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自称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在智利大选中获胜当选为总统，并推行了一些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正在同苏联和中国缓和关系的尼克松政府不仅对阿连德政权实施经济制裁，而且还支持智利军方发动了一场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权。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经常以反共为名在第三世界国家搞颠覆、暗杀等活动。1951年，危地马拉新当选的哈科沃·阿文斯总统为了使国家摆脱贫困，实行一系列改革，比如重新分配土地、恢复工会的权利。尽管内阁中没有任何人是共产党人，但是由于阿文斯容忍共产党人并同他们合作，同时还从捷克斯洛伐克运进武器，于是“美国担心这个国家会变成共产主义在美洲的桥头堡”。195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了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阿文斯政权。随后的军政权对危地马拉进行了长期的恐怖统治，改革被中止，农民手中的土地又被夺回。
据美国国会1975年正式公布的一次统计结果显示，中央情报局搞的较大的秘密活动超过900次，其他不太复杂的活动不下数十万起。从1949年起，中情局曾策划、赞助、下令谋杀33名世界著名政治家。而这些活动，许多都是打着反共的旗号干的。
第二种表现更是比比皆是。就拿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政策来说，在这两个相互敌对的国家之间，美国一直支持巴基斯坦，尽管巴时常是军事独裁者掌权，而印度则是美国所认可的民主国家。美国亲巴反印的主要动因，除了印度奉行不结盟政策，被美国看成是第三世界的头之外，还在于印度在内政上推行了一些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在美国决策者的心目中，“共产主义是一成不变的，无可逆转的；而右翼军事独裁则被认为是可以改变的。美国最终可以依靠其军事保护的接受者。但是一个国家一旦走向共产主义，那么一切渐变的希望都落空了”。其实，美国对军事独裁者的这种态度是一贯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对加勒比一位独裁者评论道：“也许他是个狗娘养，但他是我们的狗娘养的。”从一定程度上说，军事独裁政权与美国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相距更远，更应遭到美国的反对，然而，为了反对共产主义这个主要敌人，美国宁可牺牲意识形态利益。当然，这种做法也可以解释成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
70年代以后，面对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兴起，在美国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民族主义是我们时代的重要特点”，广大第三世界已不再像50年代那样“热衷于马克思主义革命”；民族主义国家难以避免的内部变革，包括对外国企业实施国有化，虽然常常带有反美色彩，但一般不涉及美国的“切身利益”，也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更不能一概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威胁”。可见，在美国人眼里，共产主义才威胁到了美国的“切身利益”。
（五）美英反共主义政策比较
在资本主义大国中，美国在贯彻反共主义上是最坚决、最执著的，在这方面，它同英国形成对照。英国在1924年就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而美国则一直拖到1933年。更能反映两国差异的是二战后初期的对华政策。当美国积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时，英国则冷眼旁观；1949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Bevin）宣称如果有必要，将使香港成为“东方的柏林”；新中国成立后，英国于1950年1月6日宣布予以承认，成为西方大国中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国家，被称为西方国家打开同中国关系的破冰船；而美国政府则对国内承认新中国的建议持消极态度，早在1949年1月的内阁会议上，杜鲁门总统就明确表示：“我们的立场是不跟任何共产党政权打交道。”这种观点得到一大批内阁成员的同意，并成为整个1949年的对华政策基本原则。1949年10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天后，杜鲁门指示国务院：“我们不要那么匆匆忙忙承认这个政权，我们在承认苏联的共产党政权之前曾等待了12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一直坚持把战争严格限于朝鲜半岛，坚决反对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企图；当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时，英国反对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危机，坚持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问题的一部分；1950年11月，美要求英同意美飞机进入东北与中国空军交战，被英拒绝；11月30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威胁说美国将全力以赴遏制中国，并明确表示不排除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对此，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亲赴美国，极力劝阻美国不要使用核武器……。英国与美国之所以在对华政策上有如此重大的差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不同。英国认为“尽管新中国政权是建立在共产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政府，但它毕竟是能为中国做点事情的惟一政权”，“中国不是苏联的卫星国”。而美国则坚持认为，中国是苏联的卫星国，是苏联进行共产主义扩张的工具。英国更多地是从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考虑对苏与对华政策，而美国则更多地从反共角度考虑对苏与对华政策。
二、反共目标服从于基本国家利益
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这些基本国家利益是美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因此，在对苏政策中，反共主义虽然是贯彻始终的一条线，但不是最主要的线。反共主义的程度强弱要依美国基本国家利益的状况和需要而变化。这就使反共主义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的作用呈现出阶段性。现以对苏政策为例加以剖析。从十月革命到冷战结束，美国的对苏政策大体分为4个阶段：
1、1917-1933，即从十月革命到美苏建交。这一阶段美国对苏政策的主要方面是敌视，表现为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参与武装干涉。但是也有一定程度的交往和合作。1921年俄国出现粮食饥荒，美国向灾区提供了粮食、衣物和药品等物资。据美国学者估计，美国所提供的赈济已占当年联邦预算的1%，而当时美国的经济形势并不十分好。此举一直被当作美国“道德外交”的重要论据之一。然而，美国的反共主义目的仍然是抹杀不掉的。在苏俄负责救济活动的一位美国官员得意地说，由于美国的救济活动，共产主义“已经死去并被放弃”。可见，援俄的真实意图是削弱布尔什维克的威望。苏联成立后，美国与苏联的经贸来往加强。到1927年，苏联农民使用的拖拉机85%是福持公司生产的。这时，美国资本已占苏联外国资本的1/4，美苏贸易在苏联整个外贸中也占有相似的比例。这表明，即使是在政治上孤立、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美国也可以与之进行经济上的合作。
2、1933-1945，即从美苏建交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美国对苏政策的主要方面是合作。由于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美国需要尽快恢复经济，因此经济利益上升为美国发展对苏关系的主要动力，意识形态对抗被暂时抑制下去，退居次要地位；以后，美国出于国家安全利益，又同苏联结盟，合作更成为美苏关系的主要方面。在德国突袭苏联后，虽然有人提出了强烈的反共主张，但是由于国家基本利益的需要，这种主张并未成为政府的决策。以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决策层还是从现实主义出发，将反共目标降为次要地位，甚至暂时搁置起来。正如美国学者马歇尔·舒曼（MarshallD.Shulman）所说，这时的美国不像丘吉尔那样，将苏联看成是异己的盟友，而是对“勇敢的苏维埃盟友”表现出了独具特色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热情，完全“忽视了斯大林的俄国黑暗的一面以及将来出现问题的恶兆。”
3、1945-1970，即冷战前期。这一阶段，反共主义外交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美国的外交政策高度意识形态化。一方面是因为二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发展，使美国统治者感受到资本主义面临生存危机，而美国“天定命运”负有捍卫自由民主制度的责任；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美国综合实力的增强，霸权主义野心膨胀，而苏联的崛起和国际共运的发展成了美国实现霸权目标的最大障碍。
4、1970-1991年，即冷战后期。以尼克松主义出笼为标志，冷战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由于美国经济、军事实力的相对下降和苏联军事实力的上升，美国对苏军事遏制政策的不断失败，特别是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国内政治动荡，促使尼克松政府改变对苏战略，由强硬的军事遏制转为以“和平演变”为主。同时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增强同苏联的接触与合作，通过渗透达到演变苏联的目的。这一阶段美国对苏政策的特征是：虽然反共目标未变，反共主义仍发挥着很大作用，但与冷战前期相比大为减弱，现实主义成份明显增多。
从以上美国对苏政策的4个发展阶段可以看出，美国为了基本国家利益，在必要时可以将反共主义目标暂时抑制下去，同社会主义国家合作，有时还能结为盟友。
三、反苏是反共主义政策的核心内容
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二战后又一度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核心，因此在美国统治者的心目中，苏联成了共产主义的化身和载体，而共产主义则是苏联的灵魂，反苏与反共是同一个过程，反苏即反共，反共也就是反苏。即使后来苏联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已明显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并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所反对，但美国的决策层仍把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看成是共产主义的固有属性，将反苏与反共联系在一起。尼克松就明确说过，意识形态是美苏争夺的根源。美国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实际上是围绕反苏政策展开的。
美国反苏反共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美国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变化上。二战后，世界上又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如何对待这些国家上，美国决策层始终存在着分歧，较为极端的保守主义者通常将共产主义视为铁板一块，主张像遏制苏联一样遏制这些国家；另一部分人不认为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主张对社会主义国家要区别对待，采用不同的政策，以便分化瓦解。这两种政策主张对美国政府的决策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影响，但后一种主张一直被贯彻在美国的对苏政策中。美国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就很能说明问题。对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也是这样。美国曾一度期望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变成“铁托之前的亚洲铁托分子”，这是因为胡志明虽然是个共产主义者，但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其基本目标是国家的独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杜鲁门政府曾一度在对华政策上举棋不定，政府内许多人认为中国会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直到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美国才正式推出“遏制中国”的政策。1953年3月斯大林去逝后，美国战略家们更认为共产主义已经发生变化，美国不应再将共产主义看成是铁板一块的全球性运动；1972年尼克松访华，与中国缓和关系，意在联华抗苏。尼克松曾声称，他的对华政策的关键因素是承认“共产主义世界已经分崩离析了。”美国的反共专家们认为，80年代末共产主义的“大失败”首先是从波兰开始的，而这要归功于里根政府的对波政策。
美国决策者在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缓和关系时，并没有放弃反苏反共的目标，只不过是战略策略发生了变化而已。尼克松在《1999年：不战而胜》一书中清晰地描述了美国反苏反共的战略策略：第一，军事上对苏联威慑，以避免核战争和资本主义世界的“不战而败”；第二，政治上与苏联竞争，即对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东欧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分化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同时利用一切手段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国家；第三，外交上同苏联谈判，以便与苏联周旋，进而争取盟国和国内公众的支持。
《1999年：不战而胜》和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等美国政要和战略家的著作，都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的反苏战略策略及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还在苏联解体之前，即柏林墙被拆除后，布热津斯基就宣布了共产主义的“大失败”。美国人把柏林墙被拆除做为冷战结束的标志，更反应出了美国反苏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源。虽然1989年后，苏联仍然拥有足可以摧毁美国的军事力量，但在美国人看来，这时的苏联已经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与过去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苏联”已有本质的区别，它已经与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含义（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完全不相符，只剩下个躯壳，其对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没有多大威胁了，于是推行了40多年的对苏“遏制”这一“总战略”便完成了历史使命。布什总统在199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提出了“超越遏制”的战略，用以取代“遏制战略”，要“争取把苏联作为一个建设性伙伴纳入国际体系”。这种做法与某些有关冷战起源的说法完全吻合。比如苏联外交家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就认为，冷战的原因是莫斯科教条主义地坚持认为共产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既然戈尔巴乔夫已经放弃了上述“教条”，那么冷战就自然应该结束了。布什政府宣布冷战结束的主要根据也正是“苏联在东欧统治的崩溃”和“苏联已经放弃了它们的阶级斗争学说、军事优势理论及批评战后政策的主要宗旨”。不过，由于“变质”以后的苏联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美国新的对苏政策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1991年圣诞节，布什总统在对美国人民的讲话中称赞戈尔巴乔夫为结束冷战所做出的贡献，并声称苏联的解体是“民主和自由的胜利”。
§§§第二节反共主义在美国内外政策中的相互作用
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它为内政服务，并反作用于内政。美国反共主义外交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是与美国国内阶级斗争状况密切相关的，国内工人运动及各种激进运动的发展促使美国统治集团采取反共主义的外交政策，而反共外交反过来又促进了国内的反共活动。
一、反共内政促进反共外交
从美国反共主义的历史来看，几乎每一次反共外交高潮都伴随着国内的反共高潮。
早在巴黎公社革命时，美国就对巴黎公社持敌视态度。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统治集团担心“巴黎事件触及了国内敏感的政治神经”，公社是“埋在现代社会下面的深刻的爆炸性的力量”。当时，“美国城市都充满它们自己的‘反叛的暴民’”，而且这些暴民都带着曾鼓动起巴黎公社革命的那种“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