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复堂《箧中词选》谓：“蒋鹿潭《水云楼词》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间，分鼎三足。”然《水云楼词》小令颇有境界，长调惟存气格。《忆云词》精实有余，超逸不足，皆不足与容若比。然视皋文、止庵辈，则倜乎远矣。
【赏析】
纳兰容若虽然只有短短三十一年生命，但却是清代享有盛名的大词家之一，身后被誉为“满清第一词人”，况周颐亦称其为“国初第一词手”。他的词在当时产生过“家家争唱”的轰动效应，独步三百年。纳兰容若是极为性真之人，落拓无羁，超逸脱俗，戚戚于富贵而以贫贱为可安，身在高门广厦却常有山泽鱼鸟之思，对求之而不得长久的爱情、对心与境合的自然和谐状态，他流连向往，加之天赋异禀，才华出众，因而他的词作尽出佳品，词风清新隽秀，哀感婉丽，直指本心，颇近南唐后主。他本人也十分欣赏李煜，曾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而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而二人阅世之浅、性情之真，则更为相似。故王国维称其“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纳兰词虽自非蒋氏、项氏所可比，然而蒋、项二人词哀思郁结、情真意切，又比当时词家高一筹。张惠言词失于空枵，周济词失于苦涩，然二家毕竟词坛巨擘，自有佳篇传世，如张惠言之《水调歌头》《木兰花慢·杨花》以及周济的《渡江云·杨花》等。
十九
词家时代之说，盛于国初。竹垞谓：词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后此词人，群奉其说。然其中亦非无具眼者。周保绪曰：“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又曰：“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故深者反浅，曲者反直。”潘四农曰：“词滥觞于唐，畅于五代，而意格之闳深曲挚，则莫盛于北宋。词之有北宋，犹诗之有盛唐。至南宋则稍衰矣。”刘融斋曰：“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沈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可知此事自有公论。虽止庵词颇浅薄，潘刘尤甚。然其推尊北宋，则与明季、云间诸公，同一卓识也。
【赏析】
王国维于《人间词话》中大体把词体的演变分为三个时期：唐末五代、北宋、南宋，又对每一个时期以及三者的高下都作出了评论，譬如他认为“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诸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本编第四十则），可见王国维向来极其推崇北宋词。唐末五代是词的草创时期，“二百年的词都是无题的，内容都很简单，不是相思，便是离别，不是绮语便是醉歌”（胡适《词选》）。北宋词为王国维、胡适极端推崇，“这些作者都是有天才的诗人，他们不管能歌不能歌，也不管协律不协律，他们只是用词体作新诗”（胡适《词选》）。南宋词被二人不遗余力地排击，“第一，是重音律而不重内容。……这种单有音律而没有意境与情感的词，全没有文学上的价值。第二，这个时代的词侧重咏物又多用古典——这种等于文中的八股，诗中的试帖，这是一般词匠的笨把戏，算不得文学”（胡适《词选》）。
很显然，王国维对这三期词的高下评价符合他对文学史上文体演变的论断，“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故他认为就词一体而论，后不如前。
二十
唐、五代、北宋之词，可谓生香真色。若云间诸公，则彩花耳。湘真且然，况其次也者乎？
【赏析】
“生香真色”，亦有作“活色生香”的。此中有视觉与嗅觉的通感，非神似之化境无以为之，自是栩栩如生，水灵如动，宛若流香。王士禛将此由丹青画笔移至千古诗文，乃指一种真切自然、“不隔”而似在眼前、最得其神韵之至的境界。此确为诗文之诀，不易之论。“彩花”，虽色彩斑斓，然无香气、无肉骨，犹言今日之“假花”。宋以后之词，大多遗神取形、遗韵取貌，没有意境与真情，寡然无味。丹青绘花之佳作，妙笔写花之佳篇，生香真色，远胜于“假花”，推而广之，亦然。
此番王国维未有以南宋之词与五代、北宋之词作比，而以云间诸公之词与之作比，则于云间诸公之词，是既褒又贬也。而云间三子之中，王国维又以陈士龙为最上。
二一
《衍波词》之佳者，颇似贺方回。虽不及容若，要在浙中诸子之上。
【赏析】
王国维说过，北宋名家，以贺方回为最次，其词与王士祯之词颇似，非不华瞻，惜少真味。那么，于王国维处，王士祯词与北宋词相比，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境界上，都可谓远哉遥遥。
事实上，王士祯长于诗，其诗清新蕴藉，刻画工整，他更被誉为清初诗坛领袖、一代诗宗。王士祯论诗主“神韵”，这渊源于唐司空图的“自然”“含蓄”之说和宋严羽的“妙悟”“兴趣”之说，推崇清幽淡远、含蓄深蕴、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为作诗要诀。
于词，王士祯长于小令，用绝句笔法入词，然含蓄之味多，沉厚之旨少。其词学著作《花草蒙拾》，是他读《花间集》《草堂诗余》所作的札记，与前代词论著作特别是张炎的《词源》有着密切的关系。
于王士祯处，诗和词并非是泾渭分明的，他在表述其神韵说时亦并未将诗词完全分开，而往往是诗词并举。所以，王士祯的诗论和词论应该是相互独立而又相互影响的，二者共同推动其神韵说的丰富和深化。然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同主“神韵”之旨，而诗长于词，亦属不可强至之事。
朱彝尊与王士祯并为清初诗坛南北二宗，其词与陈维崧合称“朱陈”，共执词坛牛耳。朱彝尊推尊词体，崇尚醇雅，宗法南宋，开创了浙西词派，拓展了清词的新格局。其词音律和谐、蕴藉空灵、清醇高雅，又顺应太平为盛世之音，故而其流风绵亘康、雍、乾三世而不衰。陈维崧学识渊博，性情豪迈，才情卓越。其词风导源于苏辛，善于以豪情抒悲愤，使豪放词在清初重又大放异彩；他继承《诗经》和白居易“新乐府”的精神，赋予词以沉重的历史使命感，乃至有“词史”之谓。他的词睥睨跋扈，悲慨健举，为阳羡词派的一代词宗。
由此看去，则王氏之词未必在朱、陈二人之上。三公之词孰高孰低，见仁见智。
二二
近人词如《复堂词》之深婉，《疆村词》之隐秀，皆在半塘老人上。疆村学梦窗而情味较梦窗反胜。盖有临川、庐陵之高华，而济以白石之疏越者。学人之词，斯为极则。然古人自然神妙处，尚未见及。
【赏析】
朱孝臧早岁工诗，风格近孟郊、黄庭坚，近人陈衍称其为“诗中之梦窗（吴文英）”。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王鹏运于京师立词社，邀其入社，方专力于词。其词取径吴文英，上窥周邦彦，旁及宋词各大家，打破浙派、常州派的偏见，勤探孤造，抗古迈绝，自成一家。又精通格律，讲究审音，有“律博士”之称。所以被时人尊为“宗匠”，乃至被视为唐宋到近代数百年来万千词家之“殿军”。
近人张尔田称其词“跨常迈浙，凌厉跞朱”，“拟之有宋，声与政通，如范、如苏、如欧阳，深文而隐蔚，远旨而近言，三熏三沐，尤近觉翁”。正是“学人之词，斯为极则”。
那么，何为“学人之词”？“学人”有二解，一者作动宾结构，“学”为动词，意为模仿；一者整体作一个名词，盖以其身份为“学者”或“有学问”之故，清人谭献将清词创作分成“才人之词”、“词人之词”和“学人之词”，当然，若仍以创作者的身份而论，还可分出“诗人之词”、“哲人之词”、“文家之词”、“史家之词”、“杂流之词”等。王国维于此当兼有“学人”二意。
一部分文人采用民间的新文学体裁来创作自己的文学作品之后，大量文人包括劣等者便来模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人”兼有两重内涵。王国维将词体演变划分为唐末五代、北宋、南宋三个时期，胡适对应地作出了“歌者之词”“诗人之词”“词匠之词”的分期，任访秋将其归纳为：平民（文体的创造者）、文人（文体的完全者）、文匠（文体的模拟者）。若将“南宋”的时间段放大为“北宋以后”，则模拟古人的文匠们，皆未得其自然神妙者，虽然不乏学得极像者。
二三
宋直方《蝶恋花》：“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著。”谭复堂《蝶恋花》：“连理枝头侬与汝，千花百草从渠许。”可谓寄兴深微。
【赏析】
宋徵舆为诸生时，与陈子龙、李雯等倡几社，以古学相砥砺，三人合称“云间三子”，所作以博瞻见长，其才气睥睨一世。谭献的词，内容多抒写士大夫文人的情趣。由于强调“寄托”，风格过于含蓄隐曲。但文词隽秀，琅琅可诵，尤以小令为长。二人的词作虽隐晦，但还是可以看出情思所在。如“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著”两句，明显表达的是怀旧的情绪。如果联系宋徵舆的生平，我们就会知道这种怀旧可能不只是单纯怀念旧时的恋人。经历过改朝换代的文人，尤其是在满人夺取中原政权的情况下，总少不了对前朝的怀念。以“清朝遗老”自居的王国维读到这种诗，自然会有很多触动，而感慨“寄兴深微”，可谓别有深思矣。
二四
《半塘丁稿》中和冯正中《鹊踏枝》十阕，乃《鹜翁词》之最精者。“望远愁多休纵目”等阕，郁伊惝恍，令人不能为怀。《定稿》只存六阕，殊为未允也。
【赏析】
王鹏运与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称“晚清四大家”。由于他大力倡导词学，且能奖掖后辈，著名词人文廷式、朱孝臧、况周颐等均曾受其教益。成就突出，在词坛声望很高，向被尊为“晚清四大家”之冠。
王鹏运力尊词体，尚体格，提倡“重、拙、大”等，使常州词派的理论得以发扬光大，并直接影响当世词苑。况周颐的《蕙风词话》许多重要观点，即根源于王氏。晚清词学的兴盛，王氏起了重要作用。朱孝臧评王鹏运的词作，“导源碧山（王沂孙），复历稼轩（辛弃疾）、梦窗（吴文英），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化”（《半塘定稿序》），大体是符合实际的。王国维慧眼识珠，自然懂得欣赏王鹏运的词作。王鹏运在编辑自己词集的定稿时删掉了和冯正中《鹊踏枝》十首中的三首，难免会令王国维感到可惜。
二五
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阮亭《花草蒙拾》谓：“坡公命宫磨蝎，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由今观之，受差排者，独一坡公已耶？
【赏析】
张惠言有感于浙派词的题材狭窄，内容枯寂，在《词选序》中提出了“比兴寄托”的主张，强调词作应该重视内容，“意内而言外”，“意在笔先”，“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低回要眇，以喻其致”。
从清词的发展情况来看，张惠言的词论有超越前人之处。张惠言在《词选》序中，批判当时以词为“小技”，专写征歌逐醉无聊应酬之作的颓风。推崇词体，强调词要有比兴寄托，言志咏怀，主张“意内言外”，以深美宏约为准的，奠定了常州词派的理论基础。但他强调的“比兴寄托”在应用上也有片面性，如论说温庭筠、韦庄和欧阳修的一些艳词都有政治寄托，即失之于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