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不得不吐出一些在华的既得利益后，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的侵略。1927年4月，主张推行强硬外交的代表人物田中义一组阁，此时正值中国北伐革命处于高潮之际，田中内阁一方面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山东，企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另一方面制定了加速侵略中国的计划。6-7月，田中召集了有军界和外交界参加的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纲领明目张胆地将中国领土区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宣称满蒙是日本“在国防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地区”，强调日本对之负有特殊责任，如果有动乱波及这一地区，日本都要采取坚决保卫措施。随后不久，田中向天皇递交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即《帝国对于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奏折指出：“明治大帝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均已实现”，第三期就是“并吞满蒙，征服中国全土，从而使整个东方及亚洲畏服于我”；“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为此要推行积极的满蒙政策。奏折还认为，推行满蒙政策的主要障碍是美国，因此“必须先打倒美国的势力，不得不与美国一战”。可见，日本以美国为主要敌人，准备与美国一战的打算就已形成。
东方会议后，日本加快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1928年4-5月，日本两次出兵山东，阻止国民党军队北上统一中国，并制造了“济南惨案”；1828年6月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在侵略中国东北上不与日本合作的张作霖。与此同时，日本大力扩军备战，军事实力迅速增长，到1930年伦敦裁军会议时，日本与美国的海军力量差距已大大缩小，日本对美国的总比率已达到69.75％。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日本在中国更加强了攻势，1931年“九·一八事变”使这种攻势达到高潮，并且打破了美日在东亚的均势。
五、绥靖日本：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精心策划的扩大侵略中国的重要步骤，得到了日本政、财、军界的支持。但它却严重破坏了“门户开放”政策，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所以，这一消息传到美国后，对各界产生了强烈震动。国务卿亨利·史汀生指出，美国有义务在中国危难时刻给它援助，否则将使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亲善关系毁于一旦，并损害美国商人在中国市场中的有利地位，主张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强硬的态度。但是由于美国当时还不具备与日本抗衡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再加上美国在华利益多在东南沿海地区，在东北地区的贸易输出额仅占对华贸易总额的7-8％；再加上此时经济大危机正吸引着美国人的主要注意力，多数美国人认为远东发生的事与美国没有多大关系；所以美国决策层的多数人不赞成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总统胡佛认为美国不应该单独冒险去“刺激老虎”，甚至还指责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的史汀生不象外交家而更象是斗士。副国务卿威廉·卡斯尔还从意识形态出发，认为日本在东亚称雄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日本将维持秩序并将阻止共产主义。出于这种认识，胡佛政府一直对日本采取姑息纵容的政策，奉行与国际联盟一样的绥靖主义。
1931年9月，国际联盟接到中国对日本侵华的控诉后，理事会通过了不扩大事态的决议。美国与国际联盟步调一致，不认为日本在东北的行为是侵略，也不把中国看作是被害者。虽然10月份日本关东军轰炸锦州时，国联和美国因那是在满铁附属地以外的军事行动而态度强硬起来，但是不久，11月16日，在国际联盟理事会上，当中国代表提议对日本应适用国联盟约中的经济制裁条款时，却被否决，表明列强仍在奉行绥靖主义。11月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又使列强怀发起使日侵华战争发展成为对苏战争的希望，更加助长了对日绥靖主义。日本向锦州发起进攻后，史汀生曾连续两次向日本政府发出警告，说进攻锦州将是对世界舆论的蔑视，将被认为是纯粹的侵略，但是日本根本无视美方的警告，仍于1932年1月3日完全占领了锦州。面对这种形势，史汀生向胡佛总统提出建议：美国和其它国家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史汀生清楚，日本在经济上对美国有很强的依赖性，日本40％的出口货物流向美国，日本的石油几乎完全依赖从美国进口，所以他认为经济压力会迫使日本停止在满洲的军事行动。但是这一建议却遭到胡佛的坚决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史汀生于1月4日发表了“不承认主义”声明，宣布对以武力改变的中国现状一概不予承认，并谴责了日本的行动，表现出美国的态度比国联强硬一些。但是次日，美国国务院又发表了补充声明，宣称美国无意争夺日本在满洲的权利，只要不损害美国的在华利益，美国不打算干涉中日将来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可见，“不承认主义”所要反对只是对美国利益的损害，而不是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1932年1月底，日本大举进攻上海，严重威胁美国的在华利益，因为美国的60％在华投资都在上海。日本此举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各种和平组织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有效行动。然而，美国政府虽然表示出了抗议，但胡佛还是两次否决了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的建议。日本双管齐下，在进攻上海的同时，于1932年3月1日宣布成立“满洲国”。国联派出的负责调查“满洲国”问题的李顿调查团在其报告中明显地偏袒日本，虽然不得不承认东北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主张不承认“满洲国”现状，但也不主张应恢复到事变前的状态，提出在东北成立一个“自治国家”。然而，就是这样的报告，日本仍然反对，在国联大会通过接受该报告后，日本宣布退出国联。次年，日本又公然撕毁《五强海军条约》，开始执行疯狂的造舰计划。华盛顿体系宣告瓦解。正是美国和国联对日本采取的绥靖政策，最终导致了华盛顿体系的瓦解。史汀生后来承认，“九·一八事变”时期美国的政策，直接导致了珍珠港事件。
1933年1月富兰克林·罗斯福任总统后，采取了一些不同于前任的政策，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持较强硬的态度。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海军助理部长时，罗斯福就认为美国同日本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日本对中国东北发动侵略后，他以更加警惕的心情注视着日本对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上任后，在第二次内阁会议上，他又谈到美日战争的可能性。当史汀生提出对日本进行指控并号召世界舆论反对日本侵略时，罗斯福表示赞同，并且说他对日本的侵略非常愤慨，认为美国在道义上有责任谴责日本，热衷于帮助中国。1933年5月，罗斯福顶住各方面的压力，批准了对中国的棉麦贷款协定，以向日本施加压力、表示美国对日本的不满。1936年5月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不仅促进了中美经贸关系，使中美贸易额和美国在华投资大幅度上升，加深了美国在华利益；而且，由于美国政府同意收购中国的白银，增强了中国货币发行准备的外汇基金，稳定了通货，避免了一场全国性的金融危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能力。
然而，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内，他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大危机及其所造成的1000万失业大军这一后果；同时还要面对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的压力。因此，在对日对华政策上比前任更为谨慎，具有明显的姑息日本的色彩。他曾对英国驻美大使罗纳德·林赛说，中国问题的解决要等到日本人自己背不动这个包袱为止，而此时日本正加紧对中国的进攻。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署，华北危机加深，随后不久，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天羽声明》，俨然以中国的保护者和东亚主人自居。1935年6月《何梅协定》签署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了“对华三原则”，企图使中国采取亲日政策，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对这些侵略行为，美国首先表现出的是姑息政策，基本停留在对日本进行照会上的抗议。在具体行动上，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致多采取了被史学家称为“勉强自卫”方针的措施，比如进一步削减仅有14万人的陆军，以便省出费用来扩建海军。
1937年，日本挑起“芦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无疑是对“门户开放”政策的更严重挑战。这时，罗斯福已开始他的第二任期，“新政”已收到一些成效，他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外交事务上来。因此，在对日政策上，他趋向于增添他本人的色彩，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想给一匹野马套上缰绳。10月份，他在巡视全国的途中，选择美国孤立主义情绪最强烈的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防疫演说”，不指名地谴责了日本最近的侵略行为，赞成以集体行动来对付侵略者，并暗示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
但是，由于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压力，罗斯福受到严重制约，对日强硬政策有很大的局限性。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久，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发表了《关于国际政策基本原则》的声明，根本未提日本的侵略行为，只是空谈维持和平。8月份，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致电赫尔，提出美国在中日战争中的基本目标是：避免卷入；极力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和权利；在保持完全中立的同时，维持美国对交战双方的传统友谊。随后，罗斯福宣布将尽快撤出平津地区的美军，并在日本宣布对华实行封锁后，下令禁止美国官方船只向中日两国运送军火。在11月份举行的《九国公约》签字国讨论中日战争问题的会议上，美国以国内舆论为由，反对任何制裁日本的建议。
然而，美国继续姑息日本的政策，并未得到日本的回报，反而使日本更加有恃无恐，步步进逼。12月12日，日本飞机击沉了在长江上为美孚石油公司的油船护航的悬挂美国国旗的“帕奈号”炮舰。1938年，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对中国大城市反复进行轰炸。11月，日本宣布在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并声明日本不再受《九国公约》文件的约束。1939年2月，日军大举南下，占领中国的海南岛和南沙群岛，加紧排挤美国在华利益。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已经开动起来，美日之间的利益已尖锐冲突，矛盾无法缓解。形势使美国再也不能对中日战争袖手旁观，美国决策层从美国战略利益出发，开始强调援助中国、制裁日本的重要性。6月，美国宣布实行“道义禁运”，禁止向轰炸和平居民的国家出售飞机。12月，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桐油贷款”，即向中国的贸易公司贷款2500万美元，中国三年内用桐油偿还。
但是此时，美国仍然采用两手政策，一方面向日本施加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又不对日本采取过于强硬的措施，力求避免或推迟美日战争。其中的原因还是两条：一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有限；二是美国在日的经济利益。当时美国对日贸易远远超过对华贸易，据统计，1937年美国对日输出额为2.89亿美元，而对华还不到5000万；在对日出口中，平均62％是日本进行侵华战争所需要的战略物资；在日本进口的军需品中，55％是从美国进口的；日本所需石油，80％来自美国；到1940年，美国在日投资总额达到5亿美元，此外美国还持有1亿美元的日本政府公债。巨大的经济利益对美国的外交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罗斯福采取折衷的立场，既不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又要让日本认识到美国实行制裁的可能性。当美国政府内对日强硬派提出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时，罗斯福担心这会导致美日冲突，同时还会影响援英抗德，因此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只是根据新颁布的《国防法》，对日实行了有限禁运，限制了高辛烷航空汽油和最高等级的废钢铁的出口，但是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措施，对日本影响甚微。
日本仍是步步进逼，加紧同德、意联盟做好同美欧开战的准备，吞并它们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就连一贯亲日的格鲁大使此时也改变了对日本的态度，认为它是掠夺成性、“缺乏一切道德伦理感”的国家，已经威胁到美国在东南亚生死攸关的重大利益，美国应该做出反应了。1940年9月底，日本出兵占领了美国有着重大经济利益的越南北部和老挝，加剧了与美国的矛盾。不久，《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矛头直接指向美国。条约规定，任何一方受到目前未参加欧战或中日冲突的一国攻击时，三国以一切手段互相援助。美国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反应，于9月26日宣布对日禁止出口废钢铁，同时给中国2500万美元贷款。但是由于罗斯福此时的战略思想是“先欧后亚”，强调在大西洋上全力援助英国，避免在太平洋上与日本摊牌，所以还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来缓解美日矛盾。然而双方立场是针锋相对。美方坚持4项基本原则：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门户开放”原则；只支持和平地改变太平洋现状。而日本则坚持与之对立的三项原则：有助于结束中日战争，即美国不插手中国事务；不与三国同盟条约相抵触；遵守对德国的国际信义，即美国不参加欧洲战争。此外，日本还要求美国承认它与汪精卫政权签订的《日华基本条约》和《日满华共同宣言》，要求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直接与日本谈判。对日本的这样无理的要求，美国仍表示：只要日本答应不进攻美英在南洋的属地，要美国帮助日本从中日战争中脱身是不难办到的。
然而，就是美国的“不进攻美英的南洋属地”这一点可怜的要求，日本也未答应。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确定了南进政策。1941年7月24日，日本入侵印度支那南部。26日，罗斯福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1.3亿美元的资产，宣布对日禁运除棉花和粮食以外的一切物质，巴拿马运河以修理为名禁止日本船只通过，同时向中国派遣了军事顾问团。8月1日，美国宣布完全停止对日本的石油输出，日本石油来源断绝，此时日本仅有两年的贮藏量。美日关系紧张起来。面对美国的制裁，日本一方面同美国谈判，实行缓兵之计；另一方面下了对美开战的决心。9月6日，日本通过了《帝国国策实施原则》，规定日美谈判如果到10月上旬还未按日本的要求达成协议，就立即对美开战。11月2日，日本大本营决定：对美开战时间为12月初，同时继续进行日美谈判到12月1日，以掩护日本进行战争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