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总体而言，内战后的十年是一个纯朴而又轻松的时代。它的某些方面使得后来的历史学家将它看作一个“镀金时代”，而这十年中的最后几年（萧条时期）却是一个悲剧时期。美国人大都在努力工作，大口喝酒，经常大声地自吹自擂，并且彼此之间为了同一个目标进行着激烈的竞争。然而，他们也怀有相同的想法，惊叹着技术的进步，惊叹着社会演进中的定律。这些定律“如同自然法则一样，和谐而庄严，像法令一样永恒而神圣”。到处都可以听到帝国建设的或者仅仅是城镇建造的“叮叮咚咚”的声音，到处都可以看到淘金热或地产热引发的骚乱。所有的城镇都“生机勃勃”，所有城市的大街上“都挤满了衣着光鲜的购物者，而且剧院、旅馆和铁路上也挤满了喜气洋洋、带着无尽金钱的人群”。
而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财富，真正的“镀金时代”之子——马克·吐温，畅游于康斯托克矿区淘金热的旋涡之中。他在《艰难岁月》（Roughing It）一书中描写了弗吉尼亚城。在这里，人行道上挤满了人，街道本身也挤满了货运队伍和其他车辆：
每一张面孔上都有欢笑，每个人的眼神中都带有欢乐或者近乎凶猛的紧张，似乎正在诉说着每个人的脑海中正在沸腾的赚钱计划以及支配每颗心灵的崇高希望。 金钱多如牛毛…… 在这里，有军用品公司、保险公司、铜管乐队、银行、旅馆、剧院和“手风琴式住宅”，也有打斗、谋杀、审讯和动乱。在这里，每隔十五步便有一家威士忌制造厂，还有十二家啤酒厂、六座监狱和维护稳定的派出所以及人们议论着要修建的一所教堂。“流金岁月”之花正壮丽盛开着！
亨利·亚当斯认为，如果让美国人民来思考自己的话，他们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永不满足、乐于进取、精力充沛、机灵聪明的民族。并且他补充道，这也许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他们总是不加鉴别地接受着评判价值的相同标准，查尔斯·狄更斯以及很多其他访美的伦理学家经常这样提到。
“好吧，先生，他是个聪明人。”这就是那些快速抢占了铁路、矿场以及港口权的着名人士所作出的反复辩护。每个人都嫉妒着杰伊·古尔德的机灵以及吉姆·菲斯克的聪明。尽管毕彻攻击菲斯克“只是一颗耀眼的流星，他的欲望让人厌恶，他对于公共礼仪的违反让人反感”， 但是，这个时代还是毫不吝惜地崇拜菲斯克。最糟糕的是，“菲斯克只是干了一些在他的位置上别人都会干的事情”。
在1870年的秋天，伴随着一场劳资纠纷，伊利铁路公司的机车制动员们开始罢工。而宣称自己从来不会“屈服于命令”的菲斯克，纠集了1000名武装人员，从纽约派遣过去，并命令他们向任何敢于抵抗的工人开枪。菲斯克以这种方式极为迅速地镇压了这次“叛乱”，而且舆论中充满了对这位“伊利王子”的赞美之词。但是，如果要赐予菲斯克头衔（“王子”或“上校”）和荣誉的话，那么则要为同样强大的范德比尔特树立雕像了。范德比尔特曾经成功地向他的铁路公司中注入了大约5300万美元的“绝对水分”，并将这些水分变成了黄金。在纽约中央铁路系统的最后一次合并之后的1869年5月，范德比尔特被授予了杰出公众荣誉奖——尽管为了这一荣誉而举行了一些庆祝活动，并且这些庆祝是在范德比尔特的要求下举行的，也由他自己出资。伴随着众多的仪式，在圣约翰公园（St·Johns Park）的一个车站，一座雕像揭幕了。而且，在哈德逊大街，铁路公司新货仓的三角墙上面刻有一个代表了范德比尔特本人的青铜浮雕，这个浮雕比他真人的个头更大。青铜浮雕屹立在墙壁中央的壁龛中，“神情相当严峻，穿着他喜欢的毛皮大袄”。 在这个雕像的两旁各有一块巨大的青铜板，上面写着他的人生事迹：右边是关于他海运方面的事务，包括掌舵航船、战船以及太平洋邮轮公司（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的蒸汽船；而左边则是与其有关铁路桥梁、蒸汽机车和客车的事迹。当时一位受欢迎的高雅演说家——有着“特维德帮”(Tweed Ring)名声的奥克·霍尔(Oakey Hall)市长将范德比尔特比作富兰克林、杰克逊和林肯，称他是“粗制的、具有美国特色的一个卓越的原型，这种特色为每一位出身卑微的孩子成为国家名人开辟了道路……”；而一位主教则祈祷称，“当财富与荣耀已经堆积到范德比尔特身上时，他可以将他所有的才能贡献出来致力于人道事业，并且寻求将他的财富贮存于芸芸众生之中”。
正如范·威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①所认为的那样，事实上，就像是在“十字军东征”中一样，一个将自己完全投身于开发美国大陆自然资源的人，看到了只有用追逐私利以满足个人需求的强有力措施才能实现的巨大社会成就。因此，这个时代将范德比尔特或菲斯克当作偶像，崇尚他们的强硬、力量和机敏，而非他们品味或精神上的文雅。而且，就像这个时代能够容忍亨利·沃德·毕彻的通奸行为一样，不是因为这位煽动政治家的雄辩的口才，而是因为他主编的宗教报纸以及演讲事业是全国范围的项目。而且，由于当时个人生活大都比较贫困，人们可能会更加自由地享受个人生活。正如帕克斯顿·希本②（Paxton Hibben）所暗示的那样，环绕毕彻的“肆意挥霍的气氛”不会比菲斯克“少校”少。
此时，向火车和跨坐在火车上的范德比尔特、亨廷顿、菲斯克等人致敬的仪式，也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铁路开发是如何象征着国家命运的。“考察着整片土地，我确定了铁路系统是这个时代最有发展力量和前景的行业，并且决定投身于这个行业。”一位年轻的新英格兰人这样写道。这位年轻人就是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他的家族以出过两位总统而自豪，他本人在某个时候也将会继承这个家族的从政传统。但是，年轻的他现在正在寻找一个“向才能开放的职业”。为了进入铁路领域，他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尽管他知道这很危险，还知道这条道路是多么的黑暗和艰难。
但是，那些不能成为铁路人的人们至少还可以投资铁路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正如1870年的一位观察家梅德博瑞（Medberry）所报道的那样：每个人都是投机者，每个人都进行了投资。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铁路公司的债券销售得都十分火爆。投机者们因他们的贪婪而寻找着各种有利可图的投资。梅德博瑞在他的《华尔街的人们和困惑》（Men and Mysteries of Wall Street）一书中就提到：
黄金是女士们的最爱；牧师们喜欢矿业股票和石油；律师们都倾向购买伊利公司的股票；可靠的商人们偏爱他们习惯的主要粮食作物，他们为了远期交割卖出棉花或玉米，或为了利润买进铜或盐。
铁路的巨大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全部活动似乎表明，繁荣将会变成一个永久的事实。随铁路扩张而来的活动包括：煤、铁、引擎和材料的需求变得更大，工厂中被点燃的激情，劳动力的供不应求，上涨的工资，浮夸的利润以及奢侈的花费。1865-1873年之间，大约铺设了3·5万英里的铁轨——这与上两代人所修建的铁路里程相当，而且占当时全世界铁路里程的十分之一。随着诸如芝加哥、德卢斯、圣保罗等城市的规模在十年内翻番或扩大了五倍，贷款变得很容易，大众比较乐观，土地和城镇日渐繁荣。人们带着极大的狂热，将不管是存在银行的还是借来的大笔资金投入在重工业产品和机器上。这些机器不仅是现有的交通机器，还包括即将出现的新机器。随着价格高涨，大量的粮食从迅速开放的西部沿着新铁路被运往欧洲，他们的抵押债券可以用“法币”兑现。如此一来，甚至连最坚强的农民们都变得热心，他们享受着小麦价格（2·5美元/蒲式耳）飞涨而带来的巨大收入，同时也购买铁路以及银行企业的股票。各州与各社区正在彼此竞争着修建铁路。“在未来的几年，除了纸面业务之外，他们不能去做其他事情，”派尔（J· G· Pyle）这样描述道，“为了铁路发起人以及建筑公司的利益，他们对这些抵押物进行了鲁莽的打折……继续迅速地抵押未来，修建一座高耸的希望金字塔。”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波纳密·普莱斯（Bonamy Price）教授在1877年之后评论的那样，为了这些大部分只能在将来才会有收益的铁路公司的利益，人们上缴了15亿美元。这些资金“不是钞票，而是粮食、服装、煤、铁以及其他物质”，并且这些东西是他们实际拥有或即将在未来生产的商品。作为回报，人们收到了铁路公司以及联盟企业的股票和承诺，承诺支付利息和红利。只要帝国建造的工作依然像过去一样继续，“一致，庄严……对自己有信心”，那么这些承诺就会受到良好的评级，得到认可，并有一个高昂的市价。
这个年轻的国家，必将不断遭受某种猛然的觉醒。1870年，因“黄金阴谋”的报道，绝望或反感情绪出现在人们中间，美国又回到了艰难的困境中。1871年，“特维德帮”的丑闻再一次让人们受到了惊吓。面对这些插曲，人们不再用冷漠的耸肩或眨眼来回应。“你打算怎么处理它？”特维德习惯性地说道。但是，耸立在坦幕尼协会大厅中的政治引擎做得太过火了。当纽约市的债务每两年就翻一番时，由商人们建立的市民委员会来驱逐这些掠夺者的时刻也到了。
矛头再一次指向了“伊利帮”的歌剧院。正如菲斯克最早的一位传记作者在1871年所观察到的那样，“坦幕尼协会和‘伊利帮’融合到了一起，而且设法为彼此忠实地服务”。特维德被贬黜了，他和彼得·斯威尼被古尔德迅速地从铁路公司的董事会中赶走。现在，吉姆·菲斯克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将那些诽谤他的记者——就像《斯普林菲尔德共和报》(Springfield Republican)的无畏的鲍尔斯——监禁在鲁德洛街监狱中。
因为伊利公司的名声（它被称作铁路公司中的“妓女”）不断变坏，匍匐在四周的敌人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勇敢。据流言所说，通过不断向资本注水而筹集到的大笔资金，现在正被菲斯克倒入“荡妇的裙兜中”。在歌剧院上面的办公层，那些豪华的设有路障和警卫的套房是夜间饮酒和赌博的场所。在国外金融形势已经因为法国内战而变得动荡的时期，关于特维德、斯威尼、菲斯克、乔西·曼斯菲尔德和他们圈子的丑闻正在迅速增加。并且，这已经开始伤害到了伊利铁路公司的商业信誉。伊利铁路公司股票和债券的国外持有人，特别是英国人，现在只能以一个极低的价格才能清算掉他们的投资。而且，每一次报纸头条上叫喊着“伊利大屠杀”的意外或失事，加剧了他们的困境。朱尼厄斯·摩根、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奥格斯特·贝尔蒙特这些最具重量级的人物现在确信，伊利铁路公司这台赚钱机器“做得太过火了” 。就像“特维德帮”一样，它沉醉在权力之中，再也不会注意最基本的礼节。
不久之前，依据迫使纽约州议会通过的《伊利等级法》，杰伊·古尔德和菲斯克极好地巩固了他们的位置。通过这种杰出的手段，在任何一年的选举中，伊利公司只会选举或改变五分之一的董事会成员。因此，甚至不用占有支配性控股权，古尔德-菲斯克管理机制就可以在未来的年份一直持续下去，并能轻易地阻止外来势力进入管理层。当英国投资者抱怨古尔德的政策时——特别是对于印发债券使得他们的投资贬值——古尔德轻易地唤起美国的议员们来保护他，让他免受这些可恶的英国人的攻击；接着，他还提请他们捉拿正在帮助英国人的奥尔巴尼政客。长期被诈骗的英国人一方，其数以百万计的英镑正危在旦夕，但他们被迫放弃了获得正义的所有合法尝试。越来越警觉的英国人发现，当他们将新购买的伊利铁路公司的股票转移到自己名下，想获得投票权的时候，古尔德主席就会抓住它，并且亲自使用了他们的代理人。而法庭（巴纳德法官）以及州议会都会支持古尔德的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不仅仅只是欺诈，这是偷窃。
正如1873年纽约州议会下属的调查委员会所叙述的那样，到1871年时，国外投资方由于“无法容忍法律的延迟”，发起了一场精心的政治运动，来对抗“强盗”古尔德和菲斯克。他们雇佣了在公众中享有极高声誉的美国领袖作为法律顾问，包括丹尼尔·希科利斯（Daniel Sickles）将军、威廉·伊瓦兹(William Evarts)和塞缪尔·巴罗(Samuel Barlow)，来管理一份“防御基金”。根据一些估计，这份基金一开始是30万美元，随后追加到了75万美元。为了这些不幸的英国放债者的利益，这些领袖在奥尔巴尼使用了大量的黄金，将“实质原因”呈现在议员们面前。显然，这是一个对于放债者们的实际补救措施。让古尔德不安的是，这些措施开始起作用了。
在最近的一次股市突袭中——也就是围攻芝加哥-西北铁路公司——“伊利帮”的一位成员亨利·史密斯发现他被自己的首领在背后捅了一刀。囤积的股票一路走低，而没有走高，不像他被人引导而所期待的那样。破产了的亨利·史密斯报复了古尔德，他偷走了伊利公司的账簿，并且将账簿和他所拥有的其他毁灭性证据一起提交给了正在抗议一方的顾问——巴罗将军。古尔德的敌人们目瞪口呆地凝视着他们手中的文件。很明显，他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来将狡猾的古尔德关进监狱。
对“伊利帮”而言，这恰恰是一个危险的时刻（1871年11-12月）。此时，特维德濒临毁灭，巴纳德法官也爱莫能助，能够定罪的证据落入了他们的金融敌人手中，吉姆·菲斯克也被卷入了黑暗的私人丑闻。
①美国文学批评家，传记作家，历史学家。
②美国记者，作家，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