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美国的反共主义经历了由兴起到高潮，再到消退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反共主义是在对苏、对华、对东欧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中展开的。总结这段时间反共主义的特征和发展变化，对了解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外交的发展规律是十分有意义的。鉴于这一时期反共主义外交的内容十分丰富，而基本史实又为人所熟知，本章只从几个侧面总览这段历史，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来。
§§§第一节反共主义的表现特征
一、反共主义贯穿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始终
美国学者贝科威茨在《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可以有把握地说，战后时期几乎每一项重要的美国对外政策决定，都是对某一觉察到的或明显的共产主义威胁所作的反应。”这段话揭示出了冷战期间反共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虽然美苏争夺世界霸权构成了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一条主线，但从美国方面来说，反共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尽管美国对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政策，但反共这一宗旨始终没有放弃，它渗透在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乃至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中。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成立。这个由美国发起、西方15个国家组成、于1948年11月秘密成立的机构，主要任务就是协调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政策，实行封锁禁运，禁运的主要产品是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战略产品等。1987年4月，日本东芝机械公司因违反“巴统”的有关规定，向苏联出口高技术产品，受到美国政府的严厉制裁，遭受巨大损失。当然，对待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会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政策。
（一）对苏政策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反共主义外交是伴随着对苏政策而形成并发展的，并且一直将反苏作为其反共主义政策的核心内容。
从1917年到1991年这74年间，尽管美国的对苏政策几经变化，但有一条线始终贯穿其中，这就是反共主义，至少1990年之前是这样。罗纳德·里根认为，共产主义自从1917年后就没有改变。1981年他就任总统后不久说：“从列宁到包括现任的勃列日涅夫在内的每一位苏联领导人都宣称，苏联的目标是使全世界共产主义化。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短暂时间外，俄国人几乎在65年中一直是我们的实际上的敌人；在整个这段时间内，他们的政策一直是始终如一地、虔诚地致力于这个简单的目标，即摧毁民主并强制推行共产主义。”里根的看法很有代表性。这种认识决定了美国历届政府都要对苏联推行反共主义政策。
十月革命后，美国不仅出兵干涉苏俄，而且长时间拒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其主要动机就是反共，因为当时苏俄并未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任何威胁。美国政府当时的主要考虑是通过孤立和施加各种压力促使苏维埃政权垮台。这反映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很多媒体经常断言俄国革命即将失败。就连被认为通常是比较严肃的《纽约时报》，“在对待俄国革命问题上也明显有偏颇。在2年期间，它预言布尔什维克失败大约91次，宣布列宁和托洛茨基逃亡、死亡、退休或被监禁不下30次。”民主党政府孤立苏俄的政策被共和党政府继承下来，“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断然宣称，在苏维埃表现出愿意‘与我们其余者共同担负起文明的负担’之前，我不打算同它来往。这反映了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16年内占优势的官方观点。”在反共主义的影响下，美国决策层有时宁可牺牲国家的经济利益。30年代初，美国与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竞争十分激烈，“九·一八”事变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在华利益，然而胡佛政府出于反苏的目的，一直对日本采取姑息纵容的政策，奉行与国际联盟一样的绥靖主义，期望侵华战争能转变成反苏战争。副国务卿威廉·卡斯尔认为，日本在东亚称雄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日本将维持秩序并将阻止共产主义。
就是在美苏建交后，甚至是两国结盟共同对付法西斯主义期间，反共主义也仍然渗透在美国的对苏政策中。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美国一方面宣布对苏联实行“道义禁运”，停售飞机及有关战略原料，另一方面积极援助芬兰，向芬贷款2000万美元，退还芬兰偿还的一战时的战债23万美元。美援助芬兰抗苏的神速与援助中国抗日的拖延形成了鲜明对照，“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美国国内存在着强烈的反苏反共情绪和浓厚的绥靖日本的倾向”。二战期间，在德国突袭苏联后，哈里·杜鲁门发表声明：“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快要打胜，我们就应当帮助俄国，而如果俄国快要打胜，我们就应当帮助德国，这样一来，就可以使他们尽量彼此歼灭。”参议员罗·塔夫脱的话更能反映出仇视共产主义的态度，他说：“对美国来说，共产主义胜利比法西斯胜利还危险。”福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虽然从现实主义出发与苏联结成联盟，但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态度并未因此而消失，他在给驻莫斯科大使约·戴维斯的信中写道：“不论我，还是您，都不接受共产主义，但是为了过桥，我向魔鬼伸出手来。”代理国务卿萨·韦尔斯发表声明：“对美国来说，共产主义专政的原则和理论就像纳粹专政的原则和理论一样，是不能接受的，是异己的。”美国虽然在二战中根据《租借法》对苏联进行了援助，但援助程度与援助英国相比相差甚远，美国援助英国达500亿美元，而援助苏联只有112亿美元。同为美国的盟友，受到的待遇却大不一样。在二战期间，在苏美英联合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同时，美英联手限制、削弱苏联的行为不胜枚举。
冷战，对美国来说，更是以反共主义为旗号的特殊战争。在作为“杜鲁门主义”产生标志的那篇著名的演说中，杜鲁门就是以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来作为美国奉行对苏“遏制”政策的理论基础的。他说：“在当前世界历史关头，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两种生活方式的抉择”，“一种生活方式建立在多数人的意志的基础之上，其特点是自由体制，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证个人自由、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不受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以少数人把意志强加于多数人为基础，依靠恐怖和压迫、受控制的新闻和广播、指定的选举和取消个人自由。”于是，“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人民，他们正在抵抗武装起来的少数人或是外来压力企图加于他们的奴役。”美国“必须援助自由人民以自己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命运。”杜鲁门先是将世界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标准分成两部分，然后把美国封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再赋予美国要率领自由世界同共产主义世界做斗争的历史使命。这一思想一直指导了美国整个冷战时期的外交战略和政策。
冷战期间，美国为了贯彻反苏反共政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其中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代价。据1994年解密的档案材料披露，在冷战期间，有数千名美国人被他们的政府作为人类试验品（humanguineapigs）。一位名叫米尔顿·斯塔特的人（他母亲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变成了人类试验品）描述了他母亲的经历：她去医院治疗十二指肠溃疡，结果后来发现自己身处美国政府资助的实验室里；在那里工作的都是非常残酷的人；她的编号是HP-8；1946年3月9日，她被注射了钚；她当时是41岁，而她的儿子只有7岁；她与丈夫从未被告知或问及关于实验的任何内容；她后来死于不可治疗的放射性感染。然而，斯塔特的母亲只是许多受害者之一。一个由克林顿总统建立的“人类放射性试验咨询委员会”发现了下例事实：
——从40年代直到60年代，在马萨诸塞的瓦尔特·佛纳尔德学校，有数百名弱智少年被喂服了一种特殊的谷物早餐，里面含有带放射性物质的铁和钙；
——1956-1957年，在由美国空军管理的试验中，有120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爱斯基摩人和土著美国人）被暴露在带放射性物质的碘下；
——数千名为美国政府工作的铀矿工人被暴露在放射性水准极高的环境下。“委员会”发现，负责的官员知道危害性，但没有通知这些矿工。其中的数百人后来死于肺癌。
出于反苏反共的目的，美国在冷战期间还插手其欧洲盟国的国内事务，支持那里的“反左”恐怖活动。2000年6月23日，意大利左翼民主党（前身是意大利共产党）公布了一份报告，揭露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反共恐怖主义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报告认为，美国是鼓动使用“紧张局势战略”的罪魁祸首，这种战略是利用不分清红皂白地针对公众的爆炸事件和右翼政变的威胁来稳定中右派对国家的政治控制。而那些制造爆炸事件的人却极少被抓获，原因在于他们与其支持者都是意大利国家机构中的人，而且“这些人还与美国情报机构勾结”。
（二）对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政策
如果说在欧洲的冷战是以相对和平的形式进行的，那么在亚洲的冷战则相对地不和平，因为它包含了两次热战。而且美国在亚洲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在同共产主义战斗的过程中，美国在这一地区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特别是在朝战和越战期间）”，而且“数千美国人在此丧失了生命”。
美国亚洲政策的反共色彩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充分表现出来。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就成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走上侵华的不归路，实际上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然而美国的对日政策一直有姑息、绥靖的因素。影响美国对日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反共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曾给美国各界带来强烈震动，美政府内有人提出要对日本的侵略行为采取强硬态度，但被拒绝。副国务卿威廉·卡斯尔从意识形态出发，认为日本在东亚称雄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日本将维持秩序并将阻止共产主义。在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形成的过程中，英法在欧洲推行“祸水东引”政策，而美国则在亚洲搞“祸水西引”政策。日本也摸透了美国的这种反共心态，总是将其侵略行为与反共联系起来，以软化美国的对日政策。比如，1940年3月，日本首相发表声明为侵略战争进行辩护，提出要在东亚“建设新秩序”，而建设新秩序的目的之一就是“坚定地防止共产主义的威胁”。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美国一直未与日本进行正面军事冲突，不能说与这种反共主义心态无关。
二战结束后，随着美苏冷战的展开，美国的亚洲政策也纳入了冷战框架内。日本宣布投降后，美国虽然很了解蒋介石热衷于围剿共产党而不热心于抗日，也很了解蒋介石政权和国民党内部已腐败透顶，然而美国还是执行扶蒋反共的政策，极力阻挠中国共产党接受日军的投降和收缴日军的武器资财。而当时中国共产党是极力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国民党则以统一来压制民主。在美国的亚洲政策中，反共目标高于民主目标。杜鲁门认为：如果美国“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他还承认，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而经他批准的。随着冷战的全面展开，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更浓厚的反共色彩，将中国共产党看成是苏联的工具，把中国革命当成是“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促使美国制定遏制中国政策的关键因素是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该条约的签订表明中国已经成为“苏联扩张的工具”，要想有效地遏制苏联，就必须同时遏制共产党中国。苏联是美国决策者心目中的最主要敌人。这一点从美国对朝鲜战争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就把它说成是“国际侵略”，而不认为它是朝鲜内战。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后，杜鲁门政府继续把苏联而不是中国看成是在亚洲的主要敌人。艾奇逊说：“（共产党）在朝鲜的一切行动都是莫斯科鼓动的”。美国政府官员认为，中国的抗美援朝运动是按斯大林的旨意行事。关于意识形态在中美敌对关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著名美国学者、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教授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在战后的年月里，当中国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使它彻底丧失人心时，我们对于苏联扩张主义的目的和方法、特别是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口是心非和残酷无情愈来愈感到惊惶不安。由于中美两国日常生活的经验不断产生分歧，共产主义似乎愈来愈成为一国人民的惟一出路和另一国人民的死敌。”哈里·罗西兹克也阐述了相近的观点：在冷战初期“世界被一分为二：‘共产主义世界’和‘自由世界’。任何国家不是好的就是坏的。谁不参加某一方，谁就是坏的。像尼赫鲁那样中立派直到五十年代中期还得不到任何一方的信任。”按说，印度独立后所实行的政治制度更符合美国的要求，美国不应该排斥它。但是由于美国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将走“第三条道路”的印度也当成是异己力量。
出于反共的需要，美国还改变了其对日政策。日本投降后，美国最初的对日政策方针是打击、限制日本，使其不再成为威胁远东和平的力量。当时美国是想将国民党中国扶持成“亚洲的警察”。然而，当国民党在中国内战中的败局已定之时，美国开始改变对日政策，由限制日本变为扶持日本，使日本成为“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前沿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