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学派的经济思想在浙东实学中最具系统性，而其集大成者叶适的经济思想具有典型意义。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晚年在永嘉城外水心村着书讲学，世称水心先生，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淳熙五年(1178年中进士，历仕京外，曾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太常博士等，屡奏言复兴，要求抗金。《宋史·叶适传》称“适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开禧北伐时，他出知建康府立有战功；又在江淮屯田练兵修垒筑堡，防御金兵进犯；到韩佗胄败后，他因“附会用兵”被革职。叶适倡导“务实而不务虚”(《水心文集·补遗》)，他批评“高谈者远述性命，而以功业为可略”(《水心别集》卷15《上殿札子》)，主张“黜虚从实”，修实政、行实德、实事实功。黄宗羲在《宋元学案·艮斋学案》的案语中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实际功效是衡量道义正确性的指标。
就学术渊源看，一般认为永嘉学宗二程，有永嘉先辈周行己、许景衡、郑伯熊等，经薛季宣(1134─1173)、陈傅良(1137─1203)发展“实事实理”学风，到叶适而永嘉实学蔚为大观。黄百家说：“永嘉之学，薛、郑俱出自程子。”(《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但全祖望提出：“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宋元学案》卷《周许诸儒学案·序录》)他认为：“浙学于南宋为极盛，叶、蔡宗止斋以绍薛、郑之学为一家，遂与同甫之学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陆，而自为门庭者。”(《宋元学案》卷53《止斋学案》)为叶适立学案，论“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一洗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叶适引留茂潜语：
“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水心文集》卷10《温州新修学记》)学术流脉固然重要但不易说清，且思想家的研究不宜仅以此为据，故宜较宏观性把握。叶适远承伊洛，近师周、郑，光大薛、陈而集永嘉学之大成；其学术是有宋以来反传统思想与务实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原文化的发展流变与东南地域社会经济结合的产物。当时，孝宗朝既有战争威胁又相对稳定，要励精图治就要务实空谈无用，这也是时局的需求。另外，宋南渡后大量士人荟萃东南有利于交流汲取，形成众多学派并存的生动局面，具叶适所说的“师友之教”与“流风相接”，加上他任官务实的经历等等，对永嘉实学之大成均起作用。
叶适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他与朱熹有联系，又与浙东其他学派有来往，他推崇陈亮，为之铭墓志、序文集，他们被朱熹指责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朱子语类》卷122)早年他还在朝中为朱熹理学进言说话；在《进卷·管子》中，指责管仲始坏王政，“以利为实，以义为名”(《水心别集》卷6)；在淳熙五年(1178年)的《廷对》中他提出：“孔子修群圣人之道，付之儒者使世守之。而秦汉以还，习于功利杂伯之政，与群圣人之道不类”，主张“谈谊而不谈利，计德而不计功”(《水心别集》卷9)。而晚年的代表作《习学记言序目》则明显变化，反对空谈倡言功利。此书“根柢《六经》，折衷诸子，剖析秦汉，迄于五季。”(《习学记言序目》嘉定十六年序)是他对对传统思想的系统反思。
叶适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贡献，突出于其反传统精神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并且较为全面系统，所及几乎涵括传统经济观诸方面，以下要点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他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创新──1.义利观
事功实学在义利观上有其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叶适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23)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名言受到“全疏阔”的评价，无功利的道义被认为只是无用的“虚语”，这是对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进行的深刻修正。叶适解释道：
“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习学记言序目》卷27)“昔之圣人，未尝吝天下之利。”(《水心别集》卷3《官法下》)他说：“古人之称曰：
‘利，义之和’；其次曰‘义，利之本’；其后曰‘何必曰利？’然则虽和义犹不害其为纯义也；虽废利犹不害其为专利也，此古今之分也。”
(《习学记言序目》卷11)他主张“成其利，致其义”(《习学记言序目》卷22)。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利”不仅与“义”不矛盾，而且是“义”的基础，完全不同于将“义”置于首位或要求以符合“义”的规范来取“利”的要求。他强调致富，但认为“‘崇高莫大乎富贵’，是以富贵为主，至权与道德并称，《书》、《诗》何尝有此义，学者不可从也；从之则富贵不足以成道德，而终至于灭道德矣。”(《习学记言序目》
卷4)他不认为义利是对立的，也不主张“明道”和“计功”对立；功利是义理的外化，主张结合事功讲义理，他说：“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水心别集》卷3《士学上》)，“义”成为养“利”的手段。
2.本末观
“重本抑末”是传统经济观的主要倾向。叶适则讲三代“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到汉代始行抑商政策，他认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习学记言序目》卷19)此前反对“重本抑末”者也不乏人，但对这一传统教条本身进行公然批判否定、从学理上指为“非正论”的则自叶适始。尽管他还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本工商末”的基本理念，但他的“非正论”说，已经标志着宋人的商品经济观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他主张“商贾往来，道路无禁”(《水心别集》卷1《治势下》)，指出“夫山泽之产，三代虽不以与民，而亦未尝禁民自利”，当时“而坐盐茶、榷酤及它比、巧法、田役、税赋之不齐以陷于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为重。”(《水心别集》卷2《国本下》)他要求政府改变政策。
叶适对工商业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反对重本抑末和夺商专利方面，而且提高到欲使工商业者参政议事、进入统治集团的程度。“其要欲使四民世为之，其理固当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事。至于丞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否定不许工商子弟为官的旧规，主张入仕无身份限制等，在经济思想史有着重要意义，这与时代变迁相关联。当时“乃至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认不群者，亦许解送。”
(《宋会要辑稿·选举》卷14之15、16)苏辙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栾城集》卷21《上皇帝书》)与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唐六典》卷3)不同了。叶适的观点很有价值，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经济地位提高，政治利益要求也提上日程；而古代中国谈不上有商人思想家，因此士大夫集团中代表商人利益、为他们讲话的意见就很难得。从北宋范仲淹以“吾商”自喻，到叶适要求许可工商业者入仕，证实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思想观念变化。不过，这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与西方的市民阶级的自治权益要求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永嘉学派对“农本工商末”这一基本概念的否定和突破。叶适的学生陈耆卿在叶适死后继承其学，并有光大。叶适生前对他褒奖有加，在《题陈寿老文集后》中夸陈之作“驰骤群言，特立新意，险不流怪，巧不入浮”。(《水心别集》卷29)陈耆卿在所修《嘉定赤城志》卷三七《风俗门·重本业》中，采用绍圣三年年)当地地方官郑至道所作《谕俗七篇》内容，明确提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此为迄今所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四业皆本”的史料，较以往学术界定论此论最早由明末清初的黄宗羲(1610-1695年)在《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提出早约五百余年，浙东实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贡献。
3.理财观
传统时代的经济问题中财政是为关键。由于“讳言财利”，连大张旗鼓变法理财的王安石都小心谨慎地避“言利”、“聚敛”之名。叶适指出：“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而其善者，则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为理财而已矣。
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他是说圣君贤臣都应善理财，这是很杰出的思想。他还提出“世异时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财也。”
即再好的办法，不顾客观时代环境也不行。他批评王安石变法“夺商贾之赢”“天下终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为圣贤不理财，言理财者必小人而后可矣。”“苟欲以不言利为义，坐视小人为之，亦以为当然而无怪也。”(《水心别集》卷2《财计上》)他的“善理财”的标准是“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但他并不赞成司马迁的自由放任主张，《习学记言序目》评述《史记·货殖列传》时说：“所谓‘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其次教诲整齐’者，其权皆听于奸猾不轨之细民而后可，则孰与为治？兼失之矣。”因为“欲收天下之功以利为实，以义为名故凡为管仲之术者，导利之端，启兵之源，济之以贪，行之以诈，而天下之乱益起而不息。“还说：“若桑弘羊之于汉，直聚敛而已耳，此则管仲、商鞅之不忍为也。盖至于唐之衰，取民之利无所不尽，则又有弘羊之所不忍为者焉。”(《水心别集》卷6《进卷·管子》
他对当时财利匮乏的认识也别具一格：“盖自昔之所患者，财不多也，而今以多为累；故财以多为累而至于竭。财以多为累，则莫若少之”(《水心别集》卷10《实谋》)这在经济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论点。不过，叶适自有他的道理：“隋最富而亡，唐最贫而兴。
故财之多少有无，非古人为国之所患，所患者，谋虑取舍，定计数，必治功之间耳”(《水心别集》卷11《财总论一》)即关键在于治国方略的正确和取得实利功效，而不应“奉头竭足以较锱铢”。他提出入宋以来财入数倍发展“是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但贫乏越重。指出“夫计治道之兴废而不计财用之多少，此善于为国者也。古者财愈少而愈治，今者财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财愈少而有余，今者财愈多而不足。”他要求罢去苛捐杂税，则“财少则有余，有余则逸，以之求治。”(《水心别集》卷11《财总论二》)尤其针对越来越多的财入，说是“盖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刘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水心别集》卷11《经总制钱一》)“多财本以富国，财既多而国愈贫”(《水心文集》卷1《上宁宗皇帝札子三》)，“兵多而至于弱矣，盖财以多而遂至于乏矣。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而后强也；财以多而乏者，可使少而后裕也。”(《水心别集》卷15《上殿札子》