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土地问题。八七会议决定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毛泽东提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既少，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并且提到：“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
第四，暴动的区域。当时，原定作为起义中心区域的湘南的局势已起变化。由于唐生智部队南下，湘南同长沙事实上已被隔绝。中共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湖南省委经过反复讨论，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据省委书记彭公达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
8月9日，中共湖南省委将湖南秋收暴动以长沙暴动为起点的计划，报告中共中央。第二天，毛泽东又写信给中共中央，阐述了他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的不同意见。
八七会议虽然正确地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来实行这个总方针，还有许许多多未曾得到解决的问题，党对处理这些新问题又十分缺乏经验。毛泽东在这样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能够如此旗帜鲜明地而又切合实际地提出和中共中央乃至共产国际代表不同的意见，确实充分显示出其过人胆识和求实精神。瞿秋白在一个多月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称赞毛泽东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中共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和毛泽东的信件后于8月22日召开常委会研究。在讨论中，有人指名批评毛泽东“枪杆子中夺得政权”的论断和中央不同，说中央才是“纯粹信任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23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复信，虽然在原则上表示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是对的，但又批评说：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并且提出“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如果就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这是不对的”；还主张“这时在土地问题上的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这些批评和指责显然是脱离了实际情况，这说明中央要改变已有的成见、倾听并接受毛泽东来自实践的呼声，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的复信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其中符合实际情况的部分贯彻执行，对不切实际的批评给予答复。8月30日，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信中直截了当地写道：中央复信“指出此间两点错误，事实及理论均非如兄所说”。第一，“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第二，“兄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订了明确的暴动纲领。要求做到下列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五）组织工农兵苏维埃。
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屠杀工农运动的反动面目进一步暴露，越来越证明毛泽东举共产党红旗实行武装暴动的正确性。中共中央政治局重新审视了革命形势，接受了毛泽东等同志关于秋收起义不举左派国民党旗帜而举共产党红旗的建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决议指出：最近几月的经验（包括南昌起义）指示中央，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目标不能实现，彻底的民权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决定“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中央决定：以后暴动，都举共产党的红旗。“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对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尽管如此，中央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仍与毛泽东不一致。
秋收起义的行动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紧迫的局势，不容许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等人之间的争论继续发展下去。
二、领导秋收起义
1、出征之前
大革命失败后，在湘赣边界存在着几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一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停留在那一带；一支是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还有一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在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措施的情况下，必须迅速决定行止，不能再延搁了。
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1937年9月在延安的合影。8月下旬，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负责人，在湘赣边界的江西修水山口镇举行会议，决定合编为一个师：警卫团为第一团，驻修水；浏阳工农义勇队为第三团，驻铜鼓；平江工农义勇队分别补入这两个团，因为卢德铭已去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由余洒度任师长。此外，安源铁路煤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安福、莲花、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农民自卫军，可以合编为一个团。这几支部队就是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的主要力量。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接到安源市委有关湘赣边界工农武装情况的报告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确定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如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进攻长沙，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构。
会后，毛泽东回到城里“板仓杨寓”休息。他高兴地告诉杨开慧：“省委决定要我去湘赣边界领导武装起义。”可杨开慧开心不起来，她想，一个教书先生，耍耍笔杆子可以，要去搞那种枪杆子并不在行，枪林弹雨，凶多吉少，不免有几分忧虑。她说：“你不能干点别的工作，非玩枪杆子不行？”毛泽东耐心地做开慧的工作，说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她继续说：“这些道理我赞成，可你并不是行家里手呀！”毛泽东说：“行家不敢说，也并非一点不懂，我毕竟当过半年兵，缴过军阀败兵的枪，动枪动刀多少懂得一点。”她又说：“我还是不放心，请省委再研究一下你的工作吧。”毛泽东说：“这已经是省委的决定，我们应该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嘛！”开慧明知讲不过毛泽东，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她转而问道：“何时动身？”毛泽东答；“后天出发。”杨开慧接着说：“那末，我明天就得回板仓了！”毛泽东说：“我送你回去！”
毛泽东话题一转，说：“我们夫妻为革命，同舟共济整整七年，你帮助了我，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现在，革命需要我到前线去，家里仍要靠你照料，托你照顾好妈妈，看管好几个孩子。当然，在老家农村也可以参加一些革命活动……”杨开慧素来深明大义，识大体，顾大局，也有暂时分开的思想准备。经过毛泽东的一番工作，她明确表示：“你放心上前线扛枪打敌顽，我在老家秘密搞农运，照顾好老的和少的……”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提着行李，送杨开慧离开省城长沙。夫妻俩紧紧相随，一边走，一边聊，互相勉励。毛泽东再次拜托杨开慧照顾好妈妈，照管好几个儿子，待稍为稳定下来，就立即来信。杨开慧要毛泽东“注意冷暖，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注意安全，一定要来信”。“千里送行”总有一别。杨开慧含着眼泪接过毛泽东手提的行李，拿出身边仅有的10多块银元给了毛泽东，并说：“这钱你带在身边或许有急用的时候。”还说：“你工作忙，别送啦，回去吧，总还得准备一下，我走啦！”毛泽东说：“再送你一阵。”杨开慧说：“不了”，扭头就快步向前走了。毛泽东含着眼泪目送她走远了。谁能想到，这次送行竟成为这对革命夫妻的最后一次诀别。
出征之前，毛泽东信心十足，镇定自若，完全是一派“大将”风度，甚至还有打纸牌的雅兴。就在奔赴前线的头天下午，这位秋暴前敌委员会书记约上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等人，晚上在沈家大屋打牌。易礼容也想趁毛泽东出征之前，与他话别送行。当他得到毛泽东打牌的“相约”，欣然同意，并再联系两人一同去打牌。
在打牌的方桌上，毛泽东与易礼容为一方，毛为上手，易为下手，其他两位为另一方，双方在打牌中演了一出桌上谈兵的好戏。大谈战争中的攻守进退，双方有进又有退，难分难解。下家的易礼容，要上家积极组织进攻，他来部署配合。上家的毛泽东，要求下家分清是侦察牌还是进攻牌，要特别注意敌方的兵力出动。有时，毛泽东打出一张侦察牌后，敌方不出击，还得再组织兵力打另一张试探牌。一副牌打完的间隙，毛泽东总要总结“前、后方”各次配合的问题。特别提醒后方，不能单独行动，否则会失败；易礼容表示，没有前线军事进攻的发展，后方决不轻举妄动。
毛泽东打牌时也搞“调查研究”。他会记牌，什么牌出了，什么牌还没有出，清清楚楚。他会算牌，谁打出了什么牌，估计手里还留着什么牌，都八九不离十。他有输的时候，但总是赢的时候多。
四人打牌一直打到东方放白才结束。牌打完了，前、后方在暴动中如何配合的问题也解决得差不多了。易礼容最后说，我们在等待着前线的佳音。由于上火车的时间快到了，毛泽东迅速脱下国民革命军的军官服装，换上一身农民的粗布衣裳，向几位“牌友”告别，上前线去了。
9月初，毛泽东赶到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到会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负责人宁迪卿、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等。会议讨论了军事和农民暴动的布置，确定分为三路，从赣西修水、铜鼓和安源三地起义，进击湘东，会攻长沙；同时布置了湘赣边界各县的农民暴动，以配合军事行动。在这三路中，以中路为主力军。那就是驻在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准备会合驻在修水的警卫团，一起向浏阳进攻，“因为这路军事势力较厚，地势较险，浏阳又逼近长沙，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所以，会议决定毛泽东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在会后赶到铜鼓，直接指挥这一路的行动。对安源工作也作了布置：以安源工人和矿警队为主力，暴动后进攻萍乡和醴陵，对长沙取包围之势，但决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使敌人断绝我们的退路”。
9月6日，毛泽东在安源得知留在长沙的湖南省委常委决定的暴动日期为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后，他立刻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向在铜鼓的第三团下达起义计划和部署，通知他们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名称统一定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要他们立刻将这个决定和行动计划向在修水的师部和第一团转达。
这时，国民党内两派间的宁汉对立没有结束。唐生智的主力当时还在东征前线，湖南的兵力比较薄弱，但他们仍在加紧镇压活动。8月中旬，唐生智指令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斓，致电驻防萍乡的师长胡文斗，注意防范，并调集其他军队准备呼应。9月6日，长沙卫戍司令部截获长沙市共产党组织给各支部关于中秋节举行武装起义的密令，随即宣布：从9月8日起，“特别戒严五日，每日晚十时，即断绝交通，并于中秋日加紧戒严，军警停止放假，日夜满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动。”
2、霹雳一声暴动
毛泽东在安源的工作已安排就绪，准备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和安源工人俱乐部党员易子义陪同，赴铜鼓领导中路军第三团起义。在路上，毛泽东化名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张先生，易子义改名为易绍钦。
毛泽东身穿白线褂和白细丝长裤，陪同的潘心源、易绍钦也经过乔装打扮，三人从安源出发了。他们走小路，绕过敌军盘踞的萍乡，到了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村，在客店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们正在吃早餐，忽听得屋外一片狗叫声，随之而来是一阵叫喊声。毛泽东问店老板：“外头在干么子呀？”老板回答：“挨户团在抓人哩，三天两头闹腾一回，不晓得哪来这么多的共产党！”易绍钦听了有些紧张，想赶快走。毛泽东稳住他说：“遇事不能慌张，咱们生意人怕什么？照常吃饭。”话音刚落，3个手持梭镖的团丁跨进屋，其中一个恶狠狠地问道：“你们从哪儿来，来干什么的？”毛泽东沉着地回答：“我们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吃完饭准备去铜鼓采购夏布、桐油的”，说着便随手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递给那个凶汉，“这是矿上的证明。”团丁看后又盘问了一番，未见破绽，接着到铺房里看了看，就出门了。毛泽东等总算松了口气，继续吃早饭。
不一会儿，另外两个团丁又进来了，说是要他们3个到民团总部走一趟。本地人潘心源开口质问：“不是刚才查问了，怎么又来烦人呀！”其中一个吆喝道：“别多废话，这又不是做买卖，还讲什么价钱，要是惹火了老子，只能用绳子绑着走了。”毛泽东觉得弄僵了反而要吃苦头，给潘心源两人使了一个眼色后说，“好吧，就走一趟，无非是耽误一些时间。”3人走出客店一看，民团已经抓了一些人，尽是些做小本生意、走亲戚的人，而且都用绳子绑着。几个团丁也要用绳子来绑毛泽东等3人，其中一个团丁说：“他们3人有安源煤矿的证明，就算了。”幸好有这张证明，要不然捆着就难以脱身了。
这些团丁一共有20来人，他们用梭镖抵着毛泽东3人的脊梁骨，把他们作为有证明信的“嫌疑犯”放在一串人后面，一同押往民团总部。刚离张家访村时，团丁们盯得很紧，走了一段路后，他们各自抽烟、说话，对“犯人”稍有放松。毛泽东边走边想脱身的办法。他急步走近潘心源，轻声问：“钱好拿吗？”潘心源回答：“捆在里面，一下拿不出来。”毛泽东接着说：“也罢！”其实，他身上有些钱，无非是通一点“要逃”的信息。
毛泽东放慢脚步走在队尾，并学着铁拐李的样子一拐一拐地走着。潘心源听到后面团丁“快走、快走”催促声，也加快步伐，且有意碰了一下易绍钦。他们两人故意拉开距离，团丁要毛泽东加快步伐，不要掉队。这时，毛泽东回过头来对团丁说：“老哥，我脚疼，是伤筋了。”团丁道：“嗬！照你这么说，我还得派辆轿子来抬你？”毛泽东接着道：“说到哪里去了，我是说快不起来，我忍着痛尽量走就是了。”他说着，有意的用脚踢了一块石头，使口袋里的银元和铜板发出声来。顿时，团丁的眼睛睁大了一下。毛泽东倒过身去问团丁：“大哥，尊姓大名，家境如何？”团丁朝前面看了一眼，低声地回答：“本人姓黄，家里5口，靠我挣几块卖命钱过活……”这时，毛泽东已挨着团丁井然走着，从口袋里抓出两块银元塞给团丁，说：“黄大哥，这点钱，莫要嫌弃，拿去买碗茶喝。”团丁接过钱迅速地藏进贴身的小衣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