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辞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他们能带来最大的幸福，也能带来最深的失望；能把知识从教师传给学生；能使演说者左右他的听众，并强行代替他们作出决定。言辞能激起最大强烈的情感，促进人的一切行动。
--弗洛伊德
（一）
当海牙大会结束后，弗洛伊德打算与女儿安娜一起去英国，去看望他在曼彻斯特的亲戚，并顺路拜访剑桥大学。然而，第一个障碍是安娜的签证没有及时寄到。当弗洛伊德准备单独前往英国时，他的一位在柏林的亲戚又因心脏病去世了，他必须到柏林吊丧。这样，弗洛伊德只好放弃这次英国之行。
等回到维也纳后，弗洛伊德的桌子上已经堆了一大堆的信件，好多病人也在等待他的治疗。他的时间很快就被占满了。
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几年，弗洛伊德发现，世界各地的人们对精神分析的兴趣日渐增长。在维也纳，大约20年前就开始了的“星期三学会”现在再一次繁荣起来，成为国际性协会维也纳分会，吸引了许多新的会员加入。
当弗洛伊德正在为振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维也纳分会时，英国也开始重组精神分析结构。在一战期间，英国伦敦精神分析学会中的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会员都转向荣格一派。1919年2月，琼斯计划“整肃”英国组织中的“荣格派”会员。弗洛伊德获悉后，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伦敦精神分析学会解散，琼斯组织成立了英国精神分析学会。
然而，美国的情况却特别令人惊讶。在那里，尽管有普特南支持弗洛伊德，琼斯也曾孜孜不倦地宣扬弗洛伊德的主张，但对于大多数美国精神科医生来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只不过是“厕所中的俏皮话或茶余饭后兴起的谈资”而已。
除了拒绝认真考虑精神分析的怀疑者之外，还有一些“变节者”。其中有名的是萨姆尔·邓南卜医生。
1922年初，邓南卜医生宣布了他的观点：
“在我的经验中，没有弗洛伊德的那些解释。所谓神经质因若用支配人类生活的其他本能来解释，病人也能够痊愈……神经质是由于个人与现实及世界的冲突而引起的，与他的爱情生活风马牛不相及。”
他还得出结论说：
“现在，人们如果在别的行业不能谋生时，就会转行去当精神分析师。……而精神分析学根本就是伪科学，就像手相术、笔迹学和骨相学一样。”
可以说，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混乱的美国精神治疗界中，随处都可以听到这样严厉的批评家的咆哮、狡猾的庸医所作出的不实宣传，以及顽固的敌人的恐怖雄辩。
尽管精神分析学的锋芒太露，又有庸医或江湖骗子的利用，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早起，它仍然巩固了一战末期开始得到的基地。
执业医生和病人每年都在增加，尤其是在英国。在这里，精神分析的地位要远远高过大多数欧洲的大陆国家。而且，精神分析学作为一种研究工具，还有助于解决文学、传记和历史上的一些谜团，尽管有时候因为使用人的经验不够而遭到非议与批评。
有时，弗洛伊德还会被一些“新弗洛伊德”的观点所困扰。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一些精神分析师，但不像阿德勒、荣格和其他所谓“变节”者，他们虽然也接受弗洛伊德的基本原则，但却强调弗洛伊德不太重视的一些东西，这令弗洛伊德本来的学说遭到了改变。
1920年初，弗洛伊德虽然晋升为维也纳大学的正教授，但却并没有让他真正享受到职员行列的待遇，奥地利人仍然不肯给他正式的认可。因此，当别人提醒他，他的名声已经越过疆界时，他说：
“除非先得到国内的承认，否则那就是不可能的。”
不过，弗洛伊德的名声还是吸引了众多来自国外的患者，尤其是一些美国人开始加入进来。弗洛伊德说：
“我依赖外国的病人和学者，因为如果单靠奥地利国人的诊费是不够过活的。到这个月底，我有4个病人--2个美国人和2个英国人--要走。这样一来，我就有一段空闲而比较贫穷的日子了。”
总之，在一战结束后的那几年中，弗洛伊德一方面给病人诊疗，另一方面，他再次将精神分析放在国际舞台上，并努力阻止一些人无节制地滥用。同时，他还将精神放在始于战时的关于“本能的”的“超心理学”研究上。
弗洛伊德是在1919年春天开始这一研究工作的。他写信给费伦次说：
“我现在所说的，很多都相当晦涩，读者们必须多用脑筋去思考。但是，我仍然希望你会对它们感兴趣。”
（二）
在人类思想史上，关于本能的探索最早可最追溯到古希腊时期。那时，人们对自身本身的认识中，通常是从人的躯体中寻找动机的根源。
在早期社会心理学的单一支配理论中，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提出了人的“本能快乐说”，认为追求快乐是支配人类一切行为的基本准则。人们的行为总是追求快乐与幸福，逃避痛苦与不幸，这种趋利避害的苦乐感受是人们一切行为的主要根源；而且，人们感受到的苦乐程度是可以加以量化的，它能够从快乐与痛苦的持久性上加以测定。
这一思想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后来，许多心理学家都对这些观点表示赞同，认为趋利避害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动机，也是解除生理心理紧张的基本方法。所以，快乐和痛苦的感受可以推动个人的行为，从而缓解痛苦，增加快乐。
然而，快乐原则虽然可以支配和影响人的一些行为，但绝不是人的行为的唯一原因。因为，快乐原则只是生理性的苦乐标准，是以机体的生理需要是否满足为前提的。因此，在20世纪初，又有人提出：快乐原则只能是人的本能指标，趋利避害并不是人类本能的表现的观点。人的本能会影响个人对社会的认识、兴趣、情操、行为等，人的本能是其行动和思想的动力，并举出求食、拒绝（排斥）、求新、逃避、斗争、性、母爱、群居、支配（统治）、服从、创造和收集等12种本能，同时还说明每一种本能都包含认识、情感、意志三个先天因素。
这种观点认为，本能是一切行为的基础。这种本能理论对20世纪初的心理学影响很大，但也遭到了一些心理学家的反对。在现代心理学中，虽然不常使用本能，但愿望、需要、动机等与本能密切相关的范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应该指出的是，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发展中，进化论和遗传学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在青年时期，弗洛伊德就深受达尔文的影响；在维也纳大学读书时，对生物学也很感兴趣，常常听许多生物学、生理学和神经学教授的课，这使他对后来的心理学研究建立了稳固的生物学基础。
总体来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许多方面都是对本能心理学派的继承和发展。例如，以前人们认为，决定人的行为的主要动力是唯乐原则，即寻求快乐和满足，这是由人的本能所决定的。而弗洛伊德研究后发现，在人的本能中，还有超出唯乐原则的更基本、更符合人的本能的原则，这就是强迫重复原则。
这种本能要求重复以前的状态，因此具有保守性。比如人这样的有机体，最初的状态是无机状态，人身上那种具有保守倾向的本能，所要恢复的就是这种无机状态。
对于这种本能，弗洛伊德称之为“死亡的本能”。
从根本上说，生的本能就是性的本能，因为它导致人类的繁衍生息，使人类的生命历程得以延续；而死亡的本能只是破坏性的。由于这两种本能的相互对立和相互依存，才奏出了人类的生命运动历程中那种激烈的交响曲。
在弗洛伊德的早期着作中，论述无意识学说、性学理论时，就曾经涉及到过本能的问题。但直到1915年出版的《本能及其变迁》一书，才对本能的原动力、目的、对象和根源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弗洛伊德的后期着作中，弗洛伊德更加集中地论述了他的本能理论。这个时期，这方面的着作主要有他的《超越快乐原则》、《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梦与精神感应》、《自我与本我》、《有关梦的解释与实际》、《心理症与精神病》、《奥底浦斯情结的消解》等等。
（三）
所谓“死亡的本能”，就是每个人身上存在的一种趋向毁灭和侵略的本能。死亡本能的存在，意味着任何一种有生命的物体都不能永远地活下去，其最终结局必然是回归到无机物质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命是一条通向死亡的回归线。
死亡本能理论也是弗洛伊德后期思想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实，这个理论在1900年前后就已经开始萌发了，到1920年在《超越快乐原则》一书中才正式提出。
弗洛伊德认为，死亡以死的本能的形式，成为一种消灭生命的势力，而所有生命的目标都表现于死亡。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有一种本能要以毁灭生命而重返无机形态为目的。这种自我破坏的本能就是任何生命历程都不能超越的死的本能。它具体表现为破坏、伤害、征服、残酷、恐惧、攻击、虐待、自毁、侵犯、谋杀等等。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本能是内在的，是人类普遍的天性。他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一切生物毫无例外地由于内部原因而归于死亡（或再次化为无机物）--视为真理的话，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承认，一切生命的最终目标乃是死亡，而且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无生命的东西乃是先于有生命的东西而存在的。”
那么，是什么样的动机致使弗洛伊德提出和研究死亡的本能呢？
客观上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弗洛伊德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动荡变革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他与所有同龄人一样，渴望安宁，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思想上时时表现出欧洲中产阶级那种典型的乐观主义幻想。
然而，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弗洛伊德简直不能相信，人类还会有如此的疯狂、仇恨和破坏。这迫使他根据精神分析学的其他原理提出了与生的本能相对立的死亡的本能学说。
而从主观上来说，“死亡本能说”的提出与弗洛伊德曾患的“恐死症”有关。在40岁以后，他几乎经常想到死亡。有时，他在与别人分别时还常常会加上一句：
“你也许会再也见不到我了。”
这种对死亡的敏感及其强烈的反应，可以从他的童年中找到根源。
在弗洛伊德6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的母亲告诉他：人是由泥土做成的，所以人也必须再回到泥土中去。这个说法让弗洛伊德非常吃惊。此后，他似乎在自己的脑海中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你必定会死！”
可见，母亲所说的“人必定要回到泥土中去”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由此推测，弗洛伊德从小就对死亡感到吃惊，而成年后又具有恐死心理症，所以势必会去研究死亡的问题，并提出死亡本能的理论。
在论述死亡的本能时，弗洛伊德特别重视同时代的生物学家维斯曼的观点。维斯曼将生物机体区分为必死的和不死的两部分，必死的部分是血肉躯体，它最终会自然死亡；不死的部分是生殖细胞，它能够用一个新的躯体来包裹自己，在适当的条件下再次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个体。
这种观点对弗洛伊德的影响很大。他认为可以从这种研究成果中区分出两种本能来：一是引导与性和遗传无关的那部分躯体走向死亡的本能；另一种是性本能，它能够使生命获得更新。
1915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二年，弗洛伊德写了《目前对战争和死亡的看法》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对战争与死亡的本能进行了集中的论述。
弗洛伊德指出，战争是人的仇恨、破坏本能的表现。战争的爆发就是具有强烈的破坏本能的人头脑发胀、感情冲动的结果。这种冲动不仅个人有，整个团体、民族、国家也都有。人类的历史就是一场爱神与死神相互斗争的戏剧，而战争的根源在于人的无意识深处的死亡本能。
这也正如后来弗洛伊德写给爱因斯坦的信中所说的那样：
根据我们的假设，仅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力图生存与联合，另一种是力求破坏与杀害。而后一种本能我们称之为侵略和破坏的本能。
由此，弗洛伊德得出结论：
“在我看来，战争无疑是一种完全自然的事情，因为它有着稳固的生物学基础。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弗洛伊德的这种观点将战争的最终根源归之于人类天生的本能冲动，本身就离开了社会的经济、政治根源这样的事实，而且又得出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显然是在客观上为法西斯及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论据，甚至是开脱了罪责。这是不被认可的。
总之，弗洛伊德不仅对人的本能进行了研究，还十分重视将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联系起来分析，从中找到了两者的真实联系。弗洛伊德指出：在两种本能的关系中，首先，生的本能是服务于生命的，维持和促进生命向前发展；死的本能则服务于死亡，竭力阻止生命向前发展，力图将生命复归到无机状态。两者相互排斥、对立。
其次，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又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生命本身不仅包含生的种子，还包含着死的种子。
正是由于生与死之间的这种对立和统一，才使得生命得以存在并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