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做人如山，做事如水
做人要像山一样，踏踏实实，稳稳当当，这样别人才会信任你；做事要像水一样，能适应任何环境，能包容万物，本身却非常的纯静。
——于丹（着名文化学者，曾于北京大学演讲）
宋太祖赵匡胤是个文武兼备、智谋过人的开国帝王。说到他的武功，《水浒传》中开篇即赞道：“一根杆棒等身齐，打得天下六百军州都姓赵”；提起他的文采，虽不及当时的词坛领袖李煜之婉约，但也气势雄浑，自有一番霸气——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万国明。在智谋方面，用蔡明的话说，赵匡胤称得上是“千年的狐狸”，下面我们就来看几个与他有关的片断。
史载赵匡胤生于军人世家，受家庭氛围的熏陶和时代背景的影响，赵匡胤自幼喜欢舞枪弄棒，就是不爱读书。21岁时，颇有冒险精神的赵匡胤告别家人，独闯江湖，后辗转投入后汉枢密使郭威帐下。在此后的军旅生涯中，赵匡胤每次都是一马当先，一如既往地英勇，也一如既往地忠诚。有一天，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深夜带兵返回驻地，按照规定守城将官是不能开城放行的，但适逢赵匡胤守城，赵弘殷便心存侥幸，在城门外呼唤赵匡胤的名字，赵匡胤却大义凛然地说：“我知道你是我爹，但夜里不得开门是皇帝订的规矩，你是我爹也不能放行。”直到天色放亮，才将赵弘殷放进城中歇息。
不过赵匡胤也不是什么三好员工。赵匡胤有个爱好——饮酒，这从其后来“杯酒释兵权”一事就可看出。当了皇帝的赵匡胤自然不会为喝酒发愁，但当皇帝之前，他曾做过后周世祖宗柴荣很长一段时间的近侍，不方便买酒，因此他便经常向掌管宫廷茶酒的曹彬讨要。很显然，像赵匡胤这样的大官（当时已是将军），曹彬这样的小吏是得罪不起的。但曹彬是个人精，每次赵匡胤找他讨酒喝，他总是义正辞严地说：“将军，我管的是御酒，可不敢私自给你。”但赵匡胤从来都不生气，因为曹彬事后总是会自己掏钱，买来好酒送给赵匡胤喝，称得上公私分明，不卑不亢。后来赵匡胤夺了曹彬的老东家的江山，每每对群臣说：“当年世宗手下不欺骗他的，我看只有一个曹彬，你们要好好向他学习。”
还有一次，周世宗派曹彬押送一批武器给吴越国。吴越王非常高兴，想尽了法子讨这位大国来使的欢心。返程之际，吴越王又派人以私人名义送了曹彬许多珍贵礼物。我们知道，所谓私人名义，其实是幌子，说白了就是变相行贿，以期曹彬能在关键时刻于世宗面前为吴越国美言几句。毫无疑问，这是国家制度所不允许的。于是曹彬便对送礼者婉言谢绝，启程离去。谁知吴越王听说送礼遭拒，又着急又上火，当即另派别人用船载着礼物追上曹彬，曹彬还是不受，吴越王紧接着又安排了别人继续送礼，坚决要求曹彬收下，如此往返四次，曹彬见实在不宜再推辞了，便说：“如果我再坚持不接受，那就是沽名钓誉了。”于是照单收下。但回国后，他马上将所有礼物都上缴了国库，周世宗非常感动，马上借花献佛，降旨把这些礼物赐给他，曹彬虽然接受了，但接受后又全部送给了亲戚朋友，自己一点儿也没留下。
明朝的冯梦龙在谈到这件事时评价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曹彬执意不接受，那不仅会伤害吴越王的面子，也体现不出大国的气度；接受了，而装入自己的腰包，又显不出臣子的忠心。只有接受了再献给国家，才是最得体的做法。
无独有偶，赵匡胤也曾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早在南唐后主李煜的父亲、南唐中宗李璟执政时期，赵匡胤便已经颇有威名，为了自己的江山社稷，李璟曾试图对赵匡胤和柴荣实施反间计。他故意派了一个使臣“光明正大”地给赵匡胤送去一封书信，随信馈赠白银三千两。赵匡胤当即洞察其奸，大大方方地将银子收下，随即全部上缴了国库，既表明了自己的忠心，又为国家凑了一笔军费。
那么当时的赵匡胤有没有想过将来这个国家可能是自己的呢？笔者认为是没有。而且，不仅当时没想过，即便是几年后，赵匡胤攻占南唐军事重镇滁州时，他仍未想过。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匡胤或许并不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从骨子里就是个老奸巨猾的人，后来决定其最终命运的陈桥兵变，或许也是一场非典型意外——虽然想自立，但还未做好最终准备。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赵匡胤若想夺后周的江山，他必然会更加小心谨慎，而史载他在攻战滁州城后不久，曾让手下的一员将官去找负责接收滁州钱粮的官员窦仪，提取自己私藏的钱财。这个窦仪当然也得罪不起赵匡胤，但他对来人巧妙地说：“赵将军刚攻下滁州城时，即使想把所有钱粮都提走，谁能有话说？但现在我已经登记在册了，这已经是国家的了，没有皇帝的诏令，我可不敢让您私自提走。还请您回复赵将军，不要难为小人。”后来赵匡胤登基，也经常夸奖窦仪，若不是因为他壮年猝死，窦仪说不定还能当上宰相。
当然，不管赵匡胤从本质上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上他给人留下的印象，终究是在一众叛徒的推动下，夺了人家孤儿寡母的江山。由于害怕这些人习惯性的卖主求荣，刚刚披上黄袍不久，赵匡胤便给他们导演了一出好戏。史载赵匡胤刚被部下拥立为皇帝时，朝里尚有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等坐镇，因此当赵匡胤率兵至陈桥时，陈桥守门的官吏根本就不给他开门。赵匡胤只好前往封丘门，结果守封丘门的官吏二话没说就把门给他开了。按理说，赵匡胤登基后应该严惩前者，厚赏后者，然而事实上他却是斩了封丘门的守官，加封陈桥门的守官，以此警戒民众，尽管我本人也是个叛徒，但我绝不希望你们以我为榜样！
现代人常说，做人如山，做事如水，所谓如山，其实就是忠诚、责任、担当，等等，而如水，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变通。然而纵观上述案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做人，既不能太像山，一味地墨守成规；也不能太像水，没有任何原则地变通。否则要么是使原则僵化，要么是使变通变味，到最后，都不免“山”穷“水”尽。
2．傻子才会硬碰硬
不能弯曲的树易折，不会弯曲的人常败。所以人们说：“做人要能伸能曲。”有时候，前面的路看似堵塞了，但实质上通往前方的路不止这一条，只要懂得弯曲、变通，就不会碰壁，就总是有康庄大道摆在面前。
——柯伟林(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庄子》中有一个“朝三暮四”的寓言：宋国有个老汉，他很喜欢猴子，家里养了一大群。时间长了，他对猴子的脾气秉性了如指掌，猴子也能听懂他的命令和话语，让老汉愈发地喜欢。但由于猴子养得太多，而且它们不吃一般的粮食，只喜欢吃橡实一类的果子，因此老汉家的经济日益窘迫。这天，老汉想限定一下猴子们的食量，便对它们宣布道：“从今天起，你们每天早饭只准吃三个橡实，晚上吃四个，怎么样，够了吧？”猴子们听了一个个呲牙咧嘴，上蹿下跳，显出很不满意的神色。老汉见猴子们嫌少，便重新宣布：“既然你们嫌少，那就早上四个，晚上三个，这样总行了吧？”猴子们听说早饭从三个变成了四个，都以为是增加了橡实的数量，一个个摇头摆尾，咧嘴直乐。
现代人往往用“朝三暮四”来形容一个人反复无常。然而不难看出，庄子的本意是要通过它来告诉我们，看事情要看整体，要看本质，要看终极目标，而不能被类似“早上四个晚上三个”之类的形式所迷惑。
然而历史上这样的人绝不在少数。也正因为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因此能否处理好与他们的利害关系，不仅直接决定了他们会像寓言中的猴子一样，要么很不满，要么很高兴，也直接决定了“老汉”们的命运。
西汉的晁错与主父偃就是一对典型。
汉高祖刘邦称帝后，为巩固刘氏政权，他先后消灭了长沙王吴芮以外的六个异姓王。同时他认为，秦祚短促是由于秦始皇不分封子弟的缘故，于是便在异姓王的故土分封了自己的兄弟子侄九人为王，同时杀白马，与群臣共同立下了“非刘姓不王”的誓约。这一做法在汉初确实起到了刘姓诸王拱卫中央的作用，但是后来这些王国逐渐坐大，都渐渐不服朝廷，各自形成了独立王国。汉文帝时，还几度发生过王国叛乱的事情。
汉景帝即位后，这种矛盾日益激化，时任御史大夫的晁错便向汉景帝建议，削减诸王的领地，加强中央集权，以防止叛乱。消息传出后，遭到了诸侯王的强烈反对，很多诸侯王也因此对晁错恨之入骨。汉景帝担心矛盾激化，因此很是犹豫，但晁错一再坚持削藩，终于说动了景帝，开始着手准备。
晁错的父亲听到消息后，急得从颖川老家赶到京城长安，劝晁错不要“离间骨肉”，晁错却说：“如果不削藩，刘家的天下就保不住了。”晁错的父亲气愤地说：“你只知道保刘家，就不顾我们晁家了吗？”但晁错仍然不听，晁父只得回家，不久愤而自杀。后来果真应了晁父的话——景帝三年，吴王刘濞联合了其余六国，起几十万大军，打着“清君侧、诸晁错”的旗号造反，汉景帝吓得慌了手脚，这时与晁错有隙的重臣袁盎向汉景帝建议说，既然诸侯造反是因为晁错，不如杀了晁错，以换取七国罢兵。汉景帝病急乱投医，很快就腰斩了晁错。但诸侯王并没有就此收兵，汉景帝这才明白诸侯叛乱并不是因为晁错削藩，而是要夺取汉朝的政权。后来，汉景帝倾尽全国之力，才勉强把叛乱镇压下去。
此后，汉景帝再也不敢提削藩了。直到汉武帝时期，主父偃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才解决了这一问题，这就是着名的“推恩令”。主父偃对汉武帝说：“古代时，诸侯的土地从未超过百里，因此国君很容易控制。如今有的诸侯拥有数十个城池，土地方圆千里。天下太平时，他们容易奢侈骄慢，做出淫乱的事来；形势急迫时，他们还会依仗他们的强大，联合起来反叛朝廷。但是如果用法律强行削减他们的土地，他们就会反叛。所以必须采取更加切实可行的方法——每个诸侯的子弟多达十几人，但按照规定只有嫡长子可以世世代代继承，其余的子弟却得不到尺寸之地。陛下可以命令诸侯推广恩德，把他们的土地分割给子弟，封他们为侯；这些子弟必然十分高兴，拥护陛下的措施，因为陛下帮助他们实现了愿望。表面看来，陛下用这种办法施给了他们恩德，但是实际上却是分割了诸侯王的国土。这样一来，陛下不用减少他们的封地，他们的势力也削弱了。”
汉武帝听了很高兴，就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得到了众诸侯子弟的拥护，巧妙而有效地解决了这个棘手问题。
关于主父偃和晁错，我们很难说谁是谁非，谁更高尚，两相比较，有些人可能会更佩服正直的、敢作敢为的晁错。但晁错非但没能成事，而且不得好死，看来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学会通权达变，否则世界虽大，我们又能找谁评理呢？
说到敢作敢为，有这样一个小笑话：一位父亲问自己的儿子：“要是遇见了狼，应该怎么做？”儿子回答：“我就逃跑”。父亲很不满意，训斥他道：“胡说，你应该用刀对付它。”儿子接着问：“那么两只狼呢？”“那就用猎枪打它们。”“要是有十条狼呢？”父亲没办法了，无奈地说：“那你还是跑吧。”
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社会上从来不乏“狼人”，不管是为保住自己的奶酪，还是为了动别人的蛋糕，他们往往成群结队地出没于光天化日之下，而那些缺乏基本技巧却非常敢作敢为的人，往往是他们群起而攻之的对象。面对他们，我们必须有勇气、有骨气、有正气、有侠气，同时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智慧，要懂得“角度决定高度，思路决定出路”。当客观条件不利于我们时，我们还要明白形势不由人的道理，切不可操之过急，更不能硬碰硬。
3．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处在“穷”的阶段，那就该考虑变上一变了；变通达了以后又要怎么办呢？就要想办法持盈保泰，让这种良好的局面保持得更长久一些。总之，随时都要有这种“通其变”的意识，这样才能“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罗梅君（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句话出自《周易》。众所周知，《周易》是中国第一奇书，军事家能从中看出军事，哲学家能从中看到思辨，政治家能从中看到经世治国，企业家能从中看出经营与管理，普通人也能从中看到处世良方。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正是上述人生智慧的原始内核，也即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不过后来，更朴实的中国老百姓又从这句话中摘出了两个字，那便是“变”和“通”，合称“变通”，用以警示后世遇事不必死钻牛角，而应该懂得通融、屈伸。
值得一提的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的“穷”字，与现代人概念中的“穷”字大有不同。史载孔子去世以后，他的高足子贡做了卫国的相国，有一天，他去看望师兄原宪，见原宪的吃穿住行都不好，子贡便问：“难道你很穷吗？”原宪回答说：“我听说没有财产的叫做贫，学习了道理而不能施行的才叫穷。像我这种样子，是穷，而不是贫啊。”子贡听出师兄是话里有话，感到很惭愧，拜辞而去，此后至死都在为这次说的话而感到羞耻。
为什么子贡会为一个“穷”字而感到羞耻呢？这还得回到“穷”在古代的意义上，古汉语中的“穷”，不是指贫穷、没钱；而是指困窘，特指没有功名、官职，与“达”相对。而子贡之所以感到惭愧，也不乎是因为自知自己不像原宪那样坚持操守。
坚持操守无疑是值得提倡的，但有些时候，坚持操守也与坚持原则一样，不仅没有积极意义，而且容易被人拉大旗做虎皮。比如，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也曾说过“君子固穷”，他的困窘是毋庸置疑的，但他能算得上君子吗？
生活中还有一些人喜欢穷较劲，在他们的脑筋里，这个世界除了他自己，就没有一个正派的人，尤其是在评价一些官员或领导时，他们不是说此人有“家庭背景”，就是说此人靠的是溜须拍马，要么说此人走的是夫人路线。如果有人是个富翁，他们首先联想到的就是富翁的“原罪”。而他自己之所以不“达”而且很“穷”，正是因为他是个君子，不肯同流合污，等等。其实我们并不否认类似现象确实存在，但类似的人，不管把他放在哪个朝代，任何社会，相信他也不会“达”到哪里，因为他已经不通情理，又怎么可能通达？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通情达理的历史人物——叔孙通。
叔孙通本是秦二世时的儒士，因为有文采而被征召为博士。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时，天下纷纷响应，秦二世听说后很是忧虑，曾召集各位博士问计。然而当博士们异口同声地说“百姓造反乃是死罪，希望陛下快发兵讨伐”时，秦二世却勃然大怒，在一旁察言观色的叔孙通一眼就看出他是个讳疾忌医的人，于是上前说道：“如今四第安宁，怎么会有人想造反？这不过是些偷鸡摸狗的小贼罢了，皇上不必担心。”秦二世听罢转怒为喜，不仅夸奖叔孙通说的对，还赐给他帛二十匹，锦衣一件。那些脑筋灵活的博士赶紧附和着叔孙通，讨秦二世的欢喜，但仍有几个脑筋僵硬的坚持说是百姓造反，结果被秦二世投进了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