及其他内阁成员的陪同或随行,所以尽管他亲临芦沟桥“凭吊”并表示日本对侵略行为“进行深刻反省”,但其代表性是很微弱的。此前,3月13日,日本宫城县盐釜市议会全体议员一致通过了反省侵略战争的决议,但是半个月后,该议会不但撤销了这一反省决议,而且还以优势票数通过了否认侵略历史,赞美日本战死者的“战死者追悼决议”。1995年6月9日,日本众议院虽然终于通过了“不战决议”(即有关战后50年的国会决议),但决议在措词与内容方面都比过去有所倒退,看不出日本对过去的历史存有任何忏悔或道歉之意。可见日本保守势力的影响之大。现在,将日本说成是受害者的扭曲的战争史对日本年轻人已产生很大影响。1998年,一本名为《战争论》,将日本军队描写成亚洲抗击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卫士的连环漫画书成了畅销书;赞美东条英机的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获得了最高票房率。1999年3月,日本政府竟建议正式确认“日之丸(太阳旗)”为国旗,“君之代”为国歌。4月,日本国会议员们提出了给托儿中心再追加相当于100万英镑的一揽子计划,以促进出生率的提高,而这种议案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

如何对待日美关系一直是日本政治中保守派与激进派分歧的焦点之一。“过去的保守政治可以说是自明的亲美路线,此乃日本对外政策的出发点。”而新保守主义“虽然也强调日美关系的重要性,但对其重要性并不以为然,而是坚持表示对于日本来说美国仅作为数种外交选择之一来考虑并给予其位置。因此当美国不讲道理的时候,与之正面对抗的姿态就自然地表现出来了。”所以,对美国说“不”是新保守主义的一个特征。1988年,日本作家、参议员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总裁盛田昭夫合著了《日本可以说“不”——日美关系的新政策》一书,主张日本不应该再对美国唯唯诺诺,而是应该敢于说“不”。此书一出,在日本引起轰动,成为最畅销书之一,1989年一年间就连续9次增印,发行近35万册。此书在美国国会内也引起了轰动。书的内容虽然是矛头指向美国,但实际上反映了日本人的“大国意识”,说出了相当一部分日本人想说而未敢说的话。后来,石原慎太郎又与历史学家渡部升一、军事评论家小川和久合著了《日本还要说“不”》一书,更是赤裸裸地鼓吹日本“大国沙文主义”。他们在抨击美国种族歧视的同时,又极力鼓吹“大和民族优越”论,宣称日本文化是不加任何修饰的“纯自然文化”,“将与天地共存”,进而提出要向全世界输出日本的文化和精神,要在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尤其是,作者在书中极力为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开脱,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可是,就是这个石原慎太郎却在1999年4月以压倒优势当选为东京都知事,而且他的竞选纲领就是“反对美国和中央政府”。可见日本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保守主义势力正不断增强。1999年4-5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小渊惠三内阁在迎合日本上升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此举使其在国民中的支持率明显提高。

总之,日本要成为政治、军事大国是冷战结束后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的确立对中日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二、互补与冲突:只有国家利益是永恒的

要成为政治大国,不再做“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既然是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那么它也是日本制定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日本的对华政策呈现出了矛盾性和两面性,这种矛盾性和两面性体现在各个层面上,并作用于中日关系。

在地缘战略上,一方面,日本要做政治大国,就要首先在亚洲、在亚太地区发挥主要作用和影响,成为亚洲的领导者或“霸主”,而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遇到的一个障碍就是日益崛起的中国。这是日本政界人士配合美国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主要原因。日本列岛的地理条件限制了它的发展,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西面是亚洲大陆,领土狭小,资源有限,向外扩展的余地很小,对外依赖性强。自从明治维新后,日本就一直想向亚洲大陆扩张,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并且一度吞并了朝鲜和中国的台湾,并统治中国东北地区。二战后,日本利用它的经济优势,在东亚地区扩大了它的影响。从80年代起,日本就倡导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太平洋经济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日本在试图利用它的经济实力来树立它在亚洲地区的领导地位。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日本认为中国正在成为它的竞争对手。由于历史、文化以及在联合国中的地位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在亚洲所能发挥政治影响力远比日本有优势,而且中国的地理和人力资源使得中国比日本拥有更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但是另一方面,日本要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又不能无视中国的作用。日本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必须得到中国的合作。在亚太地区,它要发挥主导作用,必须抗衡美国的影响,摆脱美国的控制,因此也需要借重中国来牵制美国。

中国致力于推进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在这方面与日本有共同立场,尽管双方所主张的多极化和新秩序的内容有差异。但是鉴于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和目前国内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势力的增长,中国又必须对日本的发展方向保持足够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