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893年：恐慌！就像热带旋风或地震，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恐慌总是带着可怕的突然性爆发。昨天还富足的商人们将会撕碎今天的报纸，并且哭着倒在他们妻子的脚下，大喊道：“我们完蛋了！” 因此，这个时代的回忆录描绘出了这些定期重现的经济风暴的破坏性。在成千上万美国中产阶级的客厅窗户上挂着的厚重的红色或绿色天鹅绒窗帘后，这个国家的闹剧正按照它的经典形式重新上演着。瓦斯灯温暖的光照耀着房间内部，房子里面有装饰品、镀金的胡桃木家具、花边桌布以及其他种种东西。一个华丽的大理石壁炉上面刻着一句话：我们信赖上帝。一位主人坐在屋子里，他的双颊丰润，有一把弯曲的大胡子，穿着精美的双排扣礼服。对面坐着的是他的妻子，她穿着长长的紧身胸衣，外面是高雅华丽的天鹅绒长袍。妻子的脸上显出惊慌的表情，而丈夫脸上则显出他撕心的痛苦，因为毁灭已经降临到了他们身上。明天，他们的希望、他们所有的身外之物、他们家里的东方饰物和瓦斯灯等东西，都将会一起消失在破产的深渊中。
事实上，尽管小型承办人的破产看似可怜，但是相对于萧条在大众身上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似乎不值得一提。这主要意味着个人财富的转移，意味着大资本家对小资本家的剥夺。随着经济周期的每一次轮回，这个剥夺过程不断地加快。有时候，个人的愚蠢或贪婪会使一个人走向商业的坟墓。但是现在，经常被提到的是，这是一种“刻意的管理不善”的结果。人们现在清醒地看到，曾经勇猛地参与了无畏扩张的大铁路公司以及其他企业“官方地”夸大了他们的收入，他们所支付的分红超过了其收入，而且给他们实际上已经一文不值的股票披上了一件拥有极大价值的外衣。1893年年初，国家绳索托拉斯（National Cordage Trust）在通常每年支付10%的现金之外，还宣布了一笔100%的股票股息。那些将他们的储蓄委托给这家公司的投资人充满了喜悦之情。但是几周之后，在5月，这家公司就宣布破产，无力偿还债务，被指定了一位接收人，而且人们发现该公司的金库空空如也。提起一些突然倒闭的大企业，圣达菲铁路以及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的不幸，也展示出了与国家绳索公司一样管理不善和资本浪费的悲哀。但是，这些令人害怕的、残酷的“通货紧缩”似乎并没有让那些富豪们感到烦恼。他们已经事先得到了预警，做好了准备，冷静地度过了这次危机，并且显现出他们的力量得到了相对的加强。
中产阶级储蓄者和投资人遭遇了惨重的损失。但是相比城市和工厂里那些工人的主人或者农场的耕种者来说，过度投资的企业领袖的疯狂行为导致了更激烈、更广泛的混乱。随着粮食和股票价格的暴跌，约有15000家工厂和商行倒闭，500家银行突然破产。而且，资本外逃、黄金囤积与完全恐慌同时上演。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整个经济有机体现在结合得更为紧密、更为相互依赖。普遍的混乱与麻痹正在快速传播。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农民正死死盯着几乎毫无价值的棉花和只能用作燃料的玉米。而且，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工人现在感觉到了他们正在变薄的工资信封，甚至他们在极端的贫穷中离开了他和家人再也无法享有的苦涩小屋，去参加那些渲染了这个时代的大型起义：在工业城市或煤田里举行大罢工，焚烧火车车厢，与士兵们展开搏斗。而且在威廉·布莱恩大声呵斥“华盛顿的金本位者”之前，雅克布·考克西将军的“工业大军”穿着衣衫褴褛的制服，带着飞舞的旗帜和标语，开始了穿越这个国家的漫长行军，去给总统呈上一双“请愿靴”。
灾难现在似乎降临到了整个国家身上，但是它不再是通过天灾、不景气、战争或洪水，也不是通过削弱人们的精力与技能。尽管整个大陆依然在呼唤着生产性的企业，但是那些企业领导人并不想生产或制造，所以这场灾难来临了。他们，这些工业贵族们，现在受到了“富人恐慌”的控制（正如人们含糊但是深信不疑地称，1893年的恐慌与其他年份的恐慌一样）。这些工业大亨不想“使自己富裕的同时也让其他人富裕”。只要有可能的话，他们只想照料他们的金钱利益，在将其资本投资转化成现金或黄金的过程中，彼此进行着竞争。过去，这些工业大亨一直在忙于进行约翰·霍布森所说的“过度储蓄”。他们过去一直都在储存越来越多的资本，用这些资本去为长期改善、排水沟、铁路或笨重的新机器付款。他们一直都在为自己做着准备，预备着某一天他们必须生产出更多数量的棉布或钢铁，但是他们没有考虑人们是不是能够消费这些生产出来的东西。在这个当所有的价格与薪水对于消费者来说都太过高昂的阶段，这种购买力的下降导致了投资或储蓄的突然停止，而且带来了生产过剩以及萧条。现在，正如约翰·霍布森所解释的那样：
真正的过剩，是以闲置的机械、关闭的工厂、未开采的矿山、未使用的轮船和火车的形式呈现的。这就是代表了大多数生产过剩的辅助资本，而且它的闲散预示着大量工人的强迫性失业。这些机械的制造和设计本来是为了增加商品生产流动的，现在对于消费而言，它却增加得太快了。
在很多情况下，不受控制的资本投资的证据之一就是1880-1890年之间铁路债务的翻番以及各种工业联合数量和规模的巨大增长。但是，在一个使得少数人年收入能够达到1000万～2000万美元，而底层人口中那些有技术的人的年消费能力都不会超过500美元（即便是这样的能力，都不稳定）的分配体制下，还有别的什么能做呢？而且，甚至大众购买力都可能会被这些大亨破坏。威廉·范德比尔特在主张降低工资时，对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股东们抱怨道：“工人的薪水现在相当于每天能够买到一桶面粉的水平。”而与此同时，这些大亨们却在做着各种准备，去生产和销售超过人们消费需求的更多的面粉、更多的商品，提供更多的铁路服务。
这个时代的私人报告以及授权文件向我们显示了，这些工业大亨的收入是如此可观，以至于他们几乎不能自己花掉这些收入。因此，穆拉特·霍尔斯特德告诉我们，在接近1890年时，也就是在其去世的前一年，杰伊·古尔德的收入大约是每年1000万美元。“古尔德甚至已经不能够使用他个人资产的一小部分——即使他的分红所产生的利息的一小部分。他必须用这笔钱来进行再投资，而且古尔德也确实那样做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古尔德用这笔钱买了其他的股票。”换句话说，古尔德进行了新的资本投资。
在范德比尔特家族的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知道，他们将来自股票的2亿美元的巨大收入用在了投资新铁路线路、开发更多的煤矿以及引进新的可以减少人工劳动的机器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洛克菲勒也被同样的不可抵抗的冲动所激励——他扩展了新的管道线路，建成了新的终点，修建油船，收购新的工厂。“生意变得越大，”洛克菲勒说道，“我们所投入的资本就越多。我们的目标一直是相同的——通过提供最物美价廉的商品来扩展我们的生意。”另一位实业家宣称：“通常来说，有了第一个楔子就要求第二个，因此，我正在修建的大铁路对我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为了满足这些要求，我扩大着我的活动。”而曾经说过他希望能够在某个时刻不必扩展他生意的安德鲁·卡内基评论道，他总是发现“延迟扩张将意味着退化”。我们发现，卡内基在1885年彻底重建和改变了他的匹兹堡工厂，因此他可以用更少的人力更迅捷地生产钢铁。我们还发现，之后卡内基在将贝塞麦转炉变成更先进的平炉过程中投入了更多资本。而且就像古尔德和范德比尔特以及他们中的其他人一样，卡内基总想要抵抗工资上涨的趋势，并且与工业中不断增长的繁荣和不断提高的生产效率并驾齐驱。
“他们在不断地进行扩张。”在整个时代，工业之间过度投资的比赛还在继续。除了那些已经存在的线路，铁路公司也想通过未开发的地区抵达芝加哥或太平洋。获得了让其具有优势的新机器的工业家们，尝试着吞并那些生产方式已经过时的对手。他们总是想方设法扩大产能和改善他们的工厂，而这远远超过了现存人口的需求或当前的购买能力。正如霍布森所评论的那样，从头到尾，他们的整个管理政策导致了消费不足的蔓延，使得萧条程度更深，更持久。
这些企业机构的大部分更重要的首领，都预感到了艰难时刻的到来，不是因为他们拥有超自然的远见，而是因为他们正好处在工业体系的神经中枢。就像对抗波浪的岩石一样，他们不仅可以逃脱厄运带来的最沉重的打击，而且在暴风雨结束的时候，这些强大人物的地位将会更为坚固，因为战场中的反对者已经被一扫而空。
在西北，我们可以看到希尔正在他的铁路公司的金库中储备现金，与此同时，他也在不安地观察着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我们发现，停止硬币支付的恐慌正在蔓延，而希尔正在囤积资金，他总是静悄悄地提防着。在克拉伦斯·巴伦的记录中，这位铁路巨头的儿子塞缪尔·希尔回忆了巴林危机（Baring failure）①
1890年5月，詹姆斯·希尔告诉我：“明年9月，我们将会面临一场恐慌，但是要花费5年的时间才能度过这场恐慌。”他每天都会从欧洲各个国家的首都收到建议。当时，希尔在四天之内就预测出恐慌的准确时间，而且他的保险箱里就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正如希尔所说的，“一磅肉也没有”。他只有现金。他已经卖出了在大北方铁路公司和北太平洋铁路公司中的所有东西。希尔可能有5000万美元的现金。
毫无疑问，这些话是些自吹自擂的声明，我们也不应该照单全收，但是他们还是清楚地展现了这些策略。希尔传记中的信件显示，希尔已经预见到了他一直渴望控制的敌对的北太平洋线路的失败。于是，他对搭档们说：“那家公司已经过分扩张了。” 希尔精准地判断出，这场萧条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的萧条都更为巨大、更为持久，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建成了，我们不再是一个拓荒的国家……”
1890年1月24日，杰出的哈里曼给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公司的董事们写信，催促他们进行紧急缩减。“在这个时候，通过任何花费大量资金的决议都是一件不明智的事情……我们的全部力量都应该用在赚钱和省钱上。”因此，当总资本为2·5亿美元的伊利铁路、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北太平洋铁路、联合太平洋铁路、雷丁铁路、圣达菲铁路以及149家其他铁路公司崩溃时，哈里曼的铁路公司因并不缺少资源，因而度过了这次恐慌。之后，随着这场危机加深和缓解，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哈里曼是如何利用这场危机所提供的机会的。根据奥托·卡恩（Otto Kahn）的陈述，在控制了巨大但已破产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之后，趁着当时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极为廉价，为了购买设备和进行必要的改进，哈里曼将会从他同伴那里征收数目巨大的税收。
在危机之中，那些拥有最多军用物资、最多储备，在贸易“窄道”中占据最强大位置的贵族们，毫不吝惜地利用着他们的优势。雄心勃勃的雷丁铁路公司在宾夕法尼亚产煤区的失败，将会为摩根与范德比尔特进行联盟，组成一个矿产和运输垄断机构提供机会。1894年，联邦财政部的黄金损失将会给以摩根为首的放债者联营提供按照这个联营自己的条款向政府提供贷款的机会。在恐慌的年份中，发现对手们正在聚集力量来分享他的利润，卡内基将会突然与钢铁联营决裂，猛烈地削减价格，并且向他的对手们说道：“比起你们中的任何人，我可以更便宜地生产钢铁。任何时候我想要获得这个市场，这个市场就是我的。”简而言之，就如卡内基在钢铁行业、洛克菲勒在石油行业、哈维梅耶尔在食糖行业一样，垄断越强大，他们就会愈发扩张自己的工业领域，维持平稳的利润，同时会很好地利用向他们提供原材料行业的不景气。
例如，卡内基不仅仅在1893年后的5年内将他工厂的产能提高了几倍，而且为以低价卖出生铁矿石资源预先采取了措施。约翰·穆迪认为，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在苏必利尔湖(Lake Superior)矿石行业中的强大联合，“使得铁矿石的价格急剧下跌，并且将很多小生产者逼入绝境。随后，他们的股份就被卡内基-洛克菲勒联合买入了”。
正如蒙塔古（Montague）在对这些大托拉斯活动的深刻研究中显示的那样，在整个经济危机期间，这些大托拉斯“几乎没有受到打扰”，他们坚定地增长着。他们的巨大规模及其稳定性显示了，他们是主宰命运的一方。
第二节
19世纪80年代的人曾经目睹过工业联营以及各种宽松或秘密联合体的出现。根据雷普利的说法，一直到1890年，在威士忌、糖、烟草、牛肉、铁钉甚至自行车和电器行业中，大约有100个这样的组织。1898年发布的旨在抑制这种“阴谋集团”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实际上只引起了短暂的惊慌。大企业机构的所有者对法案不感兴趣。“一股任何人或任何集团都不能阻止的巨大力量”，正如塔贝尔写道，“正在引领着他们走向联合。”
与标准石油公司一样，食糖托拉斯也是在一个不景气时代进行成功管理的例子。根据标准石油公司的原则，哈维梅耶尔在1887年将17家精炼厂合并到了美国食糖精炼公司，他赢得了对这个行业的最坚固的控制。不论天气如何，利润一直都维持在大约每磅1·1美分，而且美国食糖精炼公司可以支付不断增长的资本红利——1892年为9%，1893年为22%。随着对反对者的征服，亨利·哈维梅耶尔将会静悄悄地提高美国人早餐的价格。他将会温和地说道：“谁会在乎一磅食糖的价格提高了0·25美分呢？”食糖垄断不仅仅受到曾经被哈维梅耶尔称为“托拉斯之母”的保护性关税的庇护，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垄断还从为了“分量不够”而与海关官员达成的合谋协议中获得成功。以这种方式，政府的国内税收部门损失了250万美元（保守估计）。至少，这个数目应该是有一天因为对该事件的公共揭露而吐出来的数目。
在纽约州，这个垄断机构受到了挑战，美国制糖公司向华盛顿的最高法院上诉，并且最终收到了最高法院的判决。判决称：
①19世纪最着名的主权债务危机，由位于伦敦的巴林银行濒临破产，无偿债能力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