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后，在美国就产生了反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并被运用到美国外交中去。反共主义势力及其影响在冷战时期达到顶点。如果追溯历史，可以发现，早在19世纪70年代，反共主义在美国就出现了萌芽。南北战争前，马克思主义就已传播到了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许多共产主义者和组织都参加了北方军队或帮助北军。马克思主义者在响应林肯征募志愿军的号召方面，对全国起了示范作用；马克思主义者在许多战场上都英勇作战；马克思的战友约瑟夫·魏德迈曾投笔从戎，招募了一个整团参加北军，并因此而被晋升为上校，他还接受林肯交给的任务，担任险要的圣路易地区的指挥官；纽约共产主义俱乐部的一些会员都成了北军的军官。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受到了北方资产阶级的欢迎。可以说这时共产主义者与北方资产阶级是某种同盟关系。然而，不久，特别是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美国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就来个180度的大转变。尽管这时共产党在美国还没有出现，但美国资产阶级却打出了反共的旗号。当1877年美国发生全国性的铁路职工罢工时，虽然罢工是自发的，而且目的仅仅是为了抗议资方削减工资，但是一些美国报纸却一口咬定罢工是“共产党为暴力推翻政府而策划的阴谋”，其用意是为利用国家机器镇压罢工制造借口。可见，反共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之前就已露出了苗头，并被运用于内政中。这表明，反共主义不仅仅是美国进行对外扩张的工具，是推行其外交政策的一张牌，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根源，既有经济政治方面的，又有社会文化方面的，不仅有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来说属于共性的因素，也有美国所特有的因素。
§§§第一节两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对抗
反共主义并非美国所独有的意识形态。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或存在着反共主义，而且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初期，反共主义在西欧更为盛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充分揭示了这种状况：“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已被政敌们用来作为互相攻击、咒骂的词语。1848年革命失败后，西欧的共产主义者受到了无情的迫害，马克思在多次被逐、被捕、受审后，被迫带着家人流亡伦敦；“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使许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和盟员遭受监禁。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欧洲又一次掀起了反对共产主义的狂潮。十月革命爆发后，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一致对这场革命持反对态度，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还走上了对苏外交抵制、积极支持俄国反革命武装叛乱以及直接出兵干涉的道路。对这种行径，列宁痛斥道：“现在英、法、美集团把消灭世界布尔什维主义、摧毁它的主要根据地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当成他们的主要任务。为此，他们准备筑起一道万里长城，像防止瘟疫一样来防止布尔什维主义。”冷战期间，美国虽然是反苏反共的主帅，但西欧国家也是从自身的需要出发积极配合美国推行遏制政策的，而且在冷战爆发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在反苏上更加积极主动。
在反对共产主义上，美国是后来居上。如果说在巴黎公社革命后，反共主义在美国还只是某些资产阶级分子和集团的主张，并不像欧洲那样成为政府的行为，那么到了十月革命后，反共主义则成了官方的意识形态。从政府要员的言论到政府的行为都可以反映出这一点。当苏俄颁布《和平法令》后，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称之为“对各国现存社会制度的直接威胁”。他向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报告说：“如果布尔什维克继续掌握政权，我们就毫无指望。”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首当其冲宣布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接着参加了国际资本主义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于1918年6月派出7000名军队到俄国北部和西伯利亚。与此同时，国内出现了“恐赤症”。1919年8、9月间，美国两个共产主义政党——美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工党刚刚成立，美国统治集团就迫不急待地对之进行镇压。1920年1月2日，美国司法部在全国70个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突袭，逮捕了约1万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企图把共产党人一网打尽。美国出现“红色大恐怖”（“GreatRedScare”）。以后，反共主义一直贯彻在美国的内政与外交中。
反共主义之所以能在美国产生并得到发展，首先在于共产主义与美国的资本主义存在着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对立。这种对立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价值体系上相对立。美国统治集团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是相对立的价值体系，并对之构成严重威胁，进而会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1950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计划”指出：“法治政府所具有的自由思想与克里姆林宫实行严厉寡头统治的奴役思想之间存在根本的冲突”，而“消灭来自自由的挑战是奴役成性的国家不可改变的目标”。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认为：意识形态是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进行争夺的根源。“苏联企图扩张共产主义，消灭自由；而美国则要阻止共产主义，扩大自由。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美国学者托马斯·威斯科波夫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对立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分别有4个主要特征：资本主义要求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而社会主义则要求生产资料公共占有；资本主义要求劳动力无产阶级化，而社会主义则追求无产者的解放；资本主义要求少数企业统治者控制生产过程，而社会主义则要求由企业全体成员民主参与来控制生产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主要是靠对个人的物质刺激来获得，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则主要是靠非物质的手段，而且刺激对象是集体而不是个人。威斯科波夫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所以存在上述几方面的对立，是因为这两种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分别建立在不同的价值体系基础之上。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强调个人而不是社团的重要意义，鼓励竞争而不是合作，并且将物质产品和服务放在首位，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促进人们的幸福；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则强调社团而不是个人的重要意义，鼓励合作而不是竞争，并且贬低货币收入和物质消费的重要性，强调对劳动者进行精神奖励。
很显然，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如果在美国和世界传播开来，确实会使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受到威胁。所以美国统治集团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感到极为恐惧和仇视。
十月革命爆发后，美国统治集团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对美国价值观形成直接的挑战”，“布尔什维主义是一颗能炸毁”资本主义制度的“炸弹”。威尔逊总统于1918年秋发出警告，“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正潜伏在各处”。一年后，他又宣称，“一些革命的‘毒素’实际上已渗透进这个自由国家人民的血管里。”被称为“冷战之父”的乔治·凯南在分析冷战根源时指出：美苏“冲突根源中首要的而且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当然就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在意识形态上所承担的义务。这在美国的政治经验中，还是一个崭新的东西。这也是美国人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一种敌对方式的表现。”“俄国保证要实现的纲领旨在使美国社会遭到损害，这种损害，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看来，甚至比单纯军事上惨败于传统的对手可能带来的种种苦难还要可怕。”正因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认为有如此严重的威胁，所以被美国统治集团“看作是一种应当加以隔离的瘟疫”。并且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之前，美国资产阶级就打出了反共的旗号。
（二）在经济上，社会主义制度妨碍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垄断资本的本性决定它是要不断向外扩张的，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则成了其扩张的一大障碍。正如列宁所分析的：“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其输出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那些落后国家，“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但是这种输出并不是无条件的。“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可见，如果落后国家没有卷入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则资本输出是难以实现的。而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看来，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卷入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的。威尔逊认为：“美国贸易在世界的扩展是与美国自由主义的输出分不开的。”正因为这样，十月革命后，美国把新生的苏俄社会主义制度看成是极大的威胁。国务卿兰辛说：“归根结底，布尔什维主义对于美国安全的威胁比德国更大，因为它既否定民族性又否定财产权，并以革命威胁美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20年代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官方多次拒绝苏俄关于两国开展平等贸易的呼吁，甚至提出除非苏俄保障私人所有制，对目前的社会制度作根本改变，才有可能重新考虑。
美国学者诺姆·考姆斯基在解释冷战初期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真实意图时说：“美国采取马歇尔计划等措施并不是为了对付苏联侵略的威胁，而是要对付经济崩溃和民主政治崩溃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导致美国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秩序框架外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这里所说的“美国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秩序框架外的社会经济”实际上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很显然这种经济的发展对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是个严重损害。
1955年，在美国颇有声望的研究机构——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和全国计划协会曾这样解释“共产主义”的含义：“共产主义”的主要威胁是共产主义力量在经济上的变化，其变化方式减小了他们补充“西方”工业经济的意愿和能力。“西方”包括日本资本主义，它理解这些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将坚定地保持在美国控制下的“整体秩序框架”之内……简单地说，“共产主义者”就是那些企图将他们的资源用于其自己的目的的人，这是和美国外交政策核心原则——偷盗和剥削的权利——相抵触的。自然地，美国是一贯的“反共产主义者”，但却只是有选择的“反法西斯主义者”。
约翰逊总统最亲密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W·W·罗斯托曾对工业化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了如下阐述：“不发达国家的地理位置、天然资源和人口是如此重要：要是它们果真依附于共产主义集团的话，那么美国在这个世界上就会变成一个二等国家……如果不发达国家地区落入共产主义的统治下，或者如果它们发展到对西方采取固执的敌视态度，那么，西欧和日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实力就会削弱……总之，不发达国家的这种演变，不但严重影响到西欧和日本的命运，而且还严重影响我们的军事安全和生活方式。”罗斯托的话一方面表明了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取向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与美国的经济利益相抵触的。
克林顿总统在第一任期内曾提出“民主的扩展”政策思想，以取代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他把这个“扩展”比喻成是过去的反共主义“多米诺理论”的对立物，这个思想断定：在共产主义的指令性经济崩溃的地方，自由市场将最终兴起并繁荣起来。可见，在美国看来，共产主义制度影响了自由市场的发展。
（三）在政治上，社会主义制度是对美国“立宪民主”的威胁。十月革命后，美国统治集团认为，新生的苏维埃制度是与美国的政治制度根本对立的。继兰辛之后任国务卿的贝恩布里奇·考尔比说，苏维埃政权不是基于公众的支持，而是通过“暴力与狡诈”上台的，是靠着“残酷镇压所有反对派以继续保持其地位的。”而这种政治制度无疑构成了对美国“立宪民主”制度的威胁。正如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说，“莫斯科政体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美国的否定”。到了冷战时期，美国统治阶级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威胁。1964年，《世界图书百科全书》（W·rldB··kEncycl·pedia）在共产主义和美国式的民主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线：“在民主国家，政府根据人民的意志来实行统治；而在共产主义国家，独裁者通过强力实行统治并依赖强力控制权力。民主国家的政府在行政时总是努力采用使人民受益的方式；而在共产主义国家，政府的利益总是摆在第一位。共产主义强烈地反对民主制度和民主的生活方式。”这种将共产主义看成是所有美国民主信条对立面的观点，在冷战期间成了“粗鲁的经典自由主义”（b·bustclassicalliberalism）核心内容。号称是“反共斗士”的尼克松也提出了几乎同样的看法：“苏联人矢志不移地要实现建立共产主义世界的目标。我们则矢志不移地要实现建立自由世界的目标，使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谁来统治他们以及如何进行治理。苏联人认为历史在他们一边。我们应确保在书写下一世纪的历史时，它是在我们这一边。”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抗构成了美国反共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因。
§§§第二节美国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任何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都与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的历史有着密切关系。反共主义能在美国产生并存在、发展下去，特别是美国在反共上能后来居上，是与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分不开的。美国独特的历史产生了独特的政治文化，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构成了反共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美国特有的政治文化，是美国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美国民族主义实际上是自由主义与美国政治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一、共产主义是最大的“非美因素”
所谓“非美因素”（un-American），就是可以导致美国社会解体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