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指挥部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据二十六军警卫营一连指导员高玉江说，打下碣隅里之前，部队断粮好多天，“有一天我们警卫营发现一个地窖里有点土豆，没捞着吃，先给了军首长。那些天，只有军首长还有点面吃，司令部一至六科科以下干部都没得吃。”高玉江自己入朝前从国内带的一袋饼干早吃完了，剩下一捧饼干末儿，不敢再吃了。但是晚上睡觉时，“裘科长饿得睡不着，摸我的饼干袋。我咬咬牙，同意他抓一把饼干末儿——后来发现他一把抓多了，就又忍不住埋怨他下手狠。其实他也就抓了一小把儿。”
如果到了饿得睡不着觉的程度，那么又怎么顶风冒雪强行军呢？二十六军的指战员上上下下无不忍饥挨饿，苦不堪言，任何一点儿到嘴的食物都被加倍珍惜。七十七师炮团的马占魁连长说，当时有一个排长，“黑夜行军时在雪地上摔了一跤，正好摸到地上一个土豆，捡起来像宝贝一样揣怀里，捂热了吃了。后来又发现雪地里黑乎乎一堆东西，蹲下去一摸，冻得硬硬的，一个个圆溜溜的，以为是土豆，赶紧都捡了揣怀里，后来又走了半天，捂热了，取一个出来吃，一闻是臭的——捡了一堆马粪蛋子。”
八十八师二六二团副指导员周诚“亲眼看见，晚上急行军，中间休息时，战士们背包一卸，又冷又饿就爬不起来了。有个战士摸到一颗马粪蛋子，以为是前边部队掉的土豆，拿起来就啃……”
仅只饥饿和寒冷已足以将部队拖垮，然而二十六军遭遇的不幸还远不止这些。
由于二十六军接受任务向作战地域开进时，已经过几天激战，沿途朝鲜老乡早已跑光，很难找到带路的向导。各师、团凭借地图和指北针寻找路线，走错路、绕远路，甚至兜圈子跑冤枉路的情况比较普遍。七十七师的遭遇就比较典型。据军作战处参谋杨毅回忆，当时“七十七师走错了路，走了一晚上，第二天一看，原来走了一夜原地没动”。兵团副司令陶勇的秘书苏荣解释道：“长津湖是个人工水库，所以老地图上都没标明。有的部队按老地图的路线走，走到长津湖边，犯了晕：地图上没有湖呀！这么大的湖，不敢过，又找不到当地老乡。就绕路，绕来绕去又走回了原出发地。”七十七师二二九团政委李杰证实了苏荣的说法。据李杰回忆，“晚上接命令打下碣隅里，按地图走，一走到长津湖，地图上没有标呀！湖很大，了不得，白茫茫一片，多深不知道，不能过呀！又没老百姓问路，就研究绕路……”二三一团一营机枪连排长马日湘印象最深的是“团首长老是停下来看地图，一看半个钟头，后边部队就趁机睡觉。向下碣隅里去的头一晚上，走了整一夜没找到目标。一晚上没停，走一阵等团首长看地图，看一阵再走，又停下看地图”。
对于二十六军各师没能及时到位，攻击发起时间一延再延，杨毅还指出其他原因：“通信联络不行，东部山高林密，无线通信时常不通；加上严寒季节、大雪封山，部队又在行进中，有线连架线困难，军与各师、师与各团基本是靠参谋人员步行联络，怎么能及时保障通信？”杨毅还提到，接受任务之初，“行军开始时，二十六军本来曾向兵团提出来，要求派人到二十军了解熟悉情况，搞清敌情、地形等，但兵团没批准，结果只派二十军一个侦察科长来给介绍了一下情况，告诉我们说敌人已是瓮中之鳖，退路断了；说下碣隅里周围是河，敌人坦克出不来；说黄草岭北边有个桥，炸断了，敌人跑不了……其实后来一上去，才知道坦克可以从冰上过，一打起来敌人坦克横冲直撞到处跑：桥炸了敌人架上钢板照样过去。更麻烦的是，二十六军没有提前熟悉地形、道路，又难找到向导，山地夜间行军，只靠个旧地图，手电一照，尺子一量，多少里多少里，实际走起来才知道不行。”
更为致命的困难是，二十六军开进途中，无日无夜不遭到敌机的狂轰滥炸。
二十军和二十七军入朝的时候，虽然也遭到敌机轰炸，但规模要小，因为那时志愿军大部队入朝尚未暴露，部队夜行晓宿，敌机偶尔发现些目标也以为是少量的零散后撤队伍。而二十六军入朝不久，九兵团便发起对敌总攻，当二十六军十二月初奉命南进下碣隅里时，新兴里、柳潭里和下碣隅里尚在激战和对峙中，敌机频繁出动，寻找志愿军大部队的集结目标，使得二十六军不论是夜间赶路还是白天露营，总是难以避免敌机的轰炸扫射。
七十八师二三二团一营战士徐敏告至今难忘经历敌机轰炸的情形。他回忆说，那天经过一夜急行军，部队天亮后在山坡树林里宿营，满山是雪，又冷又饿的徐敏告被派去站岗。“不知咋的宿营地被敌机发现了。没人敢点火冒烟烧水做饭呀！就怕让敌机发现嘛，还是给发现了。唿唿地朝林子里扔炸弹，还扔汽油弹，火苗子蹿几丈高。”惊恐的徐敏告尖叫着跑出林子，他的身上被溅了凝固汽油，“赶紧爬雪地上打滚，解开棉衣……所幸没烧死，手烧肿了，耳朵也烧起了泡”，更让徐敏告害怕的是“烧掉了棉衣，没穿的还不活活冻死”。这时候，一位山东沂南的同乡杨子臣把自己的大衣脱给了徐敏告。“杨子臣是连里的理发员，用他的大衣救了我。”徐敏告至今难忘他的救命恩人，“我光着身子裹着他的大衣，跟着部队朝南走，天天是一个劲儿走，有几个人搀着我，还是掉了队，冻掉了十个脚趾甲……后来回到连里，再没见过杨子臣，听说是冻死了。”
军机关也尝过敌机投掷汽油弹的滋味儿。二十六军组织处干事吕长佐感受最深的是，“一入朝就天天赶路，只觉得那时候死的机会很多。”有一次，吕长佐和几个干事行军后宿营时，“住在一个老乡的地窖里，迷迷糊糊睡着后，猛听见外头喊起来，叫我们出去救火——原来是敌机投了汽油弹……”吕长佐几人爬出地窖后，有人指给他们看地窖顶，“一看把我吓得不轻：一颗汽油炸弹扎进了地窖顶的土里，戳在那里，没爆炸，算是捡了一条命。”
两天后，吕长佐“又捡了一条命”。那是在一个小村子宿营，他和一个叫邓洪魁的干事在老乡屋里炕上睡觉，组织部一位杨副部长在地窖里睡。“半夜里敌机轰炸扫射，机关枪子弹从炕上我们两人身子中间穿过，一梭子打到炕上，打出两个弹洞，吓得我俩一骨碌跑出来了。”二人跑出屋子，听见地窖里有人又喊又叫，“是杨副部长住的地窖给炸塌了，把他捂里头了，我们赶紧把他扒出来。”
七十六师秘书科科长王振魁说，连续行军好多天，“天天挨轰挨炸。”他的印象是，敌机不分白天黑夜都出动。“黑夜，敌机顺着公路投弹扫射。白天炸得更厉害，公路上、山沟里，到处是死骡马和炸毁的车辆、物资。”他记得，先是师机关遭轰炸，炸死来开会的炮团孙政委；后来又有一天行军中，来了几十架敌机，炸死我们一个通信班长，还有往北撤的朝鲜人民军一个连被炸死十几个人；再后来一天集合行军时，来了敌机，炸死政治部一个保卫干事。王振魁说：“这个保卫干事原是我秘书科的，我很熟悉他，让机关枪子弹扫到头部，给打烂了。”
七十八师司令部开进中也遭遇敌机空袭，通信员王醒民说：“司令部一下子炸死炸伤十三人。”
连行军序列在最后边的军后勤单位也不能幸免。后勤部政治处干事孙义德“是和军卫生队一所一起行军，到下碣隅里之前遭到空袭”。他记得，宿营时，把拉炮弹的汽车“弄些树枝遮上，让飞机发现了，一通炸”。当时，孙义德和另一个干事，就近缩到一个单人掩体的小洞里，“炸弹一炸，汽油弹燃烧，汽车上拉的炮弹也炸了，地动山摇的，我们两人低下头使劲往洞里缩。”后来，飞机飞走以后，两人在洞里动弹不了，“外头喊我们，我们也喊人，才来人从上边把我们给拽出来。”
而医疗队卫生员寿南珍的遭遇更为恐怖。宿营时，她和张娟、王小玲一起躲到一个露天的小洞里，三个女卫生员“抱着枪、裹着大衣挤在一起睡着了”。寿南珍年龄最小，是刚刚从南京入伍的高中学生，年仅十六岁，张娟和王小玲怕她冷，把她挤在中间休息。一觉醒来后，寿南珍遭遇到她一生当中最恐怖的时刻：她被挤在中间，“推推左边的张娟，人不动；又推推右边的王小玲，也不动。开始以为是冻死了。起来一看，她两人满身是血，吓得我连哭带喊。”原来，她们睡着以后，遭到美国飞机的俯冲扫射，而寿南珍居然由于连日行军的疲惫，在震耳的枪炮声中“累得没醒过来”，张娟和王小玲“也在睡梦中离开了人世”。
军师两级配属的炮兵部队由于目标大，骡马驮炮行走缓慢，容易暴露，且不易躲避，更成为敌机肆意追寻轰炸的目标。
七十六师炮团有三十六门缴获日本军队的山炮，行军时，“大路由骡马牵引，小路拆炮用牲口驮。”参谋长单洪玺带领部队拼命赶路，可是“禁不住一路上敌机炸得厉害，没到集结地，全团共二百七十多匹骡马就给炸掉六十七匹。没办法，后来我们只好把团里首长们的坐骑都弄到连里去拉炮，我们由骑马改成步行”。单洪玺说，“直到这次战役结束以前，我都再没捞着马骑。”
军直属的山炮团遭遇更惨。作战参谋杨毅说：“二十军的侦察科长给我们介绍情况，告诉我们没重武器不行，得调炮兵上去，所以我们还命令炮团多带炮弹，于是走到新兴里山口，军的山炮团就让敌机给炸了。一个团，马拉山炮，天刚放亮，在一个路口遇到空袭，一个炮团基本上报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