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献章认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万事万物皆我心的产物。为学的宗旨或目标，在于“以自然为宗”，即求得无任何负累的“浩然自得”。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陈献章有个简要回答：
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庶能有所契合，不为影响依附，只陷于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学法门也。(卷四《书自题大塘书屋诗后》)
可见，陈献章的“心学法门”，即他的心学方法，其要点有二：
(一)以静求“心”
陈献章的心学认为，万物万理具于一心，生于一心，为摆脱万事万物的负累，识得“心”之本体，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在陈献章心学里，“心”不仅是指一种可感觉的、具体的生理实体，而且是具有神秘作用的宇宙本体，它无法通过理性的、逻辑的方法来认识，只能通过非逻辑的、内省方法来觉悟。这种内省的方法自有其心理学的根据，是人们认识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陈献章对它作了精深的分析，也是对人类认识结构要素的贡献。他对其弟子李承箕(字世卿)说：
此心通塞往来之机，生生化化之妙，非见闻所及，将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卷一《送李世卿还嘉鱼序》)
陈献章把这种由“深思而自得之”，即内省体验的以静求“心”的方法，称之为“静坐中养出端倪”。他说：
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端倪方有商量处。(卷二《与贺克恭黄门》)
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作圣之功，其在兹乎！(卷二《复赵提学佥宪》)
何谓“端倪”、“心之体”？是否即是孟子的“四端”？陈献章自己没有作过明确说明。刘宗周曾试作解释：“静中养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拟，口不可得而言，毕竟不离精魂者近是”(《明儒学案·师说》)，似乎也不得要领。实际上，它是指某种本然的、善恶喜怒未形的精神状态。不过，陈献章对这种精神状态作了一些神秘的解释。
(二)以“我”观书
陈献章虽然认为“为学当求诸心”，“静坐”是求“心”的主要方法，但他也不否认需要读书，不否认“学以变化习气，求至乎圣人而后已。”
(卷一《古蒙州学记》)但他主张“以我观书”，反对“以书博我”。他说：
六经，夫子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卷一《道学传序》
陈献章的“以我观书”和陆九渊的“六经注我”涵义是一样的，即认为六经所阐述的道理，即是我“心”的内容。读经在于明了其精神实质，使我心与六经契合，而不是为了博闻强记，增加心的负担。基于这种理解，陈献章和陆九渊一样，并不主张多读书。他说：
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者苟能明，何必多读书。
读书不为章句缚，千卷万卷皆糟粕。
陈献章还主张学贵自得。他认为，所谓“道理”，是自得于心，不是言语可表达的。这种自得可能是对世界和自我某一方面的洞察，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因而很难用语言来表达。他说：“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辞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乱人也。”(卷二《复张东伯内翰》)基于这种理解，他也不主张着书。他说：
他时得遂投闲计，只对青山不着书。(卷八《留别诸友》)
甚至认为“六经而外，散之诸子百家，皆剩语也。”(《明儒学案》)0
卷五《白沙学案·李承箕文集》)故他说“真儒不是郑康成”(卷八《再和示子长》)，传注章句皆是“百氏区区赘疣苦，汗牛充栋故可削”。
陈献章江门心学的思想内容大致就是如此。陈献章的江门心学在宋明理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开始了明代学术局面由初期的朱学统治向中后期的心学风靡的转变；并且它和后起的王守仁姚江心学共同构成了明代心学的主要内容，正如黄宗羲所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序》)“精微”二字正是陈献章思想的最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