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我交谈时，赵文华的手机曾多次响起，这个戒掉了毒瘾的年轻人确实很忙，除了担任村民组长还在从事建筑、运输、茶叶、粮食等方面的经营，精明强干、很有经济头脑的他，一年的收入已经上万元，摆脱毒品的魔爪后，他又重新走进了致富的行列。
我们正聊得热闹，一位皮肤黝黑、头发斑白但身体壮实的汉子含笑走了过来，他上身穿着米色的体恤，下身是绿色的军裤，脚上是凉鞋，看上去很有精神，赵文华向我介绍：“这是我们的联防队长钟跃阳。”
钟跃阳说起话来粗声大嗓，知道我在了解吸毒戒毒的情况后便大声说：“我过去吸毒吸了20多年，注射海洛因也有两年多，戒毒时曾经休克了四五个小时，现在我已经5年多没有碰过毒品了！感谢政府，要不是政府来动员戒毒，我可能已经死了……”
“你咋会染上毒瘾呢？”
钟跃阳摆了摆手：“还不是见大家吸我也去吸，前前后后曾经抓到戒毒所和劳教所去过5次，放出来后总是过了一礼拜又吸。每次被公安局放回来时，还要按我们这儿的风俗，先杀了牛‘驱鬼’，把晦气驱掉才能被允许进寨子。驱一次鬼总得花千把块钱吧，所以我一见派出所的人就会往山上跑……”
“这20多年吸掉了不少钱吧？”
“改革开放后我在外面打工搞建筑，挣了40多万，那时的40多万可不是个小数目，我买了汽车和推土机。后来染上毒瘾了，毒资每天从100多元增加到300多元，1万6千多元现金不到两个月就吸光，一天要吸5钱鸦片和1克到两克海洛因，汽车4000元就脱手，十几天吸完了，推土机也卖了……工作组来了后我知道再这样下去，生活真没办法了，想想自己的后代，他们以后怎么办？想来想去终于下决心戒毒。其实只要真有决心，毒品是能够戒掉的。现在我儿子当兵后从西藏复员回来，正准备结婚，已经领结婚证了。”说到这里钟跃阳响亮而舒心地笑了，“我们全家4口人，每年收入1万多元，正向小康水平奋斗哩！戒了毒后我又能劳动了，种茶、养蚕、跑运输，还义务当联防队长，参加寨子里的管理……”
在毒品泛滥的时候，澜沧县的农村出现了许多讨不上老婆的“光棍”，本地的姑娘谁愿意嫁给吸毒的人？她们纷纷外出打工了。外地的姑娘又不愿意嫁进来。南角河也是这样。戒毒后，赵文华去年（2005年）30岁时结了婚，一个多月前妻子刚生了个女儿，他当上了父亲。
我提出要去赵文华的家看看他的孩子，他高兴地答应了。我们沿着寨子里开满鲜花的小路走进了他的家。房子是簇新的砖瓦房，而且装修过，屋里摆放着沙发和25英寸彩电，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还有鲜花和净化水桶。电视机里正在播放《西游记》，妻子在家里休息，小女儿按当地的习俗，围着襁褓坐在一个小小的背篓里，瞪着一对黑葡萄一样的大眼睛毫不畏惧地望着陌生人，可爱极了。
能干的赵文华如今又有了自己的汽车，是一台标致牌小轿车。我让他站在自己的“坐骑”边照了一张相，他的表情很阳光。
经过几年艰苦的工作，澜沧县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经由4000多人下降到两千多人，还出现了一批“无毒”的乡、村。中央决定从2005年到2007年在全国开展一场禁毒的“人民战争”后，澜沧县正进一步推广“三不离、三带头、三结合”就地戒毒的经验，他们认为，对于边疆农村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这是一条投入小、成效显著的途径，而且对于遏制艾滋病蔓延乃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采访扎记
澜沧县的探索是极其有益、极有价值的，特别对广大贫困地区农村的吸毒人群意义更大，它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思考和启迪。
除了澜沧县的“就地戒毒”新思路，一些志愿者和民间组织也进行了各种探索。云南思茅地区李继东创办的重生厂即是一例。
身材高大的李继东是当地的个体户，29岁，由于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而且有着不正常的肥胖。他的父亲是一位警察，曾在戒毒所工作，可能是子承父业吧，李继东对戒毒以及与注射吸毒相联系的艾滋病也产生了浓厚的关切。李继东依靠开修理厂、代理某牛奶产品等曾挣下百万家产，2003年他便投资创办了专门救助吸毒人群和艾滋病毒感染者的重生厂，收容了近200名吸毒者，其中90％以上感染了艾滋病毒。对这些人他采取了半军事化管理的办法，不能随便出入，但衣食无忧，没有歧视，从事一些没有指标、力所能及的劳动。
李继东说话粗声大嗓，很“牛”，他说：“我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也不让他们到外面去传播疾病，这就是我对付艾滋病的办法。”
经过当地卫生部门的联系，我去到了重生厂，这里不像“工厂”，倒像乡村，只有守大门的狗和铁丝网提醒我们这里并不是可以随便出入的。办公室很简陋，门前有青草、绿树和鱼塘，一派田园风光。一群人正在空地上搬砖，动作都很慢，好像在“消遣”和“锻炼”，李继东介绍说“他们正在建设自己的家园”。
李继东颇为自豪地让我参观了办公室后面狭窄的库房，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里面竟放着几十台没有开箱的电脑，他说这是准备让大家玩儿的，“我们正在筹建中国重生网哩。”
谈话时，汽车拉来了一位艾滋病人，女性，是从附近一个县来的，由于已经进入疾病发作阶段，患上了艾滋病人最常见的卡氏肺囊虫性肺炎，人已经消瘦得皮包骨，全身不断地颤抖，根本无法站立，是家人把她抬下汽车的。李继东不平地告诉我：“她是无辜的，老公吸毒，感染了艾滋病，又传播给她。她愿意到我这儿来，我也愿意帮助她。”“她的病还能治好吗？”我问道，李继东白了我一眼，没有作答。
后来我们到了一间小平房里，里面躺着一位艾滋病人，也是骨瘦如柴。他曾是汽车驾驶员，感染艾滋病毒后又染上了肺结核，由于单位和家人都不管他，连饭也吃不上了……李继东把他拉到了重生厂，又派专人给他煮饭、熬药，现在病情已经有了好转，病人告诉我：“在天气好的时候，我已经可以到外面晒晒太阳了！”
我们走过了一间门窗紧闭的小屋，李继东说里面关的是一个医生，患艾滋病后疯了，只好把他关在房里……
厂里的吸毒者和感染者谈到李继东时，都对他充满了感激，他们都叫他“东哥”，他们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认为“这里比戒毒所、劳教所好，比哪里都好”，“东哥就像我们的再生父母一样，他办了这个事，我们不会再到社会上去吸毒了！”他们已经成功地戒掉了毒瘾。
2006年李继东被公安部评为“民间十大禁毒人士”之一。而不断增多的人员和进入发病期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让李继东原本富裕的家庭变得贫穷，他已经卖掉了自己工程队的施工机械和3辆汽车。为了支持李继东的事业，2005年思茅市委、市政府拨出专款120万元帮助重生厂度过难关，2006年公安部决定以后每年给重生厂补助60万元，当地政府还计划，从别的方面给予扶持。
无独有偶，四川成都30岁的张龙——这个曾在戒毒所当过管教的年轻人，在做生意当老板之后，又把关切的目光投向吸毒人群。他专招吸毒人员当员工，家里还收留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吸毒人员，几年时间下来，他借给吸毒人员、被吸毒人员骗去的钱财至少有30万元，然而他“痴心不改”，准备开通一条“戒毒热线”，不收取任何费用，他说：“我想真真正正为吸毒人员做些事情。”
目前我国到底有多少人吸毒？确切的数字谁也弄不清楚，只知道从掌握的情况看来，其中近70％是青少年，这是令人十分不安的信息。
在考察我国艾滋病流行状况期间，我曾参加过一次感染者每月的例会，参会的20多个人都是吸毒者，绝大部分是通过静脉注射感染艾滋病毒的。他们脸色不好，身体消瘦，会前纷纷向医生述说着身体的不适，有的发低烧，有的长期腹痛和腹泻，有的腿上的疮口溃烂，整个小腿都变成了青紫色，上面满是大大小小的瘢点，一些瘢点已经溃烂成核桃大的脓疮，都是静脉吸毒留下的痕迹……
一位女性感染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个子高高的，有1.7米左右，极瘦，穿着短袖上衣和长到脚踝的裙子——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了掩盖腿上注射吸毒留下的疤痕，她剪着男人一样的“寸头”，唇膏涂得很红，脸上有许多黑点。她是和丈夫、孩子一起来的，丈夫也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大家笑着说她是“稀客”，我问她：“你去外地了？”她坦率地回答道：“我卖了点毒品，被关了，今天上午11点多才放出来。”大家让她“请客”，她便掏出20元钱，两个男人出去买回来一大包荔枝，大家分吃了。
这些人基本都是“无业”、未婚或离异，一些人搞点小偷小摸，一些人做点小生意，也有人贩卖小包毒品，因此大家对这种行为以及被抓被关都习以为常了。
难道毒瘾真的无法戒脱？
为了帮助吸毒者戒除网瘾，各地公安部门和戒毒所做了大量工作，对吸毒人员采取了严厉打击和强制戒毒的措施，但似乎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在某戒毒所一位42岁的女性吸毒者（也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曾含泪对我说：“我们能戒掉毒瘾但戒不掉心瘾，我总是辗转在戒毒所之间，也被劳动教养过，出来后不久又开始吸毒……我想去打工，但社会不要，我悲哀、绝望，生活没有目标，国家能不能成立一种特殊教育学校，教育和感化我们呢？”
怎样才能科学而正确地帮助吸毒者戒掉毒瘾？
一位戒毒所的干警说：“过去我们对吸毒人群一直采取的是打击和强制戒毒的办法，现在国家应该反思这种办法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国外主张对吸毒人员进行引导和教育，并且改善他们的生活，我们打击了这么多年，也‘强戒’了这么多年，吸毒人群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这种效果难道不应该反思？”
某市一位从事禁毒工作的领导干部是一位好读书、好写文章的人，他曾这样分析道：
“吸毒者是病人，怎么办？在我们的禁毒条例、治安处罚的有关规定中都把他们作为‘违法’，成瘾就要强戒或劳教。美沙酮也是毒品，现在采取美沙酮替代是不得已的措施。国家已经锁定用美沙酮帮助吸毒人员摆脱痛苦、减少疾病传播，但是与公安执法还有一定矛盾。公安部门有查缉毒品和吸毒者的指标，于是与美沙酮替代、针具交换都有冲突。
“中国是数字出官员，总是搞‘指标考核’。搞‘严打’是想用搞运动的模式取得成效。其实，追求短期效益是一种‘政绩腐败’。公安部门总是在不断地搞各种‘行动’，但社会治安问题并不是警察一家就能解决的。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毒品在我国死灰复燃，我们不断加强了打击和惩处，用高压手段剥夺吸毒者的自由。但强戒改不了吸毒，我们确应反思这种手段是否有效。吸毒的原因有好奇、误导、同伴的影响、失业、失学、失恋等等，毒品毁坏了他们的健康，毒瘾让他们痛苦，他们也是受害者，对他们应该有人文关怀。前些年这种观念不敢说，现在可以讨论、可以反思了。
“我们这里的领导理念比较开明，艾滋病的干预措施没有公安的支持，单靠卫生部门是办不了的。对搞针具交换、送消毒药的人抓不抓，我们局长的态度很明确，不处罚‘同伴’，要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只要持有‘同伴教育’证件的人便给他们建立档案，不视他们为吸毒人。正是在公安部门的支持下，全市一年才发出了十几万只清洁针具，对遏制艾滋病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对美沙酮治疗我们也进行了扶持，早在2003年我们就在工作计划里提出要支持美沙酮。具体说来如何支持？我们把被查处、被强戒的名单都提供给卫生部门，在戒毒所里也倡导采用美沙酮替代。对那些刚服用美沙酮的人，我们规定可以给予20天的‘缓冲期’，在这个期间即使偷服了海洛因也放。这是人性化的体现。有的地方把美沙酮维持治疗的门槛订得很高，包括曾被两次强戒、曾被劳教、有长住户口、年满20周岁等等，我们没有这些门槛，把审批权主动交给卫生部门，让卫生部门把关，经过他们审查，认为可以进行美沙酮维持治疗，在城区禁毒办填表备案就可以了。”
近年来，我国学习国外经验，在吸毒、性工作者（包括女妓和男妓）等艾滋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中开展了“同伴教育”。“同伴”指的是与高危人群有相同背景、共同经历或由于种种原因能够有共同语言、互相能沟通的人，由于他们易于接近一些隐秘的人群，对一些极私秘、极敏感的话题能够深入交换意见，因此在进行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咨询、干预工作中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大爱无涯，但愿更多的部门、更多的公民能像澜沧县和李继东、张龙等人一样，满怀爱心地奉献和探索，帮助更多的人挣脱毒魔，重新融入社会过正常人的生活，如果真如此，不但吸毒人员幸甚，国家和社会也幸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