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所期望的理想社会其实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当然，这样的社会必须是把“社会公德”置于“血亲私德”之上，因为唯有泯灭血亲私德，才可能让一个国家能够高度组织化。但是好景不长，短命的大秦王朝让汉朝统治者们对这样一种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产生了怀疑，于是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的时候，第一个开刀的就是法家。《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年冬十月……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没过多久，董仲舒又在上《天人三策》时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主张，并被汉武帝欣然采纳。从此以后，法家学说似乎销声匿迹，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都知道儒家是强调“自律”的，但是法家主要是强调“他律”。所谓“自律”，就是指个体的道德，也就是一般我们常说的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他律”，就是指社会的道德规范，也包括各种形式的社会监督及奖惩的机制。从“自律”与“他律”的关系来看，“他律”其实是相对“自律”而言的，它所强调的道德责任主要取决于道德规范的本身，而并不是出于主体自觉的道德意向，因此就具有很强的强制性；而“自律”则比“他律”更进了一步，是一个人对道德责任的自觉意识，它强调的是道德主体的理性和意志。在《汉书·元帝纪》中，汉宣帝的一句名言正恰如其分地揭示了法家学说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第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是如何应用法家思想的？
我们不去看那些比较特殊的时期，也仅仅是以领导者为主要考量的对象。法家讲的统御术，一方面针对领导者本身心性中的本质、动机及想法，提出了应对策略；另一方面则提供被领导的人的心态，从而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机制，制定法律法规，规划出治理国家的蓝图。这两方面都展示了法家学者杰出的经营管理智慧，对现代社会有着很大的启示。
首先，我们来看看领导者自处方面。
法家从道家思想得到启发，对领导者自处提出了两方面的意见：一是虚静无为，一是任势。
领导者和民众一样都是平常人，同样也具备人的常性。而领导者的心性一旦被臣下所洞悉，那么臣下必然会逢迎拍马，甚至隐恶扬善，所以领导者应该明法以去私，避免自己因为小人好恶而伤法；或因为臣下洞察到自己内在的心思而被蒙蔽。因此，“法”便顺应而生。
任何事情以法为依据，则可以善恶分明，赏罚清楚，作为领导者便能谋求国富兵强，而作为臣者也因此而不至于夺上权柄。比如《韩非子·五蠹》篇中讲到：“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英明的君主治国的方法，在于专一的用法而不追求用智，坚定的用术而不崇尚诚信，这样法治才不会败坏，而群臣也不会有奸诈的行为。
而另一方面，法家认为权势是很现实的实权和威势，是国君治国的资本。所以，《韩非子·内储说下》中写到：“权势不可借人，上失其一，下以为百”，权势必须由领导者一个人把握，绝不可以假借他人。
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法家思想在管理臣子方面。
当领导者在管理手下的时候，考察手下业务水平的时候，必须掌握“刑德”二柄，也就是说，作为领导者只要制定出刑德的标准，让手下的人得以遵循，那么这个领导者就能够成就霸业。
我们都知道，法家思想的核心是“法”，依法而任官，循名而责实，信赏必罚，为的就是让整个组织有一个统一的行为标准。在法家，法首先是公平而公开实践的。其次，法的执行结果必须是信赏必罚的，只要这样做了，整个国家、社会也必然会秩序井然。
还有，法家讲“术”。韩非子给术的定义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我们可以看到，“术”包含了君主对臣下的考察、监督、奖惩等整个管理过程。
韩非子认为用术其实就是“循名而责实”。这里的“实”就是组织中那些担任职务的人。“名”就是这些人的头衔。所以领导者的责任就是把某个特殊的名分加于某个特殊的人，也就是把一定的职务授予一定的人。这个职务的功能，之前必须已经由法规定了，也已经指明了，所以领导者不需要，也不应该为他用什么方法完成任务而操心，只要通过结果来考察功过就行了。这就是君主使用、控制群臣的具体原则及方法，即“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任。”(《韩非子·用人》)
在这里，韩非子并没有像孔子那样要求“正名”，而是要求“正实”，也就是用“名”作为标准来责求“实”是否与“名”相符，这显然更加的实际，也更加的理智。
我们回顾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法家的理智思索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儒家。因为当时虽然孔子、孟子所谓的仁义学说非常美好，但就当时的现实状况来讲，这些学说很多只能是理想。所以，晨门曾经讥笑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而梁惠王也认为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苟卿列传》)。相反，韩非子无论是对于现实问题的认识，还是解决方案的提出，都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第三，法、术、势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
上面已经给大家讲到了，法家崇尚的是法、术、势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在此三人的基础上，韩非子分析各自的优劣，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
在《定法》篇，韩非分析了申不害、商鞅片面的缺陷，论证了术与法两者都是不可偏废的。他认为术者，“人主之所执也”；法者，“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所以，申不害辅佐韩昭侯长达17年，当时虽然有万乘战车的强盛兵力，但是韩国也没有完成称霸于诸侯的大业。这是因为当时的君主只知道运用术，而各地方却没有尽力修治法令所造成的祸患，“托万乘之劲韩，17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
但专修“法”而不行“术”的君主也是无法完成大业的。韩非子以商鞅治秦为例。商鞅治理秦国，“徒法而无术”，建立检举和连坐制度，以求考察得到犯罪的真实情况，使居民之间都互相监视，一家犯法，其他九家如果不告发也连同治罪，对有功的人则实行丰厚的奖赏，而且说到做到；对犯法的人则施以重刑，而且坚定不移。这样完备的制度果然让秦国达到了富而兵强的目的。但“无术以知奸，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君主没有运用“术”去洞察奸邪，商鞅虽然多次修治法令使秦国富兵强，而大臣反倒利用变法成果谋取了私利。所以秦国虽有强盛的国力，却几十年都没有完成称帝的大业。
除了法、术之外，慎到的“势”论也是为韩非所认可的。慎子以“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蝼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为喻，来论证“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韩非·难势》)。韩非赞同慎子的论述，认为只要“抱法处势”，那么国家也可以治理得很好。如果“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人而辩之，不能治三家”。没有奖赏的勉励，刑罚的威慑，抛开权势放弃法度，就单纯的靠领导者的劝说，是不可能治理好一个国家的。
所以，作为一名领导者只有取长补短，将法、术、势结合在一起使用，才可以达到治世。
【国学小讲堂，人生大智慧】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孔子说：“只要有志于仁道的实行，就不会有恶行了。”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是很重要的，如果政绩观正确了，就不会有恶政了。保持正确的政绩观，即使在工作中有失误和过错，也不会形成恶政，恶政的形成必然是因为人的心术不正和有意做坏而导致的。
【品故事，明心志】
耳冷眼热
有个叫王文成的人，最近被朝廷封了爵位，同僚中有个人很眼馋。有一次，王文成上朝时，戴了一顶两边有垂帛遮住耳朵的帽子。那个同僚看见了，笑话他说：“先生耳朵冷吗？”王文成回答说：“我不耳冷，先生眼热。”
五、《论语》治天下的深意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思想家、文学家不受《论语》这本书的影响。“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出自《宋史·列传十五》，“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
北宋起于五代的藩镇割据之乱，赵普协助赵匡胤解除了藩镇对中央的威胁，制定新朝的典章，可以说是北宋的开国元勋。《宋史》对他的评价是：“普为谋国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蓍龟圣模，宋之为治，气象醇正，兹岂无助乎。”少习吏事的经历使赵普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他在晚年更是悉心研读《论语》，这为北宋政治崇文重礼奠定了基础。
《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被称为中国人的《圣经》。这本被中国人读了几千年，包含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与治国之道，是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把钥匙。由于《论语》和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历代的思想家对《论语》都进行了无数的阐释和发挥，所以《论语》所包含的文化价值已大大超出了这本书创作时本来的价值了。
提到《论语》，我们就不得不去谈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出生于公元前551年的鲁国(今山东省南部)，祖先是商的后裔。孔子的家族在孔子出生前已经没落，从《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中来看，孔子家世贫寒，他曾在鲁国任职，五十岁时，由于政局混乱，被迫退职出走。从这以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他与弟子周游列国，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社会和改革理想，但是却很不顺利，处处碰壁。晚年的时候回到故乡，整理上古文献，编成六经。
孔子生前已经是人们公认的渊博学者。《论语·子罕》篇记载，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这位身处达巷的无名人氏称赞孔子学问渊博，很难用某一方面的专长来概括他的成就。孔子自称对古代文明“述而不作”，其实他的学派对古代文明进行了新的诠释，吸收了古代文明的精华，创立了一个新的文明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司马迁对孔子的评价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就像高山一样，他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我虽然不能达到夫子的高度，但追崇和仰慕他的心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司马迁读了孔子的着作，又亲自到孔子的家乡考察孔子宗庙的舆车、冠服、礼器，看到当地读书人在他家学习礼仪的情况后，迟迟不愿离去，感慨道：“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白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可见，孔子虽然没有成为显赫一时的大人物，但他的影响远胜于所有的天子王侯，到了明朝中期以后更是尊崇他为“至圣先师”。
《论语》中孔子最主要的治国方略就是重礼，即所谓“克己复礼”。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彭林先生曾经指出孔子对礼的阐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指周礼，就是周公所制定的西周礼制。西周开国之初，周公治理作乐，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由此确立了道德在治国理念中的主导地位，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二是体现德治、仁政的途径。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提出了“仁”的思想。而礼则是把“仁”进行了具体化。在《论语·为政》中有这样的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可见孔子认为通过严刑酷法来治理国家，老百姓就会因为畏惧刑罚而不去触犯法律，但是老百姓的内心并不会感到羞耻。而用礼来保证道德目标的实现，结果就不相同了，老百姓会因为有了羞耻之心，不仅不会做坏事，而且会出现上进心，做很多的好事。
第三，礼是个人修身的手段和方法。孔子认为君子一方面要“博学于文”，积累渊博、深厚的知识，同时也要“约之以礼”，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
孔子认为社会走向秩序、实现礼制的首要措施是“正名”。有一次，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就是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如果一个国君按照为君的原则做事，他就不仅有君的名分，也有君的实质。如果一个君王空有其名，而没有君王应具有的品质，即便在大众面前他是君王，其实他本质上是根本配不上“君”这个名分的。
在复杂的社会关系里，每个人都有不同责任和义务，每个人也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分，这就要求每个人都应当完成他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孔子主张“正名”的意义。现在治理国家也要求“各尽其事”，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能治理的井井有条，和谐稳定。
【国学小讲堂，人生大智慧】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听到后说：“思考两次就可以了。”
“三思而后行”其实就是一个谋事的方法。按说，孔子强调“慎”，三思而后行就是“慎”的具体方法，其实有些事情思考一次就可以了。但是重要的事情，不但要三思，还应该多思。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分寸，用过了头，好的方法也不会产生好的效果。
【品故事，明心志】
为人处世要谦虚
大学士苏东坡和禅师佛印是一对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参禅论道，谈论佛法。
这天，佛印禅师照例登堂讲法。他已事先通知了苏东坡，可苏东坡路上碰到了妹夫秦少游，耽搁了一些时辰，等到他赶到法堂时已经没有座位了。他只好东张西望寻找坐的地方，不知不觉就找到了佛印禅师的法坛下面。佛印看他东张西望的样子，就知道他在寻找座位。于是对他说：“你来晚了，人都坐满了，这里没有你的位置了。”言外之意是说他不守时间，没有时间观念，不配参禅听法。
苏东坡听后机锋相对：“这里没有座位，那我就以禅师四大五蕴的身体为座吧！”
佛印说：“如果你能回答出我的一个问题，我就把身体给你当座位。如果回答不出，你就得把腰间的玉带留给本座。”
苏东坡想都不想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只听佛印说道：“我的四大本空，五蕴非有，请问学士你要坐在哪里？”
苏东坡听后，支支吾吾半天也没有回答上来，只得解下腰间玉带给了佛印禅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