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直到科索沃战争，美国参与的任何一次战争行动都是打着“美国保护原则而非利益，美国保护法律而非强权”的旗帜而进行的，“保护原则和法律”成了“美国投入军力的最神圣不可违犯的义理”。较为突出的是冷战。在英国的推动下，杜鲁门政府虽然同意“接替英国历来阻挡俄罗斯前进地中海的角色”，以“抵抗苏联扩张主义”，“但是美国民众和国会都还不能赞同英国传统的地缘政治理念”，美国必须以它自己的“外交政策思想为基础”，“打出道德大旗”。杜鲁门1947年3月12日著名演说（日后被称为“杜鲁门主义”）所提出的遏制苏联的主要理由就是：美国要“代表民主和世界”，“协助自由、独立国家保持其自由”，“贯彻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他以“传统的威尔逊主义来形容两种生活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是多数人的意志，特征是自由体制、代议政府、自由选举、保障个人自由，言论与信仰自由，而且有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的基础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在多数人身上。它依恃的是恐怖和压制，控制着报章和电台，操控选举，并且压制人身自由。”
有时，美国外交中经常出现似乎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角色错位的现象：被认为是理想主义者的人有时变得非常现实；而被看成是典型现实主义者的人在某些问题上又非常执著地坚持美国的价值观。比如冷战初期，曾任过第三届福兰克林·罗斯福政府的副总统的亨利·华莱士曾否定美国有道德权利采取遏制政策，被认为是有严重理想主义倾向的人，但是他却务实地主张美国“接受苏联在东欧势力范围的事实”。再比如，尼克松、里根都是公认的奉行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人，但他们在反对共产主义上却显得比谁都坚决、执著。这种角色错位正好反映了美国外交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一致性和兼容性。
当然，许多学者认为，美国高举道德大旗，完全是一种手段，是为维护基本国家利益寻找借口。这种看法不够全面、客观。被学界称为现实主义重要人物的基辛格对“道德借口说”做出了这样的批驳；“美国若不是真心信服它所代表的最深刻的价值和理念，也无从坚持这个政策（指遏制苏联政策——笔者注）历四十年，并且付出严酷的代价。美国政府许多最高等级的机密文件，自始就无意发表给公众知晓，它们却往往弥漫着道德色彩，可以说为这个说法作见证。”斯托波·泰尔伯特认为：“美国人民要求他们国家的外交政策既根植于现实政治，又根植于理想政治。美国是独一无二的自觉地建立在一系列适用于各地人民的观念和理想基础之上的国家。”唐纳德·麦克亨利认为：“在作出外交决策时如果不给伦理要求以充分的考虑，那既违背我们的民族理想，从长远来看，也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矛盾。”小布什在1999年11月19日的演说中说得更为明确：“美国的价值观总是美国日程的一部分。我们提倡人类自由并不是一种外交形式，它是我们国家的基本承诺。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确信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已经看到它的末日来临。”在这篇演说中，小布什还提出了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外交政策指导思想：“对于每一项责任，我都采取相同的方针：独特的美国国际主义、没有幻想的理想主义、既信心十足而又不自高自大、为实现美国的理想采取现实主义。”这些人的观点都反映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
其实，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不可能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完全脱离关系。正如著名日本学者星野昭吉所说的：“在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中，国家并不总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力，具体表现都是由国家的价值目标规定的。特别是对殖民地、从属地区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主义等来说，很难把权力斗争归结为所有主体间对立、斗争的原因。”
冷战后，面对新的国际形势，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就世界格局的变化和美国所应当采取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激烈争论，尽管它们的理论基础不同，所提出的政策主张有很大差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美国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优越性，强调美国对于这个世界的责任。就是博采了众家之长，被认为是已成为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的新现实主义，也坚信美国政治、经济价值观的普遍适用性。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学者理查德·哈斯提出了“规制主义”，试图用以指导冷战后美国全球新战略。哈斯声称：“规制主义超出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它有可能推进民主和人权，同样也有义务保证那些先天不足的人们（特别是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不被忽视。规制主义包含有威尔逊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并把它们与现实主义揉和而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综合概念’。”可见，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在几乎所有在美国比较有影响的国际政治理论和思潮中都有一席之地。因此，受这些理论和思潮影响的美国外交政策也必定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一席之地。
（二）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
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及扩张主义是一对相互对立的外交政策思想。孤立主义曾使美国深受其益，得以在立国初期避免卷入欧洲的战乱，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孤立主义是国父乔治·华盛顿确立的政策原则。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在其著名的告别演说中说：“为什么我们要离开自己的国土而站到别国的土地上去？为什么要将我们的命运与欧洲的任何一部分绞到一起，将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同欧洲的野心、敌对、利益、幻想及狂想的陷阱纠缠在一起？”有的学者认为，孤立主义曾指导了美国整个19世纪甚至20世纪前半期的外交政策。美国自1945年后才正式放弃孤立主义，其标志是“杜鲁门主义”的产生和北约成立，即美国正式与西欧结成军事同盟。特别是1950年6月10日杜鲁门在密苏里圣路易斯的演说中，明确提出了否定孤立主义的观点：“孤立主义是通向战争之路。更糟糕的是，孤立主义是在战争中走向失败之路。”不过也有人认为，从20世纪初开始，即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就开始向奉行国际主义转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力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基辛格认为，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是使美国摆脱孤立主义的关键人物。
其实，不管美国何时放弃孤立主义而奉行国际主义，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及扩张主义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美国的孤立从来就不是与外界绝对隔绝的，孤立是相对的。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科特（R·bertH.Puckett）认为，“就历史来看，我们的国家利益——就防卫安排这个意义上——是不断扩展的。它们从美国大陆延伸到加勒比海，又到整个西半球，到西欧，到我们的太平洋属地和盟国，并且，至少从理论上说，到世界实际上的任何非共产主义国家。”在这个“扩展”过程中，孤立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概括起来讲，美国的孤立主义有这样两个特征。一方面，政治与外交上的孤立并不限制美国在经济上同外界发生联系。另一方面，在进入20世纪之前，美国虽然不积极参与欧洲和亚洲的国家事务，但却积极参与美洲的事务。1823年门罗主义的出笼，实际就是美国走向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步骤。
实际上，正如帕科特所分析的，美国从立国时起，就是孤立主义（对欧洲）和扩张主义（对美洲）并用的。扩张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国际主义。以后随着美国国力的逐渐强盛，它又是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并用。美国是采用孤立主义政策还是国际主义政策，完全依其国家利益而定，而国家利益又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有机统一。美国立国初期，无力与欧洲列强争雄，自己又需要一个安定的外部环境来发展自己，因此奉行孤立主义，就像杰斐逊总统所主张的那样，“尽可能与欧洲的体系隔绝”。但同时美国也采用了一些有限度的国际主义政策，如门罗主义，在东亚则参与打开中国和日本的国门，就是对欧洲国家也是巧于周旋。在这个过程中，国际主义思想在美国逐渐形成。19世纪20年代“天定命运”论形成，就表明美国随时准备成为国际大家庭中起主导作用的成员。1880年美国开始扩增海军，1889年艾尔弗雷德·马汉提出“海权论”，这些表明美国已经做好了参与全球事务的准备。应该说，1898年的美西战争是美国放弃孤立主义的标志。以后，尽管孤立主义在美国还有一定影响，而且在某些时候，如冷战后，影响还有所增强，但国际主义一直是美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两大党都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来制定外交政策，只不过民主党的国际主义具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共和党的国际主义中现实主义成份更多一些，而且有时看起来有点像孤立主义。
美国学者查尔斯·凯卓利（Charlesw.Kegley）曾这样论述理想主义与孤立主义、干涉主义（干涉主义实际上是国际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理想主义从自相矛盾的驱动力中吸收灵感：或者从不合意的世界撤出来，或者改变这个世界。它趋向于极端孤立主义或极端干涉主义，因为理想主义的思维导致这样的结果：不是寻求使国家从世界的不道德状态中孤立出来，就是寻求改革这个不道德的世界。”因此，“美国的理想主义有两张面孔：一张是非干涉主义，另一张是改革者和狂热传道者。”凯卓利的观点符合美国外交史的实际情况。
无论是孤立主义还是国际主义，由于都与理想主义分不开，因此都含有意识形态外交的因素。相比之下，国际主义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更为突出、明显一些。威尔逊主义的国际主义就是在与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对抗中形成的；冷战时期的国际主义更是以反共主义为基础；现在美国所奉行的国际主义也是将推进民主、人权作为主要内容的。
（三）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虽然不常被美国战略家们提及，但却对美国外交政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民族主义是美国外交的最高指导思想，是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有机统一体。
根据美国学者的定义：“民族主义就是一个民族要求成为一个特殊的民族整体，使他们有权按自己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的主张。在政治上，它最典型的表现是要求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而成为主权国家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和促进民族整体和民族利益，而国家也正是为此而产生的。”还有一种定义是：民族主义是“可将人们拉在一起，使之有共同归属感和价值观的文化、历史、语言、心理和社会力量的整体。其发展趋势是导致产生这样的政治信念：某个民族共同体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政治秩序，应该独立并平等于世界上其他政治共同体。”民族主义不同于爱国主义。小说家理查德·爱尔丁顿（RichardAldingt·n）在《上校的女儿》（1931）中写道：“爱国主义是一种积极的责任感。民族主义是一只为自己的粪堆而啼叫的浅薄的公鸡。”法国总统戴高乐说过：“爱国主义就是当爱你自己的人民上升到第一位的时候；民族主义，就是当恨人民而不是恨你自己上升到第一位的时候。”爱尔伯特·爱因斯坦有过这样的评价：“民族主义是一种发育未全的疾病。它是人类的囊虫。”
也许正是由于美国的战略家知道民族主义不是个褒义词，所以他们几乎不提及美利坚民族主义，而是经常把民族主义的帽子戴到别人头上。其实，民族主义在美国是很有影响的。独立战争实际上民族主义的产物，美利坚民族要摆脱大不列颠民族的统治与压迫。这时的民族主义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后来，随着美国的发展和强大，美国的民族主义则成了其向外扩张的动力和依据。“美国伟大”、“天定命运”、“白人种族优越”等观念都是这种民族主义的表现。尤其是“反共主义”，更是被看成具有维护美利坚民族统一的功能，具有深厚的美国特色。这种民族主义已经具有上述几位思想家所批评的那种民族主义的味道了。
任何民族主义都与本民族的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不同的是，美国的民族主义不仅要维护自己的价值观，而且还要向外推广，甚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动用武力。如果说，美国民族主义在冷战期间的集中体现是反共主义，那么，冷战后则是霸权主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经常打着反对别国民族主义的旗号来推行自己的民族主义，并把自己的民族主义披上诸如维护民主、人权等外衣。
自由民主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主义是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自由民主主义已经与美国民族主义融合在一起。迈克尔·考克斯（Michaelc·x）曾这样概括美国1945年以后外交政策的目标：“创造一个民主资本主义能在世界繁荣的环境，而美国在这个世界中仍然是一个起主导作用的角色”。考克斯的概括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度统一。
“美国至上主义”（Americanism）是美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所谓美国至上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信念：美国的理想、价值观和现实都优于任何其他国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17年1月10日的一封信中写道：“美国至上主义意味着勇敢、自尊、公正、真实、诚恳和耐劳这些美德——使美国得以缔造起来的美德。”一位美国学者认为：“美国至上主义对美国人来说，并不意味着传统和领土，不是对法国人来说的法兰西，对英国人来说的英格兰那种含义，而是一种学说，就像对社会主义者来说的社会主义所含有的意义一样。”可见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人的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