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尔德的脑海里充斥着各种“计划”，并且想通过这些计划来迅速发家致富。他曾经带着一种很新奇的发明来到纽约，对于这项发明，他期望颇高。“我当时雄心勃勃，”古尔德回忆道，“身上带着个小东西，自认为能够发财并且改变这个世界。而当我告诉你那是一个捕鼠器时，你肯定会笑掉大牙。”抵达纽约这个大城市之后，古尔德坐上了一辆汽车，不时跑到车厢后去看那些六七层高的建筑，而将装着捕鼠器的红木箱子落在了座位上。一个小偷偷了他的箱子，但古尔德很快就发现了，他追上了这个小偷，夺回了他宝贵的发明。按他自己的说法，通过捕鼠器和一些其他发明，古尔德在20岁时就攒下了大概5000美元的资本。这在当时可是相当大的一笔钱。
纽约城有着琳琅满目的商品，有着七层高的大楼，这一切诱惑着古尔德。在这里，古尔德投身进入了“湿地”，也就是纽约皮革市场的投机活动，并且因此结识了扎多克·普拉特（Zadoc Pratt）。普拉特是一位德高望重、十分富有的制革商人，在当时的政治圈里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他对这个年轻人的机敏印象深刻，因此给了古尔德一笔钱（也就是开工厂所需的全部12万美元），用来成立一家大型制革厂。这家制革厂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利哈伊（Lehigh）郊外的丛林中，并雄心勃勃地以这位20岁的企业家的名字命名为“古尔德堡”（Gouldsboro）。
古尔德全权负责这家制革厂，而普拉特则留在纽约。这家制革厂生意很不错，但是却没有产生利润。因此，一天普拉特带着困惑突然降临古尔德堡，他发现公司的账目很奇怪，注意到了古尔德通过附近斯特劳兹堡（Stroudsburg）镇上的银行所进行的大量投机行为。普拉特惊慌地认为，这家公司已经不可能再赢利，因此就将这家工厂以他当初投资的总额的一半，即6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古尔德。而已经在纽约有了很多熟人的古尔德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新的赞助人——查尔斯·路普（Charles Leupp）。路普是纽约大家族的后人，也是当地最大的皮革公司路普-李氏（Leupp & Lee）公司的合伙人。
很快，路普也发现，古尔德堡制革厂就好像是被设计过的一样，很奇怪地出现了管理不善的状况。1857年间，古尔德进行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想要秘密地制造一次“囤积”，结果导致古尔德堡公司的资本完全枯竭了。当年发生的恐慌迅速地摧毁了他们。而在麦迪逊大街豪宅中的客厅里沉思着的路普，用一只左轮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路普来说，参与这家制革厂是一连串厄运之一。而杰伊·古尔德的胡乱投资，可谓是对其致命一击，这让路普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12年后，也就是1869年的黑色星期五，涌上华尔街街头的暴徒们就曾经叫嚷着：“谁杀了路普？杰伊·古尔德！”
在之后的几年里，古尔德与路普的继承人以及合伙人李之间，为了这间已倒闭制革厂的所有权而进行谈判，但并没有达成和解。而且，李开始代表路普的继承人，以主要股东的身份接管了工厂。但是，杰伊·古尔德以一种恶魔般的力量抵抗着李对他的驱逐。他甚至卖力地刺激着当地的民众，向聚集在利哈伊大街上的人们演讲，对所有愿意听他演讲的人宣称：他才是这家工厂的真正主人，并且只是希望能够继续保存这家工厂，而他的对手则想要关闭这家工厂并且解雇员工。根据人们的回忆，当时古尔德纠集了一群相信了他的工人和无所事事的恶棍，通过一些免费的牡蛎和威士忌酒来怂恿他们，就像拿破仑一样，带领着这群人占领了古尔德堡制革厂。其间发生了一些流血冲突，这种冲突在当时并不少见，也并不引人注意。1860年3月16日的《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静静地注意到了这个事故，写下了这样的报道：
宾夕法尼亚的制革厂暴乱
沼泽皮革商人之间武力斗争——古尔德堡VS路普-李氏制革厂的攻防战——皮革被用来筑起防御工事——叛乱分子多达200人——制革厂被占领——防御者们的战斗——四人受伤。
最终，在长久的拖延之后，执法人员赶走了杰伊·古尔德。但古尔德从首次金钱之战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开始有了反击的方法和武器。他懂得了欺骗、投机的手段，以及挪用的本领（尽管不是十分肯定）。面对暴力与诡计时，他变得更为坚强，而且他的同龄人因为他的这些手段而更为尊敬他。通过“适者生存”的法则，像古尔德这样的人将会扬名立万。而安德鲁·卡内基当时还正在匹兹堡学习着这一法则。
第四节
1848年，安德鲁·卡内基随家人搬到了匹兹堡附近的阿勒格尼（Allegheny），他的父亲是一位贫穷但桀骜不驯的苏格兰编织工人。当时，工业革命席卷了苏格兰；卡内基家乡那些饥饿的手工工人大量地移民到了物资充裕的新大陆。新到的德国人、苏格兰人以及北爱尔兰人挤满了西宾夕法尼亚。经历了欧洲的大规模饥荒之后，在这里，美国这片大陆将会为他们提供很多的工作机会。从踏上费城或纽约码头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充满了希望。那时，13岁的卡内基在美国的生活还是与在福斯湾（Firth of Forth）一样贫困与沮丧，因为当时美国的工业发展处在初期阶段。但这还是给予了那些寻找财富的人无尽的机会。尽管卡内基从14岁时就开始在一家棉纺厂中当线轴工，每天要在阴冷潮湿的地窖里工作12个小时，但他还是很快地感染到了这个新国家的乐观主义情绪。毫无疑问，在他的心目中，平等的环境、普选权、免费的土地以及务实的发明都滋养了“进取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16岁的他所强烈崇拜的。正如卡内基给远在苏格兰亲戚的信件里写道的一样：
在这里（匹兹堡），我们很快就会被铁路包围。在城市里，已经有两条铁路正在铺设铁轨中，其中有一条还是来自遥远的西部（也就是俄亥俄州），另一条是来自费城。我们还会有一条电报线路。
铁路和电报这些新元素，激发了卡内基无尽的好奇心。一年后，卡内基离开了棉纺厂的地窖，找到了一份电报职员的工作。卡内基很快适应了这个神奇的新行业、新节奏、新世界。卡内基兴高采烈地不断给他在苏格兰的朋友写信，在信中他诉说着这些东西：
有进取心的人们都在这个国家一望无垠的公共土地上定居。那些茂密的森林倒在了勤劳的伐木工人的斧头之下。火车的轰鸣声吓坏了野狼和野牛，几年前，这些动物还在那里不受打扰地自由漫步。小镇与城市如魔法般地出现。我们已经有了1·3万英里的铁路，铁的产量完全供不应求。这个国家的土地完全被铁轨、电报线路以及运河所分割，贫穷成为未知，每年都有几百种节约劳动力的设备取得专利。我们身边的每样东西都处在变化中。
17岁时，卡内基身上就散发出了关于物质进步的不屈的乐观主义。50年后，当他成为一个老人时，这一点依然如故。1861年之前，一切都在变化。而这些年轻人都朝着他们的机会、工作与财富全速前进：有一整片“充满着财富”的大陆要开垦，还有着大量的铁路要铺设……
相对于美国本土的北方人将虔诚作为一条教育规则而言，卡内基孩提时接受到的虔诚教育要少一些，但是他在自己勤俭的家庭中学到了很多“神圣经济”的东西。而且，正如这场比赛中的其他参赛者一样，卡内基迅速地学会了跟随进步的线路前进。他身上洋溢着移民所怀有的那种希望，确信通过努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当时，美国的资源还未经探测，社会等级还没有固化，并且一切正在迅速转变之中，价值观只是刚刚出现一丝雏形，还没有固定。17岁时，卡内基这位电报工人就将自己看作进步的使者，他收发着过去要用上几个星期才能到达的即时信息。卡内基的官方传记作者表示，卡内基为人敏捷、机警、聪明并且非常“独断专行”，他很快在自己前进的每一个阶段中拓宽了自己的野心。卡内基有复杂的动机，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希望成为政治与新闻界的大人物。但是，正如卡内基当时所写的那样，他最想要的是“独立，然后享受财富可以（也应该）带来的奢侈”。卡内基非常仰慕那些行走在匹兹堡街道，从他身旁经过的拳头紧握、戴着丝绸帽子的高贵绅士。这其中有放贷人及大法官托马斯·梅隆（Judge Thomas Mellon）、铁路大亨埃德加·汤姆逊（J·Edgar Thomson）以及他追寻的偶像——令人敬畏的托马斯·斯科特（Thomas Scott）。
尽管有着相对丰厚的薪水——800美元/年，但是卡内基断言在电报业没有“前途”。一天，卡内基迅速地接受了邀请，去为斯科特工作，在斯科特那里做秘书和电报员。斯科特是当时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Pennsylvania Railroad）驻匹兹堡的负责人，他是这批新铁路大亨中最为精明的阴谋家之一。在为斯科特工作期间，卡内基从这位懂得怎样“无中生有”的铁路大亨那里获益良多。斯科特对卡内基这个18岁年轻人的印象极为深刻，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白头发的苏格兰家伙”。修建铁路在当时很时髦，因为实质上也算得上是拓荒活动，这吸引着“海上的水手、西部失望的淘金者和拥挤城市里的移民”。 通过在适当的时机破坏规则，在紧急事故中勇敢地承担责任，卡内基很快脱颖而出。虽然他个子不高，但他能吃苦耐劳又有进取心。卡内基很快成了一名部门主管，使用与在当时那个野心勃勃时代中发家的人同样的手段，管理着他那些粗野又好斗的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