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美国是个多元社会，没有统一的公众舆论，但是从总体来说，美国的公众舆论是倾向于反对共产主义的。从盖洛普民意侧验1937-1949年所做的比较美国公众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态度的调查中可以充分看出这一点。在回答“如果你不得不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做出选择时，你将做何选择？这一问题”时，61%的被调查者选择法西斯主义，只有39%选择共产主义。在回答“你认为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哪一个更坏？”时，58%选择共产主义，42%选择法西斯主义。
美国公众的反共倾向在冷战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当时公众中存在着强烈的反共情绪，致使决策者不愿意表现出对共产党政权的温和态度，以免触怒公众。美国政府在整个50-60年代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尤其是肯尼迪政府没能打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为公众还没有接受这一外交行为的心理准备。据盖洛普的民意调查，1950年时，大多数美国人都对共产主义持敌视、仇视态度。在回答“你认为，当我们同俄国开战时，应该怎样处置在美国的共产党员？”这个问题时，提出关进战时拘留营、监进、驱逐、遣送到俄国、处死的竟占80%多。后来美国对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一直实行强硬的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公众舆论的制约。从理论上讲，冷战期间美国政府的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但只有在其采取“强硬路线”的政策，即表现出不是对共产主义国家妥协的时候，才是如此。
美国公众的这种反共主义倾向，一方面来源于美国社会的固有特征，另一方面产生于媒体的引导。就前一方面来说，对美国公众的反共主义倾向起作用较大的因素有三个。
第一，宗教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与宗教是天然对立的，而美国大多数人都信宗教。（关于这部分内容请参见第一章第三节）。
第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根深蒂固，影响着美国公众的对外政策信念。美国是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的发源地，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已铭刻在美国人的头脑中。对美国来说，“自由”是统一思想和界定美国人的关键的价值观。而共产主义则被看成是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东西，自然会遭到美国公众的反对。冷战时期，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地球被“划分成两个敌对的集团：由苏联领导的‘罪恶的’共产主义世界对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70年代以来，美国公众的思想倾向趋于中间化，比如据统计数据表明，从1970年至1990年，大学新生对意识形态的自我确认情况为：自由主义及极左思潮由37%下降到25%，保守主义及极右思潮由18%上升到20%，而“中间道路”则从46%上升到54%。然而这种“中间”是介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中间”，实际上就整体而言是向右滑动，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更为强硬和敌视。
第三，美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也决定了美国公众要反对共产主义（关于这部分内容请参见第一章第二节）。杰里尔·罗赛蒂对美国政治文化和民族风格的特征曾这样概括道：“大多数美国人通常认为：1、美国清白无罪；2、美国乐善好施；3、美国例外论。”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将美国说成是侵略成性、喜好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这正与美国人通常持有的观念相抵触。上述政治文化和民族价值观对美国人观念的影响在冷战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正如杰里尔·罗赛蒂所分析的：“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苏联的侵略迫使美国承担起积极的世界领袖的角色，发展它的军事力量以遏制侵略，并在世界范围内采取干预行动。因此，美国人是苏联侵略行为的清白无辜的受害者，不得不遏制苏联的威胁。”在美国人看来，冷战是善与恶之间的一场拯救世界的斗争。“美国人不认为自己在冷战年代里的表现是帝国主义的，或是自私自利的，而认为自己是一个由乐善好施和优越的人民组成的清白无罪的社会，他们代表着进步和这个世界的充满希望的未来。”
当然，美国人所具有的强烈民族情感并不是美国独有的特征，但是正如政治分析家理查德·巴尼特所说：“所有的民族都宣扬本民族优越性的伦理观，但美国则使其成为一种宗教。”也许，正是这种异常强烈的民族情感，才使得美国公众比其他西方国家的公众更加具有反共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又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倾向是冷战期间美国两党一致的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础。美国学者戴维·哈伯斯坦曾这样描述这种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它是一场意识形态上的受两党支持的运动；它拥有新闻界、教会、好莱坞的支持。在各种层次的反共产主义观点中几乎不存在什么争论或差异，它在整体上是中庸的，在政治上是安全的。除此之外，任何看法在政治上都是危险的”。哈伯斯坦所说的“中庸”，实际上就是与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思想感情相一致；“安全”就是不会受到绝大多数公众的反对；而“危险”则是意味着会失去公众舆论的支持。
媒体等社会力量的引导对美国公众的反共主义倾向的形成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美国的公众可以分成精英群体和大众群体两部分。精英群体受教育程度较高，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比较注意国家和国际事务，但是他们只占公众的一小部分。2/3至3/4的美国公众属于大众群体，他们普遍对国家和国际事务兴趣不大，对国家和国际事务的知识也贫乏。比如，1964年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有25%的美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越南战争，而此时已有大约2万名军人在越南；28%的美国人不知道中国大陆是信仰共产主义的，54%的美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毛泽东。大众群体的思想倾向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外界，主要是媒体的影响。美国有1570份日报、12000份杂志、11700个广播电台和14500个电视台。这些媒体通过提供新闻报道、娱乐节目和广告这些信息来影响公众，帮助他们在许多事情上形成态度，包括政治态度。而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是有选择性的。在对待共产主义问题上，美国的媒体从总体上说倾向于提供反共主义的信息。尽管美国的电视台和报刊基本上都是私人拥有的资产，不受政府的控制，它们可以从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提供与政府的意志不相符的信息，但是这些媒体的所有者和采编制作人员几乎不会提供有利于共产主义的信息，因为他们都属于美国的精英群体或有产阶级，他们的思想倾向肯定是自由主义和反共主义的，他们会将他们的思想倾向融汇到他们所提供的信息中。
基金会在美国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美国学者爱德华·伯曼专门研究了卡内基、福特和洛克菲勒等大基金会在推广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作用。指出，这些基金会的许多项目都是为了促进美国外交政策利益而设计的。他认为：“基金会在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目标和作为维持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持者的作用是不明确的，因此难以用文献资料来证实。但是基金会确实在通过鼓励某些与它们的目标一致的思想以及支持那些在产生和传播这些思想方面能起特殊作用的教育机构来促进这些目标。基金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贡献主要是在文化领域。”这些影响力遍及美国及世界的基金会的努力是不会不结果实的，而这些基金会所鼓励的思想肯定是反共主义的。比如美国最大的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于1950年重新确定了纲领，其目标是：“加强民主价值，减少贫困和不公正，促进国际合作，促进人的成就”。这里的“民主”肯定是西方民主。与目标相应，促进民主制度（包括维护思想自由、民权、反对集权以及改进公职人员的遴选和决策过程）也就成了福特基金会的工作重点之一。其他基金会也有类似的情况。对大多数美国的基金会来说，“大力宣扬美国制度、文化，推行美国的价值观”，是它们份内的事，尽管在麦卡锡主义时期，许多基金会受到“亲共”之类的指控。
三、利益集团与反共主义
利益集团或称压力集团是美国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力量。它们通常有比政党更为严密的组织和充足的经费。利益集团实际是政党的后盾，政党是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在美国，利益集团除了影响政党的政策外，还通过以下途径影响美国的国内政治环境和政府的决策过程：1、在决策过程中游说政策制定者，其手段是提供信息和金钱，动员追随者提供支持或制造麻烦；2、以同样的手段来影响政治议程、大众的信念和行为及选举；3、一些利益集团的成员，特别是组织完善、同政府机构和官员有密切联系的团体的成员，经常起咨询作用，实际上参与了决策过程；4、许多利益集团常常为政府选用官员提供后备力量，大部分总统任命的官员通常来自商业、法律和科研机构；5、在国际上极其活跃的团体如跨国公司，因其知名度和全球活动而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决策过程。
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一些影响较大的利益集团的政治倾向，会直接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除了环境、消费者这类阶级政治色彩较少的团体外，多数有影响的利益集团都有反共倾向。况且在40-50年代，美国产生了大量的专门的反共团体。对政府决策影响较大是宗教、经济、劳工方面的利益集团。宗教团体的反共倾向自不必说。经济利益集团出于私有观念也有天然的反共倾向；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初都实行计划经济，市场不向西方国家开放，使它们失去了许多赚钱的机会，致使它们更加反共。经济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典型事例就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1970年说服美国政府为了它的利益干预智利事务，反对亲马克思主义的阿连德政府，而且该公司还明目张胆地介入了中央情报局颠覆阿连德政府的行动。
最值得一提的是工会这个劳工组织。19世纪，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现代工人阶级也迅速壮大。1869年，在美国成立了劳动骑士团，成员人数一度达70万之多。同年还成立了黑人的劳工组织——全国黑人工人协会。1886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成立，以后成为美国工人阶级的主要代言人。1938年，另一个重要的美国工会组织——产业工会联合会（产联）——成立。1955年，劳联和产联合并成为“劳联—产联”，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最辉煌时期拥有会员1500万人。除劳联—产联外，较大的独立工会组织还有：国际货车司机兄弟会，联合汽车工人工会，联合电气、无线电与机器工人工会，国际码头和仓库工人工会，国际开采冶炼工人工会等。工会领袖一般比大多数政治家的在位时间长，因此是强有力的政治人物。沃尔特·蒙代尔在1984年时曾被指控：他受支持他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劳联—产联的控制。
美国工会的反共倾向是逐渐形成的。劳联成立初期，并没有反社会主义倾向。其领导人塞缪尔·龚帕斯本人还自诩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同恩格斯保持联系。不过恩格斯那时就认为劳联具有英国工联的性质。他在1891年1月29日给《纽约人民报》编辑海尔曼·施留特尔的信中指出：龚帕斯的“联合会是工联的，而且仅仅是工联的联合组织”。不过，恩格斯还是想争取龚帕斯及其劳联。他指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最好还是同龚帕斯保持良好关系，——不管怎样，支持他的工人要比支持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多”。恩格斯还想使劳联“摆脱他们所固有的狭隘的工联主义观点”。然而，在1895年全国大会之后，劳联不仅变本加厉地实行阶级调和政策，而且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决裂，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劳联的工联主义立场后来得到了美国工商界的支持。1900年，一些有地位的工商界、金融界和自由职业人士成立了一个全国公民联合会。该组织主张把劳联代表的工会运动当作整个工商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赞成用劳联所推行的劳资合同这种和平的办法来解决劳资纠纷。一些工会领袖参加了公民联合会，以此作为工会运动争取社会承认的一个有力的支持。与企业界的合作，是劳联能够比较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联领导人站在了支持本国政府进行战争的立场上。列宁在1918和1919年两次致美国工人的信中都抨击了龚帕斯。
美国的工会具有反共倾向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马克思主义始终未能成为影响美国工人运动的主导思想。其次，美国的工人运动具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劳联—产联等工会组织都承认美国现行的社会制度，以在现行制度框架内推行劳资合作的改良主义政策为主要目标。尤其是罗斯福新“新政”，确定了劳资双方集体谈判的原则，通过了一系列法令保护工人维护自己利益而斗争的权利，其结果是“使工会不再是一种反社会的潜在的革命力量，而纳入体制内。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工人运动的性质，也可以说是等于‘招安’了工人阶级。”再次，美国两党政治的的运行结果使民主党成为工会的政治代表，工会成为民主党的主要支柱之一，在思想意识上，民主党与工会互相影响。又次，美国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和社会结构促使美国的工会组织具有反共倾向（请参见第一章第三节）。最后，劳工队伍的结构也影响着工会的政治倾向。美国的劳工运动最初是蓝领工人的运动。但是从1956年起，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白领工人在数量上超过了蓝领工人。以后，白领工人的数量继续呈上升趋势，而蓝领工人数量呈下降趋势。
连工会这样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利益集团在美国都有反共倾向，更不要说代表其他阶级利益的利益集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