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许多人“谈艾色变”，但专家们一致认为，艾滋病是可防可治的。防，依靠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治，依靠的是科技能力。
世界上很多专家都在致力于艾滋病疫苗和药物的研究，但艾滋病毒极其特殊，变异性又很大，直到现在既没有发明预防感染的疫苗，也没有办法根治这一凶恶的传染病。
然而，科技的发展仍然给人类带来了喜讯，目前各种有一定疗效的抗艾滋病药物已经有40多种。最初，医生们用单一的药物进行治疗，后来发现单一的药物很容易产生耐药性，便开始逐步采用两种和两种以上的药物联合治疗，目前俗称的“鸡尾酒疗法”就是把不同类型的3种药物组合在一起，这种联合治疗法可以有效地减少身体内艾滋病病毒的数量，减轻病毒对免疫功能的破坏，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命。上世纪90年代初期，艾滋病曾是美国成年人的第一死因，推行抗病毒联合治疗后，已降到第五位以下，死亡率从25％～35％降到8.8％。英国年平均死亡人数也下降了4倍。有的感染者已经存活了十几年甚至20多年，著名球星约翰逊带着病毒打篮球又打了很多年便是一个例子。
目前美国已经有90％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接受了抗病毒治疗，但由于贫穷和受到“专利权”的限制等原因，发展中国家仍有大量患者没有接受治疗，全世界有90％的艾滋病人无法取得药物，只有3％的艾滋儿童接受了治疗。
我国是1999年开始引进国外的药物，进行抗病毒治疗的。最初药物极贵，现在价格已经大大降低并且由国家免费提供，只是由于“专利权”等方面的限制，可以采用的种类仍然很少，一般只有6至8种。这些药被感染者称为“救命药”，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在2006年8月举行的第1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研究人权问题的专家们已经呼吁，政府应该积极与药厂协商，早日将专利权的障碍排除，特别是美国。
刚刚开始服抗病毒药的几周内，由于药物的副作用，一些患者会出现轻微的不良反应，这种反应大部分两三个月后便减轻或消失，当然也有反应严重的，需要医务人员及时调整。在我的桌上便摆着一份四川西昌市某感染者写的《心得》，她是因为静脉吸毒感染上艾滋病毒的，里面真实地记录着救治她的动人过程：
我从2005年7月1日开始免费上抗病毒药物治疗，刚吃了一个月的药，身上就长满了皮疹，郝站长、陈站长（注：当地皮肤病性病防治站站长）他们大家经过会诊，又申报北京专家，说马上停药。停药后郝站长一直给我吃抗过敏药，慢慢的皮疹好了。10月14日又开始给我上第二种方案的药物治疗，但我依然过敏，不得已又停药。由于我血液的CD4细胞只有65个，身体太差，必须再进行抗病毒治疗，皮防站又给我申请了第三套治疗方案。没想到第三种药我服了近3个月的时候又出现了严重的贫血，脸和指甲白得像纸一样，面庞还开始浮肿，手和脚一点劲都没有，连家住的三楼都一口气上不去。当时陈站长知道我家很困难，便和冯医生私人给了我100元，让我买些补血的营养一下，而且当我血色素降到6.9克时又给我打了4针红细胞生长素，但还是不行，血色素还在下降，降到5克时不得不又把抗病毒药停了。停了后我的血色素降到只有3.7克，而白细胞也只有1000个，这时是西昌市皮防站全体职工和整个卫生系统的人还有戴市长（注：西昌市副市长）大家为我捐钱让我去住院，给我马上输血，输了4次血，共1200CC……这笔昂贵的医药费要是让我自己出我是毫无办法的，要不是这些好心人的帮助，我早已不在这个世上了，他们使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上次北京专家来时说我是过敏体质，这种人100个人中最多只有5个，经过专家们会诊又给我上了第四套方案。郝站长特别担心我又出现副反应，每天都要问我有什么不舒服，嘱咐我有什么不对要马上告诉她。这些无微不至的关心就像一股暖流在我的全身流动，让我再次感到人间自有真情在……
这次我服了药后身体有了明显的好转，出院时白细胞2700，以后又升到5000，血色素上升到12克，CD4也上升了，体重也有所增加。我的身体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要衷心地说一声“谢谢”……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曾经是个“瘾君子”，还是个艾滋病毒感染者，对我这样关怀，我的心情是无法用言语能说清的，只有用实际行动来回报社会，回报关心和帮助我的人们！祝每一位好心人身体健康！
艾滋病死亡率极高，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艾滋病毒在人体内每一天可以复制拷贝数十亿个，使成百万个细胞被破坏死亡，引起免疫功能极度衰竭，导致感染多种疾病（专家们称之为“机会性感染”）和继发性肿瘤的发生；另一方面，由于免疫功能被破坏，一个人可以同时有几种甚至十余种感染，临床表现十分复杂。当然，艾滋病让患者在心理上由绝望到崩溃，再加上生活贫困，难以及时治疗和补充营养等，也是造成死亡的重要原因。
防治艾滋病药物与疫苗的研究是全世界面临的技术难题，由于至今还没有特效药，因此专家们认为，患者必须坚持综合治疗、及早治疗、持久治疗。
目前采用的“鸡尾酒疗法”虽然取得了显著效果，但也还存在许多问题，包括副作用大，必须每天按时按量服药，在抑制艾滋病毒的同时对机体一些器官产生影响等，因此科学家们还在努力研究更新、更好、更有效的药物和疫苗，瑞典、美、英、肯尼亚、乌干达、加拿大等国都在进行研究，但由于艾滋病毒变异性极大，不管是疫苗还是特效药的研制都还有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
近年来，我国也开始了对艾滋病疫苗和药物的研究，自主研制的首个疫苗一期临床试验已经顺利完成，对防治艾滋病药物的研究，已经被列为我国“十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科技部等部门将专门组织国内专业基础好、研究实力强、经验丰富的优势力量，并投入大量经费进行科技攻关。除国家级的研究院进行研究外，各地也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探索。
虽然目前在中医中药治疗艾滋病方面还存在许多争论，但实践证明，中医药在加强病人抵抗力、提高免疫功能方面确有相当作用。我国传统医学自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系统地进入艾滋病的治疗和研究，自1987年开始在坦桑尼亚采用中医中药治疗感染艾滋病毒10年以上的感染者，经过长达10余年的治疗，发现这些人的免疫功能有所恢复并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病毒载量也在下降，有的大大减轻了症状，有的延缓了发病时间。美国2003年对该国使用中医中药治疗2400例艾滋病人进行了调查，普遍反映明显降低了西药的毒副反应，减少了机会性感染和并发症，生活质量显著改善。
中国疾控中心正与美国马里兰大学病毒研究所合作，寻找治疗艾滋病（包括中药）的可能性。这个研究所的所长罗伯特·盖勒教授（院士）曾与他人首次共同发现了艾滋病毒。
目前我国在河南、安徽、云南、广东、河北等地都开展了中医治疗工作。目前中医已经组成了一些治疗艾滋病的基本药方，作用主要是提高免疫功能，控制机会性感染，改善生存质量，延长患者生命。
安徽省利辛县中医医院是开展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实验单位之一，医院采用的是中国中医药研究院的处方，3年多来已经收治了300多人，其中50人单服中药——他们多是采用“鸡尾酒疗法”后副作用太大不得不改服中药的，其余200多人则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疗。有一位病人被抬进医院时已经有多种并发症，浑身长满皮疹，血小板减少，贫血，白血球下降，CD4细胞不到100，腹泻，月经不止，吃不下饭，根本起不了床。后来医生们一方面用西药提高病人的血小板数量，一方面用中药扶正祛邪，10天后症状减轻，可以下床活动了，而且食欲提高、月经量减少。病人出院后坚持服用中药，两年半后身上的紫瘢全部消失，可以下地劳动并服用抗病毒药了。
过去利辛县中医医院是用水剂进行治疗，一年多后发现水剂既不便于携带又容易变质，病人很难坚持服用，到外面打工时更不方便。经过专家组讨论研究后，采用将中药先煎后再高温浓缩的办法，制成了“中爱颗粒”系列，共有4种不同的基本配方，针对部分病人常伴有皮肤病，又总结临床经验，拟定了一个外洗方，效果良好。颗粒制剂口感好，便于携带，效果明显，受到了病人的欢迎。2006年国家只给了230个免费治疗的名额，但实际收治的是320多人，还远远不能满足病人的需要。
利辛县采用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治疗艾滋病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已经引起了国外的重视，非洲和东南亚一些专家都曾到医院参观访问。
在新疆乌鲁木齐采访期间，感染了艾滋病毒的迪力夫妇向我介绍了当地中医治疗艾滋病的情况。迪力的妻子是被前夫感染艾滋病毒的，CD4细胞曾降到100以下，还并发了胸膜炎和结核病。后来当地一位姓许的老医生用中药对她进行治疗，一年后她的CD4细胞提高到800多，和正常人一样了。而且这老中医的药价很便宜，每服药仅10元钱左右。于是这对年轻人建议我一定要采访一下这位老中医。
好容易，我在乌鲁木齐城乡结合部尘土满天的大道边找到了一栋破旧的、木梯摇摇晃晃的小楼，老中医的门诊部在狭窄的二楼上，我去时还有不少病人在找他看病，他没有助手，自己俯身在油漆斑驳的小木桌边书写着处方。
环视着简陋到小屋、贫穷的病人和头发斑白的老医生，我的心里自有很多感慨，要不是迪力夫妇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向我竭力推荐，我绝对想象不到这里竟会蛰伏着一位医术高明、能帮助人们战胜死神的良医。
把病人全部处理完后老医生才开始和我交谈，听说我是为采访艾滋病防治问题来到新疆的，他的脸上便露出了兴奋和激动的神色。他告诉我，早在1989年他便开始关注艾滋病的治疗问题，经过对一些病例的研究，认为艾滋病人绝大多数是可以恢复健康的，因此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对当时的卫生厅领导提出要求，希望能批准他用自己掌握的中医药知识加入对艾滋病人的治疗工作，并且声明：“我不是用病人进行实验，我是中国公民，懂得国家的法律，如果治不好，我愿意承担法律责任。”但卫生厅并没有支持他，一位领导和他争吵起来并且说：“你这个老许，知道艾滋病是咋回事吗？你的想法简直是天方夜谭！美国那么多专家研究了多少年都治不好这病，你要来治？你还是该干啥就干啥去吧！”气得老医生只回答了一句：“你不管老百姓的死活，真没心肝！”
虽然没有得到支持，但老医生并没有放弃治疗艾滋病人的愿望。2001年8月他在报上看到了艾滋病患者王某的呼吁：“我染上了艾滋病病毒，但我要生存！”看了这篇报道后，当天便给王某写信，欢迎他来自己这里进行治疗。当时王某已经一贫如洗，发病后连吃饭的钱都没有，老医生又每月给他500元生活费。
从2001年9月到2002年4月，王某共服了239剂中药，医药费、检测费、生活费都是老医生提供的，他身上的淋巴肿大消失了，CD4细胞从几十个上升到1000个左右，艾滋病病毒载量大大降低，病人提高了生活的信心，又开始参加劳动了。
以后老医生又陆续治疗了12例艾滋病患者，如今还有几位正在服药治疗。
最后老医生感慨地对我说：“我已经72岁了，总想在有生之年收治更多的病人，我现在最缺的是资金，不然可以马上叫50个病人来治疗。我认为，艾滋病患者只要脏腑没被彻底破坏中医都可以治，希望国家能投100万元资金建几个医疗点，我可以来回跑，实实在在地为他们服务。” 我建议他再次向政府反映，但他说：“我再也不愿意找政府了！都说做官为民，但他们是干什么的？有多少人真正为老百姓服务呢？”
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以来，我们在对感染者和病人的治疗中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还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技术力量不足、治疗经费不足、体制上的碰撞等等。
我曾经多次采访和考察过治疗艾滋病人的医院，有省级的、市级的、县级的乃至乡镇的。除了北京的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情况好一些外，其他的医院都反映了许多问题，确实是步履维艰。
这是西北地区一个省级传染病院，离城远而偏僻，连许多出租汽车司机都不知道它到底在什么地方。交通也不便利，在高速公路上能远远地看见它，但根本下不去，得绕个大弯才能到达那里。整个医院孤零零地摆在戈壁滩上，没有鲜花，周围只有几棵干瘦干瘦、营养不良的小榆树在朔风中颤抖。分散的、矮矮的彩钢板平房，小小的窗户，紧锁的铁门，与世隔绝，周围都静悄悄的，似乎没有生命的迹象，一到这里就给人一种荒凉、压抑乃至恐怖的感觉，令人想起监狱或疯人院，是被“放逐”和“强制隔离”的地方。
后来我了解到，原来这个医院是非典时期投资3000万元、用20天时间突击建成的。不但离城区很远，而且银行、公交车、市场等公共设施都没有。周围是几所监狱和火葬场，彩钢板搭成的病房不隔音、不隔热，排水、通风都没有解决，医院又在机场附近，每天起落的飞机都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连晚上都有飞机在头顶上轰鸣，再加上邻近还有个污水处理厂，不断排出臭气，的确不是个适合病人们治疗和休养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住下去，不要说是病人，就是医生和护士也感到难以忍受。
在这个传染病院里，除门诊部外，住院的艾滋病人一般有20多个，最多时30多个。两年来这个医院收治了患机会性感染的病人400多人次。当地钢铁厂的一位工人感染了肺炎，治好后医院又为他进行了抗病毒治疗，现在已经回到工厂继续炼钢。一位姓牛的、戴着眼镜、年仅31岁的年轻医生——他已经诊治过100多例艾滋病人，向我介绍了医院对艾滋病人的治疗情况，他说：
“过去我们对艾滋病不了解，误诊漏诊的很多，2004年、2005年派人进修后才提高了诊治水平，以后在全自治区率先建立了艾滋病人重症监护室，充实了抢救设备。现在我们正对艾滋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还准备进一步扩大重症监护室的规模，把更多的病人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希望能和国外的机构合作，赶上国际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