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心少一些，仁爱就会多一些
有亲，非仁也。
——《庄子·大宗师》
“有亲”指的是亲人的私情。“有亲”是带有私心的仁爱，不能算是真正的仁爱。“有亲”是儒家“仁爱”思想中的内容，“仁爱”思想引入“有亲”说明儒家的“仁爱”是有一个步骤和过程的。爱人要先爱自己的亲人，然后把这份爱心扩大，去爱别人。而在道家看来，真正的“仁爱”是要超越这个界限的。
南怀瑾先生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认为，“亲”与“仁”是有差别的。中国文化动辄以孔孟儒家思想为代表，儒家讲的仁，与佛家讲慈悲，基督教讲博爱，都有相同之处，不过解释说法各有不同。在历史上，宋明理学同佛家思想有一个争论，理学家认为，佛家讲慈悲并没错，儒家的仁也讲慈悲，但这是有范围的爱。先是“亲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我的父母养好之后，再把我的爱心扩大，再去养社会上其他的老人；把我的小孩照顾好以后，我有力量再去爱社会上的其他孩子。但佛家讲慈悲平等，爱一切众生，众生有那么多，怎么爱？所以宋明理学家认为，佛家讲的慈悲陈义太高，统统是空洞的口号。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南怀瑾先生在《庄子讲记》中讲了一个理学家们提出的问题：假如孔子同释迦佛站在河边，两个人的妈妈都掉到河里了，请问，释迦佛是先救自己的妈妈，还是先救孔子的妈妈？如先救自己的妈妈，后救孔子的妈妈，这就不够慈悲了！因为众生平等，你妈妈我妈妈都是妈妈啊，你不能分别啊！我们儒家不同，孔子是毫不客气地先救了自己的妈妈，再来救你的妈妈。
南怀瑾先生认为，庄子的“有亲，非仁也”与儒家的“仁爱”思想是相同的，只是庄子思想的范围扩大了。与庄子的思想相比，儒家的“有亲”不是仁的最高境界，无私才是求仁的前提。
大公无私是做人的最高境界，也是往哲先贤们毕生孜孜追求的人生境界。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人能够达到这一境界，而这部分人往往为后世之人所敬仰。他们高尚的品格，照耀千古，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包拯、海瑞这样的官员为什么能够千百年来为人们所称颂，为什么他们的事迹会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就因为他们无私。他们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可他们的伟大而崇高的形象却已经深入人心，超越了那些踏着累累白骨完成巨大功业的人。圣人修行的过程就是“以其无私而成其有私”的过程。因为无私，他们的仁爱得以播撒天下，泽被苍生。当人们感念他们的仁爱之心时，他们就完成了自己修行的“私心”。“无私”就成就了“有私”。
当一个人达到无私的境界的时候，他的言行举止莫不会惠及他人。无私的人心里装着的永远是他人，做任何事情都会首先考虑到他人的利益，为他人谋福利。这样的人就会刚直不阿、公平公正，关键时刻能够不避凶险，为他人挺身而出；当自己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往往会舍弃自己的利益以保全他人的利益。
开封是北宋的都城，是皇亲权贵们聚集的地方，因而开封的知府也是最难当的。据记载在北宋政权存在的一百多年间，出任开封知府的竟有一百八十多人，平均每个知府的任期只有半年多。包拯在任知府期间，不畏权贵，执法如山，为民做主。当他得知自己的侄子犯法之后，不顾他人劝阻，毅然将之斩首，以正国法。
包拯在历代官员中算是最无私的一个。抛弃私欲的他时时刻刻将国法、百姓放在第一位，事事以此为先，故而能够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与当朝权贵周旋，能够割舍亲情，还百姓一个公道。
那些完成千古功业的人或许会在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却不一定能够深入人心，为天下人所敬仰。真正深入人心，为民众所敬服的人必定是品格高尚，达到无私境界的人。
当年周总理去世的时候，联合国为他降半旗致哀。当时很多国家的外交人员很不服气。他们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十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她的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
联合国为周总理降半旗，不为他是新中国成立的功臣，不为他一生兢兢业业为国操劳，也不为他一生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建立不朽的功勋，而是为了他的一无所有。一个国家的总理一无所有，正是他大公无私的最好表现。
大公无私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做不到而不做。虽然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尽量靠拢，减少私心，减轻私欲，多为他人考虑，不做损害他人利益的事情。这样我们的仁爱之心就会多一些，就会惠及到他人。
虽然我们不能像历代先贤一样泽被天下，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帮助周围需要帮助的人。在私心逐渐减少、仁爱之心逐渐扩展的过程中，我们的品格也得以提升，我们的人生也会更加有意义。
帮助弱者是人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论语·卫灵公》
师冕来见孔子，走到阶沿，孔子说：“这是阶沿”。走到坐席旁，孔子说：“这是坐席。”都坐定了，孔子告诉他说：“某人在这里，某人在这里。”师冕告辞出来。子张问道：“这是同盲人（春秋时乐师多为盲人）讲话的方式吗？”孔子说：“对的，这本来是帮助盲人的方式。”
南怀瑾先生在理解这一段话的时候，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释迦牟尼有一个弟子，眼睛看不见，但还是自己缝衣服，有一天他穿不起针线来，就在那里大声叫，要求同学帮忙他穿一下针线。但是他的同学，那一班罗汉们，都在打坐入定，没人理他。释迦牟尼这位老师，就自己下来帮他穿好针线，交到他手上，教他怎样缝。这个学生一听到声音，才知道是释迦牟尼。他说：“老师怎么亲自来？”释迦牟尼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而且释迦牟尼马上对所有的弟子们上了一课，说：“人应该做的，就是这种事，为什么不肯帮助残废的人、穷苦的人？”
同情弱者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和本能。人类诞生之初，生存条件非常艰苦，只有同心协力，才能与大自然抗衡，取得生存的权利。因此那个时候，人们总是能够相互帮助，患难扶持，不会将自己的生存建立在别人的苦难之上。原始社会的人们总是根据需求将所有的食物平分，而不会出现一个强者霸占所有食物的情况。
然而，随着生产力的逐渐提高，到了出现了剩余的时候，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人们开始凭借自身能力的强弱来争夺食物，弱肉强食的社会开始形成。在以后的岁月里，人与人之间根据实力的强弱划分了等级。权利相争的拉锯战就此拉开序幕。人人都想成为人上人，都想将别人踩在脚下，都想受人顶礼膜拜。然而总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长久地将这种地位保持下去。于是纷繁的战争开始出现。天下大势合久必分，久分必合的梦魇因此而形成。本应是和谐共存的人类发展史，变成了一部战争史。由此可以看出，不懂得同情弱者，将弱者踩在脚下，绞尽脑汁从弱者身上攫取利益是造成人类社会变成弱肉强食的野蛮丛林的最重要的原因。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种残忍的竞争方式应该是存在于野蛮的丛林时代，而不应该应用于文明的人类社会。同情弱者才是人类文明的应有之义。我们不是那个终极的强者，但是，我们周围也存在许多比我们弱的人。对他们，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我们不能以我们是弱者为借口，拒绝帮助这些人。
就像孔子对待师冕一样，只是举手之劳，我们没有弱到连这都做不到。在我们周围也有残疾人存在。但是很多人把他们当做笑料来看，以嘲笑他们为乐趣，以他们为跳板展现自己的高明，却将自己卑劣的人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同情弱者是一种天性也是一种责任。我们努力寻求进步，为的就是使自己成为强者。然而成为强者之后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取得了轻视弱者的资格，而是肩负起了帮助弱者的责任。不履行责任的人，没有资格成为强者。
真正的强者和真正的大人物都是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的。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屈原说，“哀民生之多艰”；杜甫高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些人都具有同情弱者的心理，无论他们是否真的达到强者的地位，他们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是不折不扣的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