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书并不是探讨意识形态的一般理论问题，也不是专门研究美国的意识形态问题；不是探讨美国的外交政策理论，也不是研究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一般问题；而是研究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即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
本书之所以选定这样一个论题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如下几点考虑：
（一）外部环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如何，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环境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与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相比，美国的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更多地受意识形态影响，这种影响在冷战后仍有突出的表现。但是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行为根源中，意识形态因素毕竟是占第二位的，是从属于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正确认识、把握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所起的作用，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使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自从有了社会主义国家时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国家间的关系就成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部冷战史，实际上就是两种制度国家的关系史。从历史发展趋势看，两种制度国家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共存下去，即“一球两制”。如何搞好两制国家的关系，对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和维护世界和平都具有重要意义。与其他类型国家间关系相比，在两制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最大、最为突出，而美国又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其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具有典型性，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对两制国家间关系的研究，同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也会有所裨益。
（三）中国正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与美国的关系排在首要位置。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改革开放事业的进程以及国家统一大业的实现，而且还关系到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对中国来说，要搞好中美关系，就要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美国的外交政策历来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同时又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对华政策也不例外。本课题的研究有助于了解、认识美国的对华政策，从而为我国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美政策提供参考。
二
国外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问题已有一定的研究，较重要的成果有：1960年，美国发表了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报告《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该报告分别就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立宪民主”等意识形态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意识形态对美国政策的意义进行了研究；1982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了米勒（J.D.B.Miller）教授的研究报告《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里根政府的一些问题》，较深入地探讨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对里根政府外交的影响；1987年，美国出版了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迈克尔·亨特的著作《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该书较系统地探讨了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状况以及三种意识形态在美国产生的根源，即“美国伟大”、种族歧视和敌视激进革命；1990年，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研究所发表了爱德华·艾尔登（EdwardH.Alden）和弗兰茨·斯科曼（FranzSchurmann）撰写的研究报告，题为《为什么我们在美国外交政策中需要意识形态：民主政治与世界秩序》，报告探讨了“外交与国内合法性”、“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国民与外交政策”等问题。但是，由于政治立场和研究方法所限，这些研究成果都有相当的局限性。哈佛的报告侧重于探讨冷战时期的三种主要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美国所应采取的对策，较少涉及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米勒教授的报告属于个案研究，对其他类型意识形态和其他时期意识形态的作用较少涉及。亨特教授的著作和加州大学的报告虽然较全面地研究了美国的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但并非专门探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意识形态因素，而且美国学者看问题的立场、方法、观点与中国学者有相当大的差距。
国内学者对相关课题也有一定的研究，如北京师范大学张宏毅教授于1988年发表了《现代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一文，阐述了反共主义在美国现代外交政策中的运用及其演变过程，但是比较概括，许多问题难以涉及到或做深入的论述。总的来看，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对本书论题的研究还不够全面、系统，有些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特别是冷战后意识形态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的作用情况以及将来的发展趋势，更是一个空白。
三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弄清这样一些问题：反共主义为什么会在美国这样一个共产主义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的国家生根，而且美国在反共上比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执著？从十月革命到冷战结束，反共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到底处于什么地位，发挥了什么作用？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反共主义因素是否还存在，其表现特征是什么？意识形态外交在美国整个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是什么关系？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孤立主义、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在美国外交指导思想中处于什么位置？美国意识形态外交发挥作用的规律及趋势如何？核心问题是，反共主义及其他意识形态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到底起什么作用？
本课题的研究主要采用政治学的方法，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同时辅以历史学的实证方法，重史实考证，所提观点尽量以史实为依据，引证力争有权威性。在结构安排上，采用了由特殊到一般的方法。先论述了“反共主义”这一特殊的、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所特有的意识形态的产生根源和发展变化过程，特别是在冷战后的表现特征；然后论述了一般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趋势，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只是作为一般中的特殊，融合在一般中加以考察。贯穿本书的一条主线就是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理解这一关系是解读全文的关键。
本书所用的资料以中国大陆学者和美国学者的有关美国外交史和外交政策的著作为主，此外还大量运用中英文报刊文章以及原始文献。
本书除绪论和结束语外，正文共四章。第一章至第三章从历史角度研究了反共主义在美国的产生根源、发展及实践情况；第四章则从宏观的角度来探讨意识形态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趋势。
第一章是关于反共主义在美国产生与发展的根源。除了论述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共性的反共主义根源，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对立外，着重分析了美国所特有的政治文化背景根源。首先，美国是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各种族、民族的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美国又存在一种能将各种族、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统一的文化，这就是美国文化。如果哪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对这种美国文化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则会遭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反对，被视为“非美因素”。共产主义就被看成是最大的非美因素。这是反共主义在美国如此根深蒂固的重要原因。其次，美国有反对激进革命的传统，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革命。最后，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天定命运”思想，即认为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美国民族是优越的民族，天定命运美国应该领导世界。而共产主义则被认为是美国实现天定命运的最大障碍。从文化背景角度来探讨美国反共主义的根源是本课题研究的突出特点之一。
此外，这一章还阐述了反共主义形成与发展的若干促动因素，主要是：宗教的影响，美国特殊社会结构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失误。美国是个宗教势力非常强大的国家，而马克思主义与宗教是天然的敌人；与欧洲大陆相比，美国工人阶级的力量相对弱小，这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美国缺少物质基础，同时也给反共主义任意膨胀创造了条件，使反共主义得不到应有的遏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上出现的失误，特别是苏联的扩张主义，一方面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弹，刺激了它们的反共主义倾向，另一方面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共主义政策能够得到公众的支持。
第二章是冷战结束前美国反共主义的实践。鉴于本章内容历史跨度较大，而基本史实又为人们所熟知，因此并未按历史顺序来安排，而是从横的角度着重论述了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即“反共主义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表现特征”、“反共主义在美国内外政策中的相互作用”和“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与反共主义”。关于美国反共主义外交的表现特征，文中概括了三条：一是反共主义贯穿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始终；二是反共目标服从于基本国家利益；三是反苏是反共的核心内容。对第一条特征，文中分别分析了美国对苏、对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以及美国与英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比较。关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与反共主义，文中侧重探讨了美国两党政治、公众舆论和利益集团对美国反共主义外交的影响。其中“美国两党政治与反共主义”是至今国内外研究领域比较忽视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本课题对之做了一定的研究。由于本章内容是以论为主，史论结合，并不是专门叙述历史，因此显得缺乏历史完整性，有些历史过程只是一带而过，点到为止，甚至历史脉络都不连贯。这是由本书的特点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