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于这三个为了获得控制美国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彼此竞争的主要金融集团来说，被人们称作J·P·摩根公司的银行组织、以其紧密简洁的组织、可靠的计划以及牢固而又分布广泛的控制手段，显示出了这家公司最为强大的实力，是统治经济的强有力的引擎。摩根的力量绝不仅仅是来自J·P·摩根本人或他的合伙人们所持有的黄金，尽管这些黄金相当可观。展现这种力量的复杂且多样化的形式本身就很惊人，而且这还需要精确的解释。与此同时，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其他的大资本家也缺乏摩根所具有的这样有目的的想法以及果断的计划。
银行家们占领了资本主义系统的导航室。通过与客户之间的密切联系，银行家能够轻易地“知道一切，看到一切，听到一切”。作为公众的安全守护者，而且带着他自己的钱箱，银行家守卫着黄金或信用的蓄水池。为了贷款资本的紧缩和贷款资本以短期或长期形式的无限扩张，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使用这个蓄水池。商人、实业家、铁路经理都带着他们的可流通票据、优良或劣质的抵押品、付款的保证或承诺奔向银行家。为了在收益好的日子里发财，为了使自己在收益不好的日子里避免拮据甚至灭亡，银行家牢牢地抓住每次机会。正如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一书中所刻画的那样，银行家总是有着“山猫一样的性格，薄嘴唇，眼光锐利，外表严厉，耷拉着脑袋”。 带着毁灭性的注视，银行家镇静地窥探着人们的秘密。银行家总是思考着未来，思考着他借贷出去的黄金是否能够足额并带着利息回到他手中。现在他们正思考着分享一次极有前景的投机机会，或者计算着因为紧急情况，在能够保证其商业信誉的情况下，他们距离被征收费用还有多远。
但是，私人银行家，特别是从事投资推动的私人银行家与一般放债者相比，他们站在了一个更具战略性的位置。在发行股票以及债券的工作中，特别是在一个人口于20年内翻番、工业建造必须几乎不停地进行、地下资源需要更大规模开发的国家里，私人银行家的战场是无限的。摩根的工作就是买卖以及创造资本的发行，而且他是带着看多美国的无上自信来进行这些工作的。摩根通过在储蓄者以及投资者的市场里进行有力的公开募股，为诸如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或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这样的公司募集资金。凭借这些募集到的资金，摩根以发起人佣金的方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股份。而且所募集资金总额的一大部分也作为保证金，或者为了在将来的项目中使用而存放在摩根那里。除了这些之外，正如目前所显示的那样，公众资本的资源也会进一步向摩根开放。
但是，是在破产铁路资产的“重组”中，摩根第一次抓住了获得权力的最大、最耀眼的机会。因为臣服的客户（不管是伊利铁路公司，还是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极度需要新鲜的运营资金，拥有现金蓄水池的摩根能够现身并且强加给客户严苛的条款。首先，摩根将旧债务按比例缩小或减少到一个可以在新债务定下合约之前能够安全承担的水平。他将要进行的工作就是这一点，而且无视那些被毁灭的债券持有者将会怎样激烈地抱怨。其次，摩根要求在他帮助拯救的那些企业的管理中拥有主导话语权。这一点是通过以股票的形式获得报酬，或将他自己或他的代理董事任命为拥有委托表决权的董事会成员而实现的。
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繁荣期间，营销债券的业务市场显着地扩大了。布兰达斯法官（Justice Brandeis）写道：“因此，他们（投资银行家）变成了发起人，或与发起人联合。”发起人就是证券的制造者。而且，这位法官幽默地继续写道：“将发起人的责任添加到那些助产士的责任里，在公司遇到灾难时，投资银行家就变成了证券持有人‘保护委员会’的会员。之后，在对这些不成功的企业进行重组的过程中，他们又作为‘重组经理’参与进来，而且最终变成董事。”
仅仅是对新资金的需求，就会使银行家反过来要求在管理层中获得一个席位，成为董事会的成员。或者，银行家会要求股东们的委托书应该由他们来保管。“无论情况怎样，一旦一位银行家进入了董事会”布兰达斯推断道，“就证明他的集团是顽强的，而且他的影响力通常是至高无上的，因为他控制了新资金的供应。”
当摩根逐渐从长时间的沉思计算转移到谈判或行动时，这位大银行家脑海中正在成形的就是一个为了集中控制的极为艰难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交战的铁路大亨，甚至冲突的行业都可能会在他的独裁之下被组合在一起，和平且顺从地工作。时代要求这样的一种控制——人们在1893年及接下来的年份中就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而且，不久之后，由国会所指定的来研究这些问题的工业委员会，在谈到关于铁路的问题时宣称：“在美国铁路历史上，没有任何时候会比现在更需要由政府机关在关于交通价格以及交通状况方面给予有效、明智且坚定的监督。”但是，到那个时候，也就是1900年时，这么说似乎已经有点儿为时过晚，因为摩根已经承担了这个“政府机关”的角色。一直到洛克菲勒集团出现之前，除了摩根之外，没有人能够胜任这个角色，也没有任何人或集团处在这样一个去承担这种角色的战略位置上。
就像在1889年他曾经在另一个阴谋集团中召集主要的铁路人来垄断一条干线一样，在1889年之后的10年里，摩根依旧顽强、安静、始终不渝地追求着同样的目标。在摩根心目中，控制这个国家的运输机器是掌握其他任何地方的权力的关键。诚然，还有其他着名的人物或多或少地自觉促进着工业联合，比如范德比尔特、卡内基、弗里克、洛克菲勒、亨廷顿以及希尔。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每一个人都运用了足够强大的方式。不过，摩根的官方辩护者霍维宣称，除了摩根，没有任何人“为了组合，会站立得如此坚定”。没有人能够像摩根一样，将这个集中的过程推得更远，而这个过程的完成也给摩根带来了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荣耀。
霍维坦率地告诉我们，在金融世界中，一旦摩根成了有影响力的因素，他就会向这个方向不断施加压力。而且作为他简单、可靠立场的结果，命运就会丢给他一个比同时代任何人所能获得的大得多的机会。在1893-1900年，美国的铁路系统不规则地大规模伸展着，并且被竞争性的斗争削弱到了无助的贫困境地。铁路系统被迫进行完全重组。摩根证明了他自己是最成功的重组者，并且他使用因此而得到的权力和威望来消除铁路行业中的竞争。在接下来的10年中产生了很多的工业联合体。摩根在这项工作上胜过了每一个人，而且每一个他组织或影响的企业都消除了真正的竞争。
带着这种简单可靠的英雄主义，摩根用相当直白的言语说道：“我们不想让金融震动，并且一天做一件事，另一天就做另外一件事。”
1893-1901年是他征服这样一个巨大领域过程的决定性阶段。在这个决定性阶段观察这一征服的过程是令人兴奋的。起初，这个过程是逐渐的，就像一小撮突袭兵，几乎看不见前进；之后，这个过程在所有吃惊的、不知情的市民们的眼前，就变成了为所有优势点而展开的全面且激烈的冲突。
在最近的这场萧条期间，作为一个好斗的组织，摩根公司在所有方面都是完备的，而且就跟今天一样，该公司有着大量的装备。1889年，就像在40年后的1929年，摩根公司拥有大量的“美誉”。这些“美誉”在投资银行家与他的客户秘密交易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人们认为，摩根公司能够严守与同事或同谋者的合同或“交易”。众多的小投资者、投机者以及交易者对摩根公司的“责任”与“完备”印象深刻。在与合作者进行合作的过程中保持这些庄严正直的品质方面，只有波士顿的李-希金森-基德-皮博迪公司（Lee，Higginson and Kidder，Peabody）以及纽约的库恩-罗卜这家德裔犹太公司能够与摩根的公司媲美。虽然这些公司值得尊敬，可它们规模太小了。
为了能够全副武装，为了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摩根的身边聚集了一群精力充沛、能干而且通常相貌英俊的助手。摩根忠诚的年轻副手们的相貌标准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引发了这样的评论：“当上帝的使者在人类的女儿之中选择了他们的妻子时，他们所孕育的后代就是摩根的合伙人。” 在华尔街，人们称摩根他们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二门徒”，尽管摩根本人是一个低俗、令人厌恶的人物。他充满活力、简单粗暴、果敢坚定，很少有流泪或激动的时候。他合伙人中最能干的有铁路专家查尔斯·科斯特，意大利经济学家、数学家艾吉斯托·法布里(Egisto Fabbri)，来自第一国家银行的乔治·珀金斯、乔治·鲍登(George S·Bowdoin)、胡德·莱特(J·Hood Wright)，以及未来的驻英大使罗伯特·培根（Robert Bacon）。培根在相貌上无可挑剔，但是比起其他人，在谋略上却略逊一筹。作为一个金融化学家，科斯特特别着名。1884年，科斯特与德雷克塞尔以及摩根联合，从那时起他就承担了他们全部的、精心架构的铁路重组。在人们的记忆中，科斯特是个面色苍白，紧张不安的人。他总是从一场会议赶往另外一场会议（斯科特是59家公司的董事），晚上总是带着文件夹回家。斯科特精于细节，但健康状况很不好。一次轻微感冒而迅速引发的肺炎就轻易地夺去了科斯特的生命。就像摩根其他的合伙人一样，科斯特带着勇气与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经济组织的工作中。在另一种管理体系下，对社会或政府来说，这些工作大体上都富有成效。摩根所有的合伙人都得到了丰厚的利润分红，他们疯狂地工作，并且都早早地去世了。正如路易斯·科里所评价的那样，到1900年时，他们中的第一代人都去世了。只有“朱庇特”——摩根，安然地经过了“这些碾磨灵魂的商业磨坊，保持了他的活力和健康”。
他们分工劳动：一部分人专注于政府金融；一部分人专注于铁路公司；一部分人专注于钢铁公司。他们一起编织了一个巨大的关系网，而且不论摩根这位统帅身在何处，在重要决定方面，他们都要不断地向这位最高统帅报告。
如果可以对所有这些神秘的活动以及世界的起伏与震动有足够的了解，那么人们可以感知到的最深刻的事情莫过于摩根不断进步的统治理念——一个在他控制之下的银行帝国的最高权力。摩根不可改变地继续将许多银行、托拉斯以及保险公司组成了一个由他控制的单一集中金融架构，一个坚固的金字塔。而坐在金字塔顶端的正是摩根。在这场秘密联合的运动中，摩根获得了国家商业银行的直接控制权。之后，他又获得了第一国家银行的部分所有权，并且与该银行的所有者、非常强大且保守的金融家乔治·贝克（Geroge F·Baker）联合起来。再后来，通过股份所有制以及连锁董事会的方法，摩根将这些熟悉的银行与其他的主要银行——汉诺威银行、自由银行、大通银行等结合起来。很快，摩根将他的控制权扩展到了大的保险公司。在这些保险公司中规模最大的就是纽约寿险公司。乔治·珀金斯是该公司的副主席，与此同时他也是摩根公司的一位合伙人。至于规模巨大的公平寿险公司（Equitable Life Assurance Society），摩根为了获取其控制权，将要向其每股支付5882美元。
接近1900年时，摩根所控制的三家大寿险公司——纽约寿险、公平寿险和共同保险公司大约拥有10亿美元资产。他们每年必须投资5000万～5500万美元。他们的管理人员（摩根、珀金斯或培根），作为信托和寿险公司的官员将从摩根公司的合伙人或副手那里购买股票。还有什么比这更完美的呢？布兰达斯总结道，摩根和他的总参谋部不仅仅拥有了会下金蛋的鹅，而且也拥有了由其他人的鹅所下的金蛋。“他们通过公众的资金来控制公众。”正如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在纽约所领导的阿姆斯特朗调查委员会以及之后的普乔委员会所揭露的那样，摩根管理着一个巨大的银行以及寿险公司的联营，让公众购买他发行的股票。但是，之后这些股票的收益必须直接存放在摩根公司，或存放在他所控制的银行，比如第一国家银行、商业银行等。这些收益很快就意味着13亿美元的公众存款。因此，在反抗地主或商人的静态财富时，摩根的联合却是“动态”的。“我们金融寡头的权力以及权力的增长，来自于使用其他人的存款和流动资本。”布兰达斯说道。这导致了对这个国家正在急剧增长的大量存款的集中控制。
第二节
从他随心所欲地将股票分配给在他影响之下的不同机构的权力中，我们可以看出，摩根的统治力比他的个人财富要大得多。比起洛克菲勒和卡内基那些从工业中取得巨大直接收入的人来说，摩根处在了一个极佳位置并且带来了新秩序，以便终结他曾经轻蔑地说“一天做一件事，另一天就做另一件事”的状况。
摩根银行的不懈警觉和一系列活动，反映了那种伴随着巨大权力的焦虑。当纽约其他地方都是一片漆黑时，华尔街23号这座建筑物中的灯光将会划破夜空，其中的主要员工和工作人员似乎永远都不眠不休。而且，尽管在医生的要求下，J·P·摩根经常通过旅行来放松身心，但他还是因为承担了超人的工作而极为劳累。艰苦的生活以及极大的精力消耗，似乎将会使摩根油尽灯枯。对于那些在私底下观察他的人来说，摩根在外表上显得很憔悴。由于长期生活在痛苦之中，他会将端给他的食物推到一边，只是长久地抽着他的黑雪茄。摩根曾经在一列火车的豪华私人包厢中游历埃及。他的一位同伴注意到，一收到来自纽约的电报，摩根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仔细地计算，一直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才会结束。而此时，摩根原本想要观看的那些其他帝王和其他时代的不可思议的半破损的金字塔，就会从车窗前飘过。
1893-1894年，美国将近一半的铁路里程都处在了破产管理之中，可想而知，在集中化的道路上将会存在多少前所未闻的困难。一般来说，资金紧张的铁路公司禁不得起长期衰退以及收入下降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