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三角关系是不等边的。三角关系虽然是互补性的，但却是不均衡、不等边的。美日关系比中美、中日关系要密切、稳定一些。中日之间有和平友好条约，中美要致力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但这些远不如日美之间以安全保障条约和防卫合作指针为依据的同盟关系密切。在重大问题上，包括对华政策，日美双方总是要保持协调一致。比如，1972年1月，刚刚遭受了两次“尼克松冲击”的佐藤就同尼克松进行了会谈，双方加深各自对华接近政策的相互谅解，并确认今后要“密切商议”。田中在访华前，也是先有日美首脑会晤，达成谅解。当然，日美关系虽然密切，但却是不对称的，日本对美国有明显的依附性。1972年，田中与美国总统在夏威夷会晤，结束了战后历任日本新当选首相去华盛顿“朝拜”美国总统的历史，但仍是日本首相去美国领土，而不是反之。在日美经济矛盾尖锐时，也总是以日本做出让步来解决问题。正是因为这样，有人认为日本是三角中最弱的一角，甚至是不完整的一角，三角关系的实际状态是“两角加若干”。
上述特征中，互补性是最根本的。三角关系之所以在冷战结束后仍是互补性的，是因为在苏联因素消失后，三国间还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第一，在经济上，中国与美日的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美日之间虽然有磨擦，但也存在互利的一面。90年代中期，当中美、中日之间的磨擦增多，双边关系下滑的时候，经济因素成了维系双边关系的重要纽带，在双边政治关系波折不断的情况，经济关系稳步上升。稳步发展的经济关系对发展政治关系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不仅如此，三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还构成了三边战略关系的重要内容。三国都在推行雄心勃勃的跨世纪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战略。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目前一切工作的中心，是百年治国方略，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而美国、日本作为世界第一、二号发达国家，在中国实现其发展战略目标的过程中，是可借重的、不可替代的力量。美、日要想保住其现在的国际地位，实现其既定的战略目标，也需要发展经济。无论是美国克林顿政府，还是日本现内阁，都将发展本国经济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上。美国的跨世纪构想是建立以信息、金融、服务三大领域为基点的“新经济”支柱，并以其在国际政治、经济、贸易、金融体制内的竞争规则优势，为其国家目标服务。日本经济仍未从衰退中走出来，所以更需要花大气进行经济改革和发展。同时日本还出台了旨在提高日本国际战略地位的“欧亚大陆外交”，拟在世纪之交之际为日本的国家发展注入活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将经济利益放在外交战略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上，是一个发展趋势。
第二，在安全上，三国都希望亚太地区保持和平稳定。中、美、日这三个太平洋国家都需要为推行、落实自己的跨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创造更好的周边和外部环境，因此作为亚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三个国家，三国都有加强相互间合作的需求。从中国方面来看，要营造很好的周边和外部环境，必须处理好与美、日的关系。中国跨世纪的主要外交思维是“远交近和”，即独立自主、全方位的外交路线，而美国与周边国家则是“交”与“和”的重要对象。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与它关系如何会影响中国外交的全局，因此发展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的环节。日本既是中国的重要周边国家，又是重要的发达国家，如何处理好中日关系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课题。从美国方面来看，它要维持其一超地位，领导整个世界，必须取得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合作，绝不可与其处于尖锐对抗的状态，至少是在中国尚未成为它的直接威胁的情况下。从日本方面来看，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也不能无视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它要在亚洲发挥作用，也必须取得中国的合作。从更高的境界来看，中美日三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如果三国之间出现任何对抗的格局，无论是中美、中日、美日双边，还是某种二对一的多边，都会引起亚太地区的动荡，破坏该地区的和平局面，这既不符合中美日三国各自的利益，也不符合整个亚太地区各国的利益。这是中美日互补性三角关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大战略基础。
第三，在一些全球和地区性问题上，三国也有共同利益，需要合作。比如朝鲜半岛问题，中美正在进行合作，而日本也十分关注事态的进程；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保持人民币不贬值就促进了该地区金融形势走向稳定，美、日也从中受益；在环境保护、武器扩散、反恐怖活动、反走私等问题上，中美日三国也都有共同利益。
总之，共同利益是维系三国互补性三角关系的纽带。如果三角关系发生质的变化，变成某两方与另一方的对抗关系，那就不符合任何一国的利益，并会构成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局势的最大威胁因素。
当然，三国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就中美关系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坚持冷战思维的美国决策者开始把中国看成是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最主要潜在威胁力量和战略上的竞争对手，“遏制”中国的主张一度左右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从而导致中美关系的恶化。此外，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人权等方面的对立也是难以消除的。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两国也存在严重分歧。
就中日关系来说，一方面，中日关系仍受中美关系制约，美国的对华政策仍对日本的对华态度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日本谋求成为政治、军事大国，成为“亚洲的中心”，而崛起的中国无疑是日本实现这一目标的巨大障碍，因此日本积极配合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鼓吹“中国威胁论”，这是中日关系中最消极的因素。此外，在历史、台湾、领土、人权等问题上，中日之间也有矛盾和分歧。
就日美关系来说，日美间的经济矛盾是难以消除的，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认为，日本的“经济奇迹”归功于美国在资本和技术上对日本的援助，可是日本现在却成了美国最主要的经济竞争对手和潜在的威胁力量，因此在美国曾一度出现“日本威胁论”。此外，日美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一直在继续，日本既要借助美国的保护伞，又想摆脱美国的控制；而美国则想既让日本在维护亚太稳定上负起更大的责任，又使之不成为异己力量。
就三角关系来说，在对付所谓“中国威胁”上，美日有共同利益；在反对美国霸权上，中日则有共同语言；而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上，中美的立场是一致的。三国之间的这些矛盾在未来几十年内不但不会消除，甚至还会进一步发展。
从三角互动的发展趋势来看，目前虽然美日关系较为稳定，而且由于日本经济不景气，短期内很难构成对美国地位的威胁，美国不会把日本作为主要战略对手，但美日之间的矛盾仍是难以调和的，美日之间的经济磨擦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还会尖锐化。美国虽然有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以拉拢日本抑制中国的一面，但历史上它曾吃过日本军国主义的苦头，它不会容许日本军国主义再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在国际事务中，美国既想让日本多提供财政支持，又想限制其发挥作用，而日本则既想利用美国的保护伞，又想寻求与美国对等的关系。这些都会制约美日关系。美日关系如果发生变化，尤其是裂痕加大，会促使双方向中国寻求平衡力量，这会为进一步发展中美、中日关系提供契机。美国不愿同时与东亚两个大国疏远，因此不敢过于得罪中国，甚至还有可能借发展中美关系来促进美日关系，就象70年代初那样。而日本也会试图借助中国的力量来抗衡美国。这有助于提高中国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地位。
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一些有利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日之间经济联系会越来越密切，而且会加强在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稳定上的合作；随着多极化的发展，中日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上的合作潜力越来越大，比如对1999年5月7日北约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就称这次袭击是“应受到谴责的”。当然不利因素也很明显。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中日在地缘政治上的竞争会加强，日本会继续同美国保持较密切的安全关系，以制约中国；如果日本加快走向军事大国的步伐，特别是军国主义复活，会加剧中日之间的矛盾；在台湾问题上，由于日本在台湾有相当大的经济利益，并且统治过台湾50年，因此对台湾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它实际上一直在支持台独势力，并有配合美国干涉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中日关系发展有助于抑制美国同中国搞对抗，美国会担心中日联手对付美国的霸权主义从而使美国在中美日三角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中日关系发展也减少了美国对中国打日本牌的机会。
中美关系也存在着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中国经济规模越大，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就会越紧密；中国的综合国力越强，美国就会越重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戒备和敌视心理也会增强。接触与遏制因素相伴而生。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中日、美日关系更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中美关系发展，会对日本形成压力，促使其注意发展中日关系，以防出现类似于“尼克松冲击”的局而。同时它也会更谨慎地处理同美国的关系。
但是，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都在加强，各种新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不断出现，中美日仍能找到很多共同利益，互补性的三角关系仍有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首先是三国都需要发展本国经济，因此都需要加强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三国的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需要美日的资金和先进技术，而美日则看中庞大的中国市场。经济因素将成为维系三角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纽带。其次，三国都希望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亚太地区出现动荡对谁都没有益处，而中美日三国的合作是维持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再次，三国在其它方面也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中国在保持稳定的周边环境以及解决台湾问题上需要美日的合作；美国要“领导世界”，但其自身能力有限，需要中日这两个重要国家的合作；日本谋求成为政治大国，必须与中美这两个政治大国搞好关系。因此，未来二、三十年内，三角关系还将是一种互补性的关系。而日本仍将是最弱的一角，同时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中美关系仍将是决定三角关系发展状况的最主要的双边关系，而且美日关系还将保持着密切于其它两个双边关系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