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培训基地举行开学典礼时，王志强才明白，这次历时三个月的短期培训是采取“临床带教”的方式，直接培训基层第一线的艾滋病治疗人才。
培训的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张，讲课的主要是来自国外的华仁医生，除此之外，培训基地还安排了5名外教做专题讲座。参加培训的医生们，每天上午要跟着外国专家到几个艾滋病人相对集中的乡卫生院接诊病人，下午前两小时听讲座，后两小时去当地的县医院感染科，协助当地医生处理危重的艾滋病住院病人。每星期工作6天，星期天还常常加班，并常常应要求到病人的家里出诊。
三个月时间虽短，但王志强却学习到了许多新的知识，包括艾滋病的流行病学、病毒生物学、艾滋病常见机会性感染的诊治、艾滋病抗病毒药及治疗方法、艾滋病的母婴阻断、艾滋病的职业暴露与防护、艾滋病相关咨询和依从性教育等。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培训，他才第一次明白了艾滋病疫情的严重程度，从国外到国内，从全国到新疆，他开始从新的角度思考着自己的责任。
不只观念的变化，培训基地“临床带教”的培训方式又让他在医疗业务上有了很大提高。理论联系实际，及时受到专家们的指点，解决实际操作中许多具体问题，和空讲大道理的效果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而外国同行们的敬业精神和他们对艾滋病人毫不歧视的态度，又让他深深感动，受到了许多启迪。
他曾经亲眼看到，外国医生们不戴口罩和手套与病人握手，走进农村低矮的小屋里，坐在病人们的床上仔细询问病情……有一次，一位美国儿童艾滋病专家在给儿童们做体检时，为了工作更方便，竟一直跪在地上，直到查完了全部项目……
这一切都点点滴滴地镌刻在王志强的记忆里，并且化为他工作的动力。
9月份，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来华访问，在北京接见了所有学员并合影留念。
培训3个月，6名学员在外国专家的指导下，共诊疗了600多名病人，王志强单独处理的病人上百名。经过治疗，大多数人的病情都有了明显好转。
王志强把学习中得到的知识和经验带回了伊宁，他明白，艾滋病正在向人类发出挑战，而自己已经加入了这一场特殊战争的先锋队，今后他将面临很多困难，为了战胜这些困难，必须付出得更多。人类和艾滋病的抗争，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需要的是耐心、恒心和信心。但是他相信，最终的胜利者必然是人类，是病人，他们将得到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命的延续，与此同时，还有社会的稳定。
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家、许多组织，都对我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进行了援助。
最早进入中国的项目之一便是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简称“中英项目”。
2006年10月下旬，这个项目的总结推广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卫生部、商务部、公安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国妇女联合会、云南和四川省政府及有关机构、英国国际发展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等国际机构，以及国内外非政府组织有关代表和专家学者近200人出席了研讨会。
在云南和四川，许多人称中英项目为“破冰之旅”。在四川，只要一谈起艾滋病防治，人们必然会谈到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
中英项目是2000年正式启动的，历时6年，项目资金总额为1990万英镑，覆盖了四川、云南两省37个市（州）的83个县（区）。项目开展的宗旨是，有效地提高应对艾滋病的能力，遏制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主要目标是：加强主要公共部门策略性规划和管理能力，制定更有效的控制性病艾滋病的政策和策略；使云南和四川的高危人群更易获得来自公共和非公共部门的信息与服务，保护他们免遭感染，并更容易得到救治；支持非政府组织及公共部门在云南、四川两省开发和探索给予艾滋病人群的关怀模式。
通过6年的工作，在总结会上中英双方一致认为，这个项目的实施，不仅对四川和云南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在开发国家艾滋病防治政策、制定有关技术指南或手册、干预高危行为人群，以及构建有利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环境方面都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取得了有益的经验和显著的成果，是中英两国政府成功合作的典范。
有的专家说，是“外国人用钱改变了中国人和中国领导对艾滋病的观点”。这种说法虽然很刺耳，而且有一定片面性，但通过一系列国际合作，我们确实更加深入地剖析了中国产生艾滋病问题的原因，以及它的危害。公共卫生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并被提高到“执政能力”和“保障及发展人民健康权”的高度。艾滋病问题被认为“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民族兴衰”，生命受到了尊重。而随着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逐步深入，不只医学界和卫生部门积极参加，社会学家们也进行了许多研究，并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这一问题，认为“艾滋病的传播是一种社会行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社会结构中的问题，所以不能脱离社会体系来考虑防治艾滋病的问题。”主张“艾滋病只是一种疾病，艾滋病感染者仅仅是病人。因此防治艾滋病的工作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
以四川为例，在项目开展之前，艾滋病对许多地方还是谈论的“禁区”，虽然个别领导曾希望对疫情进行监测，但绝大多数谈虎色变，把疾病问题政治化、泛道德化，不愿正视，对疫情始终没有监控和掌握，甚至一些后来证明疫情已经很严重的地方还盲目地宣称：“我们这里根本没有这些丑恶现象！”至于卖淫嫖娼、同性恋当然都是官员们绝对禁止议论的话题；推广安全套、针具交换和美沙酮，都属于“禁区”，不但与法律法规相悖，而且也被许多部门反对。
随着项目的开展，人们终于从观念到行为都发生了变化。虽然一些地方官员由于“政绩”和“发展经济”的考虑，谈到艾滋病这一问题时仍然吞吞吐吐，顾左右而言，但在许多疫情严重的地方，在闹市和交通要道到处都可以看到防治艾滋病的大幅标语和广告牌，“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相互关爱，共享生命”；“对艾滋病患者多一份理解和关怀，少一份歧视和冷漠”……已经成为经常出现的语言。一些地方官员甚至公开表示：“艾滋病防治有利于投资环境的营造，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全省建立了覆盖21个市州的性病艾滋病综合监测网络框架，基本上了解了这些地方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数量、分布及生活状况、社会歧视状况、感染者及家人的需求；高危人群的种类、分布、生活状况、他们不安全的行为、需求以及亚文化特征；当地的环境和文化，防治机构的能力和水平以及政策环境等等。随着监测网络的建立，全省和21个市州都制订了防治艾滋病的战略规划。
随着项目的逐步开展，政府的投入也大量增加。2000年省政府投入艾滋病的经费仅50万元，到2004年已增加了14倍，达到700万元，省政府还要求各级地方政府也增加对艾滋病的投入。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利用对党政干部培训的机会，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了调查，发现领导干部们在对防治艾滋病的认识和行为上都存在一定的差距，便及时向省委、省政府汇报。省领导及时地了解和掌握各方面的问题后，针对性地出台了促进艾滋病防治的文件和政策，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从政策环境上保证了工作的顺利开展。在中英项目的支持下，中共四川省委党校还对艾滋病防治的反歧视政策制定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取得了成果，促进了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或修改，不但对四川，对全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也做出了贡献。
通过几年的努力，四川省已初步形成了多部门参与艾滋病防治的机制，政府各部门、非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共同参与和支持。省长亲自担任了四川省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主任，省人大、省政协深入现场考察，成立了以副省长为主任，卫生、公安、司法、教育、妇联、共青团等多部门组成的项目协调委员会，在项目进展过程中充分发挥协调委员会的作用，及时进行政策、组织、人员各方面的协调。许多市州也成立了相应的协调机构。绵阳等一些城市艾滋病防治工作已经由项目实施步入日常工作轨道。绵阳市疾控中心总结出了当地艾滋病防治的主要经验：建立一支无私奉献、吃苦耐劳的干部队伍；经费投入是保证；多部门合作是基础；健康教育是预防的良方。疾控中心张光贵等专题研究的《城市一级艾滋病综合防治模式的建议及应用研究》，经专家们鉴定通过后，已经向全国推广。
经过培训和实际操作，参与项目的机构和人员逐步提高了工作能力。在7个开展关怀活动的县区，通过对县、乡镇和村医务人员的培训，建立起了三级医疗服务网络。
在中英项目的倡导和支持下，四川省宜宾、凉山、乐山、达州等地相继在吸毒人群中开展了针具交换，四川省在针具交换方面的经验已经被国内许多地方和国际组织采纳。在全国首批8个美沙酮项目试点中，四川就有两个，而且最早启动。试点的成功，为全国其他地方提供了借鉴，也坚定了国家对针具交换与美沙酮维持治疗的信心。四川还出台了关于安全套推广的一系列政策，在宾馆、招待所、公共娱乐场所摆放安全套和艾滋病宣传资料，在性服务高危人群中大力推广安全套的使用。这一切，都为国家制定艾滋病防治政策提供了依据。
经过几年的工作，四川全社会对艾滋病的关注大大提高，社会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及病人的歧视降低，对高危人群的歧视也大大降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资中县公民家园组织社区群众和感染者、病人一起参加国庆游园活动；村民们积极参加感染者的婚礼，并和他们同桌共餐，主动借出自己的炊具碗筷；感染者和病人自曝隐私、现身说法，甚至到北京演出；男同性恋人群走上街头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并帮助艾滋孤儿和病人，在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发言；女性性工作者和吸毒者敢于面对公众……在项目和政府的帮助下，许多感染者和病人得到了免费治疗，身体状况明显好转；一些生活困难的感染者和病人，通过各种途径自食其力，有的重新参加工作，有的搞起了家庭副业，有的甚至当上了老板。
在国外，非政府组织一直是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重要力量，过去我国非政府组织很少，项目实施后，出现了一些非政府组织，而且迅速发挥了作用。成都的“同志关爱小组”便是其中的代表，成立后在动员男男性行为者为艾滋病防治、为取得人们对这一人群的理解与支持、为营造宽容的社会环境等各方面都积极努力，在第十五届艾滋病大会期间，还与著名演员、中国预防艾滋病宣传员濮存昕共同组织了“艾滋病政策开发与立法”分会。
这一切，无疑为艾滋病防治的进一步深入、持久地开展，打下了基础。
采访扎记
近年来，在我国的艾滋病防治经费中除国家投资外，还有许多国际合作项目，包括中英、中美、中澳、中瑞等双边合作项目，以及与国际组织如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禁毒署、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基金等的合作项目；此外，还有与非政府组织克林顿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及一些企业的合作。在科学研究方面，也与美国国立卫生院、一些大专院校及研究机构建立了联系。除了无国界医生外，世界医生组织也介入了中国的艾滋病防治。
国际社会的援助，无疑对我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防治，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仅全球基金第三、四、五轮中国艾滋病项目总经费便达1.9亿多美元；美国默沙东公司向以凉山地区为主的四川省艾滋病防治项目便投入3000万美元。巨大的资金投入，确实对我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面对巨额资金的投入，有的地方已经宣称：“我们有的是钱，都不知道钱该用到哪些地方了！”
这些人到底踏踏实实地做了多少有利于艾滋病防治的工作呢？他们到底接触过多少感染者和病人，了解过多少患者和基层工作人员的疾苦呢？
看来，资金投入并不是决定防艾成败的关键。
面对投入方式的多样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我国艾滋病项目财务管理和世界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特别令人发指的是，少数人以私人功利为目的，以各种手法，或明或暗地套取、挪用防艾资金，编造假情况、捏造假数字，大搞假大空，根本不踏踏实实地解决问题，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占用并挥霍防艾资源。
还有一种人则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洋奴”心态，搞了项目后，在国人面前趾高气扬，仿佛处处高人一等，而在外国人面前则奴颜婢膝，经常伸手，老想依赖别人的“施舍”，丧失了人格和国格。
因此，面对人类和艾滋病魔这一场旷日持久、极其艰苦的战争，面对建立和谐社会的崇高理想，我想，我们更应该学习的是那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医生和志愿者，他们努力为病人服务的“大爱”，那种毫无私心的人道主义精神，提高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对生命的尊重，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以及对他人的博爱和宽容。
在世界医生组织的宣传资料上，我看到了这样一些话：“正视艾滋病。”“我们抗击所有疾病，我们反对任何不公正。”“艾滋病是导致社会排斥和脱离社会的一个因素。正因为此，世界医生组织开展了若干针对弱势人群的项目。这些人往往也是艾滋病最先累及的人群，尤其是最柔弱的妇女儿童，最贫困的劳工，长途运输司机，最受人谴责歧视的边缘人群（男女性服务者、吸毒者）。世界医生组织始终在他们身边，以确保这一群体免受病痛折磨和社会排斥。”
这难道不正是建立和谐社会所需要的？
让我们还是踏踏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工作，并且以这两句话来勉励自己吧：“泰山不弃撮土，而故能成其高；江河不择细流，而故能成其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