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国家安全受威胁时外，当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即经济安全受到威胁）时，意识形态外交的地位也趋向于下降。比如30年代初大萧条时期，美国为了开拓市场，缓解危机，放弃了已坚持长达16年之久的拒不承认苏联的政策，于1933年11月与苏联正式建交。美国与苏联建交，虽然也存在着联合、利用苏联来抗衡正在崛起德、日法西斯的意图，但经济利益的驱动力也是重要方面。1933年6月，苏联在伦敦国际经济会议上宣称，苏联打算在近期内从国外订购价值10亿美元的订货，引起美国工商界的震动，他们唯恐美苏无正式外交关系的状况会影响美国商人赚到这笔钱，因为当时欧洲主要强国均已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政治评论家伍·罗杰斯对美国商人的这种心态评论道：“只要有人买美国的东西，它就会连魔鬼也承认。”这表明，当意识形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美国会放弃意识形态利益。
在冷战后的对华政策中也能体现出美国外交中意识形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关系。冷战后美国“人权外交”的主要予头指向了中国，利用人权问题对中国进行打压，以图达到促使中国“西化”的目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这个“新兴大市场”对美国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对将拓展美国经济放在外交战略首要目标的美国来说，经济利益肯定高于人权利益，所以美国将人权问题与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二）美国国力强盛时，趋向于强化意识形态的作用
重视意识形态外交虽然是美国的一贯传统，但不同时期重视的程度却有相当大的差异，而影响重视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的国力。在美国建国初期，由于美国国力有限，虽然“深信美国负有传播其价值观以贡献世界和平的特殊使命”，但并未“将传播自由体制当作外交政策主要目标加以积极推动”。当时的“主流看法是，新缔建的美国在国内实践民主最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可见，美国非常务实，在推广意识形态上很能量力而为。
1885年对美国来说是有着重要纪念意义的年份。这一年，美国的工业生产超过了当时公认的世界头号工业强国英国。此后，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就不再是英国，而是美国。到19、20世纪交替时，美国消耗的能源超出德、法、奥匈、俄、日、意的总和。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开始扩充军事力量。19世纪80年代末，美国开始扩增海军，当时的海军史专家艾尔弗雷德·赛耶·马汉还写了《海权论》一书，为之提供了理论基础。1889年，海军部长本杰明·特雷西说服了国会购置战舰。综合国力的增强使美国增大了维护、传播美国价值观的信心，于是意识形态外交由立足于在国内“树立榜样”发展到直接通过外交手段向国外传播，推广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成为美国外交重要目标之一。威尔逊主义的产生就是其标志。
要传播美国价值观，就必须反对那些美国价值观的“敌人”。在反对“敌人”上，美国的国力强弱对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美国的意识形态敌人主要有两个：即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当时美国虽然试图主导国际事务，但其实力毕竟有限，不可能同时对付两个敌人，于是在策略上，它总是采取利用一个敌人对付另一个敌人的方针，或是推行“绥靖政策”，透导德、日法西斯进攻苏联，或是联合苏联反对德、日法西斯。尽管威尔逊主义在这段时间内起着主导作用，但现实主义的“实力政治”、“权力均势”原则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到了二战后，美国陡然成了世界超级大国，无任何国家的综合实力可与之匹敌，就如约翰·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充满信心地宣称，美国强大到足以“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重担”。于是它目空一切地要实现它的理想，强化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倾向在新中国成立时的对华政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美国决策层认为，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个经济极端落后、政治动荡不安的弱国。这种蔑视新中国的力量和潜能的心态使得杜鲁门政府看不到尊重新中国的必要性，从而肆无忌惮地与之敌对，无视它的利益，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和朝鲜战争中。还在中国内战进行期间，美国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就已经看到，国民党政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而且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有很大的不同，美国应尽早放弃“援蒋反共”的政策，并尽可能不使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与苏联结盟。但是这些建议并未引起自恃美国极其强大的杜鲁门政府的重视。早在1949年1月的内阁会议上，杜鲁门总统就明确表示：“我们的立场是不跟任何共产党政权打交道。”这种观点得到一大批内阁成员的同意，并成为整个1949年的对华政策基本原则。5月份，艾奇逊连连电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指示：“我们应当强烈反对对中共政权无论是事实上还是法律上的承认”。艾奇逊还提出了承认中国新政权的三个条件：它在事实上控制着国家的领土和行政机关；它有能力并且愿意承担其国际义务；它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天后，美国国务院宣布，鉴于中共“并未保证履行其国际义务”，美国对此新政权不予承认。可以看出，自恃强大，促使美国强化了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到了尼克松政府时期，由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促使美国弱化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现实主义地看待中国，改变过去强硬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对华政策。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与其他任何一强相对比的实力更强，霸气更盛，借重它国力量，特别是意识形态对手的力量来实现自己战略意图的动力减弱，于是更加强调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其意识形态外交的地位变得更加突出。
（三）美国战略对手强大并强调意识形态时，趋向于强化意识形态作用
这条规律从美国不同时期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对比中可以看出。
首先看对苏政策。虽然十月革命后美国就出现了反共主义，但是一方面，那时苏维埃政权还不够强大，既未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也不是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另一方面，尽管苏俄政权的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推进世界革命、成立共产国际，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也提出了和平共处的思想和原则，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苏俄外交中与资本主义世界对抗的意识形态色彩；所以，美国并未将反共主义作为其对外的主要旗帜。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虽然有抵销苏俄“和平法令”的影响的成份，但主要还是对付英法等欧洲大国，它所运用的旗帜是维护普世性的价值观。这面旗帜与冷战时期遏制共产主义的旗帜相比，意识形态色彩要淡得多。
二战结束后，苏联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明显提高，成为美国的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同时，苏联在外交上也更加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再加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势头迅猛。这些促使美国将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其对外的主要旗帜，反共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意识形态的作用被大大强化。
再看对华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奉行对苏“一边倒”的政策，而“一边倒”政策的主要基础就是意识形态。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地阐述了“一边倒”的外交思想，并用了这个词语。他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可见，不管当时中国的外部环境如何，只要存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种对抗的力量，中国就要站在社会主义力量一边，在40年代末就是站在苏联阵营一边。意识形态上与苏联的认同感还影响了新中国领导人对基本国家利益的判定，将美国看成是对新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而与苏联结盟则是解除这种威胁的主要途径。新中国的对苏对美政策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在美国高举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大旗与苏联进行冷战的情况下，中国的“一边倒”政策自然会促使美国从意识形态角度而不是从地缘战略角度考虑对华政策。当时，美国对中国采取强硬的遏制政策，主要的考虑并不是因为中国对美国的重要利益构成直接威胁，而是认为中国已成为苏联进行共产主义扩张的工具。当中苏分裂后，美国认识到中国不再是苏联进行共产主义扩张的工具，于是开始谋求同中国改善关系。
冷战后，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明显上升，于是美国将中国当成最主要的潜在战略对手。决定美国对中国采取这种态度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在于中国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在于中国日益强大。二者结合在一起，使美国感到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否则，单独任何一个因素，都不会导致美国产生威胁感。论实力，中国的综合国力比不上欧盟、日本和俄罗斯，但美国却将中国而不是其他几强看成主要的潜在威胁；论意识形态，朝鲜和古巴比中国更坚持“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它们却不被看成是战略性的威胁。
但是，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超越意识形态发展相互关系，加强对话，不搞对抗。这又减弱了美国对中国搞意识形态外交的动力，这使得美国很难像冷战时期对待苏联那样，运用反共主义意识形态来作为统一国内思想、调动国内和国际支持力量的工具。遏制派的政策主张不仅得不到美国盟国的支持，在国内也不能被绝大多数公众所接受。
§§§第四节意识形态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发挥作用的趋势
美国意识形态外交发挥作用的趋势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分析美国意识形态外交作用的趋势，主要是依据国际环境、美国自身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三方面因素的变化情况。总的趋势是：意识形态外交会仍然存在，但作用趋于弱化。说趋于弱化是指长远的发展方向，并不排除在某一个特定时期有所强化。
一、美国意识形态外交会继续存在
预计在21世纪，美国意识形态外交会继续存在，而且在某些时候还会被强化。提出这一命题的主要根据是：第一，“一球两制”将长期存在下去；第二，美国的“一超”地位会保持一段时间；第三，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形势较好的状况也会持续一段时间；第四，全球化的作用。在类似的因素的作用下，其他西方国家也倾向于提升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1999年4月份通过的“北约战略新概念”特别强调北大西洋联盟是“基于在民主、人权和法治方面的共同价值观念”。1999年5月3日，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在访美与克林顿总统会谈时表示，他确认日美两国是以“自由、民主和尊重人权”这一共同的价值观联结起来的同盟关系。当然，与美国比较起来，西欧和日本的意识形态外交的地位还是低得多，作用也小得多。
（一）“一球两制”
从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历史可以看出，美国从立国后就很重视维护、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当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后，与美国所信奉的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而且还成为一种制度，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变得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要。所以，可以断言，只要世界上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意识形态外交就会在美国有一席之地。而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同一个地球上并存，将是个长期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